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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樣的關係看來是雙方努力才形成的，是長期思考甚至疑慮的結果。這是因為雙方能從過去繼承的隻有相互的惡感。我國幾十年來把社會民主黨說成是敵人，有時甚至是主要的敵人（史達林時代），這一時期的餘音在改革頭幾年仍時有出現。戈巴契夫至少在1985—1986年在同西方共產黨代表談話時有一兩次脫口說，向社會民主黨人沒有什麽可以學習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墮落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上去，可是後來，隨著相互深入了解，同社會黨國際實際政策的接觸，觀點開始發生變化。戈巴契夫和勃蘭特氣質上相似，又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家，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可以相容，甚至在某些方麵還互為補充，戈巴契夫把勃蘭特的去世當作個人沉痛的損失。
我從波恩飛往巴黎，在那裏同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喬治·馬歇會談，然後同社會黨領導人皮埃爾·莫魯阿共進早餐，受到老相識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接見，還有其他一些會晤，因為關注“莫斯科事態”的人的數量顯然超過了我在巴黎逗留的可能性，但這種關注都極其真誠。盡管就色彩和內涵來說是不一樣的。
馬歇關心莫斯科現在是否還奉行國際事務上的“階級分析方法”，他同時明顯擔心蘇共同社會黨領導人、同密特朗總統接近，這是因為，盡管法國共產黨和法國社會黨在此前若幹年中周期性地嚐試搞好合作，競爭畢竟仍占上風。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明白，從國家來說，兩國關係必須改善，法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一貫是非常明確的，但對可能的競爭對手的妒忌心仍時有表現。
密特朗在剛當選總統後看來有意同莫斯科減少接觸，在1984年重又積極推動兩國關係，他當時訪問了蘇聯，“解凍”了某些舊的思想，他很關心蘇聯領導人的變動對他預示著什麽，在他的蘇聯之行中就“注意到”了戈巴契夫，因為在蘇聯領導人為法國客人舉行的午宴上戈巴契夫的插話相當放得開，他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向我打聽戈巴契夫的情況，我當時持應有的謹慎態度，但仍然設法加強密特朗對這位年輕的、新的政治局委員的興趣，密特朗問道：他能當第一把手嗎？我的回答是模稜兩可的，雖然我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多少年後，戈巴契夫作為他建立的基金會的領導人訪問巴黎，密特朗跟他提起莫斯科之行時說，“紮格拉金當時就向我指出您大有前途，”戈巴契夫回答說，總統沒有忘記這件事，使我感到高興，但同時他的話使我感到有些尷尬，因為密特朗“揭發了”我們之間完全私下的談話……
我返回莫斯科後，自然通過米·謝·戈巴契夫的助手向他匯報了我此行的印象，但同這些變革的外國夥伴的討論並未就此結束，當時每天都有人來莫斯科，其中有當時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洛塔爾·席佩特、比利時社會黨主席吉·斯皮塔爾斯等，這時來訪問的還有美國眾議院代表團，最高蘇維埃同這個代表團談了兩天，美國代表團每一回都反覆提出一個問題：“會出現什麽情況？……”歐洲人可以說比美國人更關注莫斯科的變革。而德國人和比利時人首先問的是裁軍談判的前景，美國人問的則是人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3)
不管怎麽樣，我根據自己的印象可以得出結論說：世界當時對戈巴契夫充滿了期待，而且期待某些東西。究竟期待什麽呢？各有各的期待。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期待，至少在當時，在新的總書記剛當選的頭幾個月，就出現後來幾年中鋪天蓋地的那種變革。指望這些變革的人是有的，但他們自己都不信。多數人疑慮重重。
隨著時間的推移，變革的實際特徵累積得越來越多，但是尤其在改革的頭兩年（不過也不光是在頭幾年）給輿論和外部世界的信號是很矛盾的，對這些信號的反應也在不斷變化。
1985年中央在6月初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確切些說是討論科學技術進步問題的會議在國內外引起了許多議論。其次這次會議是以打了折扣的方式落實中央全會早就規劃了的科學技術進步方麵的決策的。這次會議的召開一拖再拖（以各種不同的藉口）。但這一回終於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這次會議當然不等於中央全會，但至少在認識形勢的嚴峻方麵邁出了重大的一步。我在這裏提到這次會議是因為米·謝·戈巴契夫在會上作的報告和隨後進行的討論引起了國外的關注。
戈巴契夫在會上第一次對我國極其重要的領域的現狀作了十分具體尖銳的批評和分析，最高層第一次公開承認蘇聯在科學技術上越來越落後於西方國家這一事實，國外在改革之前就有不少文章談到了這方麵的落後，這次會議讓那些以批評社會主義為專業的人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連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也承認他們說得對！
我非常關心西方社會左翼的獨特反應，西方社會的左翼當時分成兩派：一些人習慣於持守舊和保守的立場，感到很氣憤，為什麽戈巴契夫要講這個問題！即使講的都是真事，但這一真相……有害於社會主義；我國的某些專家也有這樣的情緒，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令人快慰的謊言當然不會像直言不諱的真話那樣讓人生氣，但這樣的謊言是發展十分巨大的障礙。相反，另一部分人歡迎說真話，認為揭露真相是恢復健康的徵兆，是激勵進步的動力。
我從波恩飛往巴黎，在那裏同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喬治·馬歇會談，然後同社會黨領導人皮埃爾·莫魯阿共進早餐，受到老相識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接見，還有其他一些會晤，因為關注“莫斯科事態”的人的數量顯然超過了我在巴黎逗留的可能性，但這種關注都極其真誠。盡管就色彩和內涵來說是不一樣的。
馬歇關心莫斯科現在是否還奉行國際事務上的“階級分析方法”，他同時明顯擔心蘇共同社會黨領導人、同密特朗總統接近，這是因為，盡管法國共產黨和法國社會黨在此前若幹年中周期性地嚐試搞好合作，競爭畢竟仍占上風。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明白，從國家來說，兩國關係必須改善，法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一貫是非常明確的，但對可能的競爭對手的妒忌心仍時有表現。
密特朗在剛當選總統後看來有意同莫斯科減少接觸，在1984年重又積極推動兩國關係，他當時訪問了蘇聯，“解凍”了某些舊的思想，他很關心蘇聯領導人的變動對他預示著什麽，在他的蘇聯之行中就“注意到”了戈巴契夫，因為在蘇聯領導人為法國客人舉行的午宴上戈巴契夫的插話相當放得開，他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向我打聽戈巴契夫的情況，我當時持應有的謹慎態度，但仍然設法加強密特朗對這位年輕的、新的政治局委員的興趣，密特朗問道：他能當第一把手嗎？我的回答是模稜兩可的，雖然我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多少年後，戈巴契夫作為他建立的基金會的領導人訪問巴黎，密特朗跟他提起莫斯科之行時說，“紮格拉金當時就向我指出您大有前途，”戈巴契夫回答說，總統沒有忘記這件事，使我感到高興，但同時他的話使我感到有些尷尬，因為密特朗“揭發了”我們之間完全私下的談話……
我返回莫斯科後，自然通過米·謝·戈巴契夫的助手向他匯報了我此行的印象，但同這些變革的外國夥伴的討論並未就此結束，當時每天都有人來莫斯科，其中有當時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洛塔爾·席佩特、比利時社會黨主席吉·斯皮塔爾斯等，這時來訪問的還有美國眾議院代表團，最高蘇維埃同這個代表團談了兩天，美國代表團每一回都反覆提出一個問題：“會出現什麽情況？……”歐洲人可以說比美國人更關注莫斯科的變革。而德國人和比利時人首先問的是裁軍談判的前景，美國人問的則是人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3)
不管怎麽樣，我根據自己的印象可以得出結論說：世界當時對戈巴契夫充滿了期待，而且期待某些東西。究竟期待什麽呢？各有各的期待。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期待，至少在當時，在新的總書記剛當選的頭幾個月，就出現後來幾年中鋪天蓋地的那種變革。指望這些變革的人是有的，但他們自己都不信。多數人疑慮重重。
隨著時間的推移，變革的實際特徵累積得越來越多，但是尤其在改革的頭兩年（不過也不光是在頭幾年）給輿論和外部世界的信號是很矛盾的，對這些信號的反應也在不斷變化。
1985年中央在6月初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確切些說是討論科學技術進步問題的會議在國內外引起了許多議論。其次這次會議是以打了折扣的方式落實中央全會早就規劃了的科學技術進步方麵的決策的。這次會議的召開一拖再拖（以各種不同的藉口）。但這一回終於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這次會議當然不等於中央全會，但至少在認識形勢的嚴峻方麵邁出了重大的一步。我在這裏提到這次會議是因為米·謝·戈巴契夫在會上作的報告和隨後進行的討論引起了國外的關注。
戈巴契夫在會上第一次對我國極其重要的領域的現狀作了十分具體尖銳的批評和分析，最高層第一次公開承認蘇聯在科學技術上越來越落後於西方國家這一事實，國外在改革之前就有不少文章談到了這方麵的落後，這次會議讓那些以批評社會主義為專業的人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連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也承認他們說得對！
我非常關心西方社會左翼的獨特反應，西方社會的左翼當時分成兩派：一些人習慣於持守舊和保守的立場，感到很氣憤，為什麽戈巴契夫要講這個問題！即使講的都是真事，但這一真相……有害於社會主義；我國的某些專家也有這樣的情緒，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令人快慰的謊言當然不會像直言不諱的真話那樣讓人生氣，但這樣的謊言是發展十分巨大的障礙。相反，另一部分人歡迎說真話，認為揭露真相是恢復健康的徵兆，是激勵進步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