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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隨後的五年中倫敦和華盛頓的政界、軍界和情報部門權勢集團仍堅信，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民主化和公開性，都是想以此來贏得時間重整蘇聯經濟和準備新躍進的共產黨人奸詐的陷阱；那些認為戈巴契夫確實打算按他說的那樣改革的人，則斷定蘇共、克格勃和軍隊上層會成功地抵製他的想法。於是所有的人都擔心“國外戈巴契夫熱”，因為他們覺得“國外戈巴契夫熱”會破壞人們抵抗共產主義的決心。1988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專家預言，今後20年蘇聯將是美國安全的主要威脅。
1989年上半年是戈巴契夫在國內外取得最大勝利的時期。1989年前夕他在聯合國宣布單方麵裁減軍備的計劃，這個計劃幾乎迎合了西方在10年中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西方把這個計劃當作又一個陷阱，而華盛頓的新政府（老布希當了總統）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才會相信戈巴契夫的真心實意。這是邁出的第一步，接著而來的是蘇軍撤出歐洲、兩德統一、版圖幾乎與舊的沙皇帝國差不多大的蘇聯解體。盡管這種生死攸關的變化無疑遲早會發生，但由於戈巴契夫，這些變化沒有帶來流血，而其他帝國歷史中（包括英帝國）在其沒落時往往會發生流血事件。
戈巴契夫在他的國家裏舉行了第一次真正的選舉，這樣的選舉在俄國最後一次是在72年前進行的，當時選舉了立憲會議，而立憲會議的下場大家都已知道。按照西方的尺度，這一次的選舉製度並不是非常理想的，它在安排時考慮了要讓共產黨占優勢。但它給了選民現實的選擇，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等地選民很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選舉權，把舊的黨的行政管理人員趕走，選出了支持改革的新人。
這次選舉比波蘭第一次自由選舉早三個月。1950年代我們生活在波蘭時，波蘭朋友告訴我們說，隻要蘇聯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就不能指望波蘭改革，現在波蘭人和華沙條約的其他國家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了。
盡管很奇怪，但卻是事實，正是在這個取得最大勝利的時刻，戈巴契夫在國內的聲望卻開始下跌。這個可以用三個主要原因來解釋。
第一個原因是，他沒能搞好迅速衰落的經濟。1960年代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重又走上前台，他們給戈巴契夫提出了一些好的，但同時走得太遠的建議，但並沒有提出能取代不中用的中央計劃體製運行的足夠激進的東西。到1990年秋天，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失業增加了，而商店空空如也；起初俄羅斯“大街上的人”很喜歡戈巴契夫的親切態度；改革頭幾年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大街上同人民的談話轟動一時；現在人們轉過身子不理他。
第二，各加盟共和國裏風潮迭起，加上從德國撤軍帶來的屈辱感、戈巴契夫在監控軍備問題上的讓步，都開始使黨和軍隊內原先支持戈巴契夫的人怒不可遏，其中一些人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聚會時把他稱作叛徒。
第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開始離他而去，這些人對他仍然通過蘇共行動心存疑慮，而蘇共自身的改革比他想要的來得慢，他們批評他不敢在經濟上邁出痛苦的一步，他們因此拋棄了他站到了葉爾欽一邊，以為葉爾欽是更名副其實的“民主派”。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3)
因此，到1990年底，戈巴契夫的政治方針走進了死胡同，這為右派勢力開通了道路，他們在1991年8月發動了政變。西方早在1989年甚至更早就察覺到反戈巴契夫政變的風險。英國外交部和我經常就這一話題交換書信，因此當政變真的發生時，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中沒有人感到驚訝。但我們中沒有人能預言發動政變的日期，戈巴契夫本人同樣如此。隻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做到了，他們在叛亂開始前幾天報告布希說，蘇聯8月19日後的一周內可能發生政變，結果他們說對了。據我所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專家得出這個結論時並沒有依據某些秘密情報，他們不過是對眾所周知的信息，包括報刊上的信息分析得比我們好。
但是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沒有預言叛亂會失敗，相反，美國中央情報局跟我們大家一樣認為，由黨、軍隊和克格勃支持的任何叛亂都保證能取得一段時間的成功，即使時間不長，盡管最終蘇聯製度還得重返改革的道路，但是戈巴契夫促成的政治變革的浪潮粉碎了許多普通公民的頭腦中，甚至領導政變的人的頭腦中定型的陳規戒律，最終不是別人，而正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為了避免流血下令坦克撤出莫斯科。
戈巴契夫擁有一切：新的思維、精力、手腕、虛榮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能夠順著滑溜溜的杆子爬上權力的頂峰，他還有足夠的勇氣去獨立思考，無視“老近衛軍”瘋狂的抵製去貫徹自己的思想，如果形勢需要就改變自己的決策，他當然犯過許多錯誤，他與許多政治家不同，現在決心承認其中的一些錯誤。
現在俄羅斯和國外許多人指責戈巴契夫，說他沒有改革的戰略，不會解決經濟問題，表現軟弱，沒能控製住反動分子，對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沒能作出有效的反應，沒有預見到他的政策導致蘇聯解體和他本人下台，人們還指責他沒有及時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1989年上半年是戈巴契夫在國內外取得最大勝利的時期。1989年前夕他在聯合國宣布單方麵裁減軍備的計劃，這個計劃幾乎迎合了西方在10年中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西方把這個計劃當作又一個陷阱，而華盛頓的新政府（老布希當了總統）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才會相信戈巴契夫的真心實意。這是邁出的第一步，接著而來的是蘇軍撤出歐洲、兩德統一、版圖幾乎與舊的沙皇帝國差不多大的蘇聯解體。盡管這種生死攸關的變化無疑遲早會發生，但由於戈巴契夫，這些變化沒有帶來流血，而其他帝國歷史中（包括英帝國）在其沒落時往往會發生流血事件。
戈巴契夫在他的國家裏舉行了第一次真正的選舉，這樣的選舉在俄國最後一次是在72年前進行的，當時選舉了立憲會議，而立憲會議的下場大家都已知道。按照西方的尺度，這一次的選舉製度並不是非常理想的，它在安排時考慮了要讓共產黨占優勢。但它給了選民現實的選擇，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等地選民很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選舉權，把舊的黨的行政管理人員趕走，選出了支持改革的新人。
這次選舉比波蘭第一次自由選舉早三個月。1950年代我們生活在波蘭時，波蘭朋友告訴我們說，隻要蘇聯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就不能指望波蘭改革，現在波蘭人和華沙條約的其他國家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了。
盡管很奇怪，但卻是事實，正是在這個取得最大勝利的時刻，戈巴契夫在國內的聲望卻開始下跌。這個可以用三個主要原因來解釋。
第一個原因是，他沒能搞好迅速衰落的經濟。1960年代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重又走上前台，他們給戈巴契夫提出了一些好的，但同時走得太遠的建議，但並沒有提出能取代不中用的中央計劃體製運行的足夠激進的東西。到1990年秋天，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失業增加了，而商店空空如也；起初俄羅斯“大街上的人”很喜歡戈巴契夫的親切態度；改革頭幾年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大街上同人民的談話轟動一時；現在人們轉過身子不理他。
第二，各加盟共和國裏風潮迭起，加上從德國撤軍帶來的屈辱感、戈巴契夫在監控軍備問題上的讓步，都開始使黨和軍隊內原先支持戈巴契夫的人怒不可遏，其中一些人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聚會時把他稱作叛徒。
第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開始離他而去，這些人對他仍然通過蘇共行動心存疑慮，而蘇共自身的改革比他想要的來得慢，他們批評他不敢在經濟上邁出痛苦的一步，他們因此拋棄了他站到了葉爾欽一邊，以為葉爾欽是更名副其實的“民主派”。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3)
因此，到1990年底，戈巴契夫的政治方針走進了死胡同，這為右派勢力開通了道路，他們在1991年8月發動了政變。西方早在1989年甚至更早就察覺到反戈巴契夫政變的風險。英國外交部和我經常就這一話題交換書信，因此當政變真的發生時，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中沒有人感到驚訝。但我們中沒有人能預言發動政變的日期，戈巴契夫本人同樣如此。隻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做到了，他們在叛亂開始前幾天報告布希說，蘇聯8月19日後的一周內可能發生政變，結果他們說對了。據我所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專家得出這個結論時並沒有依據某些秘密情報，他們不過是對眾所周知的信息，包括報刊上的信息分析得比我們好。
但是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沒有預言叛亂會失敗，相反，美國中央情報局跟我們大家一樣認為，由黨、軍隊和克格勃支持的任何叛亂都保證能取得一段時間的成功，即使時間不長，盡管最終蘇聯製度還得重返改革的道路，但是戈巴契夫促成的政治變革的浪潮粉碎了許多普通公民的頭腦中，甚至領導政變的人的頭腦中定型的陳規戒律，最終不是別人，而正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為了避免流血下令坦克撤出莫斯科。
戈巴契夫擁有一切：新的思維、精力、手腕、虛榮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能夠順著滑溜溜的杆子爬上權力的頂峰，他還有足夠的勇氣去獨立思考，無視“老近衛軍”瘋狂的抵製去貫徹自己的思想，如果形勢需要就改變自己的決策，他當然犯過許多錯誤，他與許多政治家不同，現在決心承認其中的一些錯誤。
現在俄羅斯和國外許多人指責戈巴契夫，說他沒有改革的戰略，不會解決經濟問題，表現軟弱，沒能控製住反動分子，對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沒能作出有效的反應，沒有預見到他的政策導致蘇聯解體和他本人下台，人們還指責他沒有及時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