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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每一個新的“改革”隻造成新的問題。在1960年代初赫魯雪夫同意進行較嚴肅的辯論。我由於職責所在，不得不關注這場辯論，這是一件十分令人感興趣的事。蘇聯經濟學家的意見分歧很大，一些人認為隻是要廣泛使用電子計算機，舊的中央計劃機製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加以利用。另一些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因為連最大的計算機也容納和加工不了為複製十分複雜的活經濟所必需的巨大信息量，他們小心翼翼地建議代之幾近異端邪說的解決辦法。利別爾曼教授和另外幾個年輕的經濟學家（這些人後來在戈巴契夫時期名聲顯赫）研究了在利用更切實際的利率和極其謹慎表述的利潤概念的模式基礎上類似市場力量作用的機製，這是一場嚴肅的辯論，參加辯論的是信息靈通、思想大膽的專家，但連他們也不敢建議重新把私有製作為主要手段來激勵經濟主體的合理行為。
1964年末在爭論進行得熱火朝天之際，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說，“盡管都在談利潤，但蘇聯政府決不可能允許其公民積累私人資本並加以利用，對少數嚐試這樣做的人，他們會處以極刑”。許多年以後，我在頓河畔羅斯托夫遇到一位當年是“黑商”的企業家，他認為被處以極刑的羅伊夫曼、沙克爾曼等（其中一些人是在赫魯雪夫頒布有關法律之前犯下“罪行”的）是為經營自由這一神聖事業而付出生命代價的真正的受難者。
但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1965年還是又一次進行了改革經濟的嚐試，盡管步子邁得不大，但這一嚐試由於官僚們的反抗和勃列日涅夫貪圖安逸而收場。赫魯雪夫時代知識界的思想活躍從此不再，雖然直到1980年代還有這些活躍思想的餘音。在社會話語體係中，用爛了的舊意識形態口號重又占據主要地位。國際市場石油高價使勃列日涅夫可以繼續與美國在軍備方麵競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捲入毫無意義的、挑起事端的冒險行動，並保證了讓普通公民感到滿意的生活水平稍稍提高。從而使得蘇聯這個製度得以苟延殘喘。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2)
但是警報又一次拉響。1970年安德烈·薩哈羅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說，如果不對史達林實行的、此後又未徹底清除的“反民主的社會生活準則”採取措施，經濟將繼續“扭曲和停滯”。［1］他寫道：“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上革命的新事物的出現，我們和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蘇聯“可能逐漸淪落為二等邊緣國家”。同一年，持不同政見者安德烈·阿馬爾裏克寫了一篇抨擊性文章，題為《蘇聯能存在到1984年嗎？》。1974年國家計委主席巴伊巴科夫警告說經濟狀況十分嚴重。
連黨的官員在得知危機的規模和性質後也開始失去信心，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看到貨架上的商品數量和品種在減少，而普通人的不滿在增長。當時作為蘇共州委第一書記的葉爾欽在1981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發表講話時說，食品仍將憑票分配，每逢節日（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每家每人配給不超過1公斤的肉食品。
到1980年代末，蘇聯按人均消費列世界第77位；44%蘇聯退休人員領取的養老金低於官方的最低生活標準。1989年即在戈巴契夫時期，衛生部長恰佐夫公開宣稱，1/4的蘇聯醫院沒有排水係統，1/6沒有上水道；數以萬計的醫務工作人員的工資低於貧困線；蘇聯用於衛生保健的費用低於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不管今天俄羅斯對戈巴契夫批評的人如何說，蘇聯的社會經濟製度在戈巴契夫試圖加以修理之前很久就已衰落了。
早在1958年英國外交部政治規劃專家就指出，蘇聯政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取得了與美國的核均勢。到1980年代初，這一成就遭遇嚴重威脅，因為在裏根時期，重獲自信的美國開始更新軍事裝備。連政治局和總參謀部中最保守的人也明白了，假使蘇聯想保持與美國實際的軍事均勢，就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在勃列日涅夫多年停滯之後，他們需要找到一位比較年輕、比較精力充沛、比較視野開闊（同其前任相比）的新領導人，需要一個能收拾好損壞了的蘇聯製度的人，於是他們找到了戈巴契夫。
找到戈巴契夫的不僅是政治局，找到他的還有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正如她在回憶錄中所說，這是因為當時她正在尋找這樣一個人，她早在成為首相之前，就根據許多右翼保守學者的提示讀了許多有關蘇聯的著作並進行了思考，1980年春她接見了我和剛從駐莫斯科大使館政治處主任上任歸國的克裏斯多福·馬拉比，起先主要是她說，更確切說是她講演，後來我們請她聽聽我們說。克裏斯多福對蘇聯時局給她作了一個出色又詳盡的分析，她說：“既然如此，這個製度肯定會土崩瓦解了。”我們急忙告訴她，蘇共、克格勃和軍隊仍然很穩固，現在談蘇聯製度垮台為時尚早，但總的來說我認為她比我期待的理解力更強。
不難理解，為什麽柴契爾夫人在認識了戈巴契夫後認定可以同他打交道。戈巴契夫在1984年12月同她和傑弗裏·豪的第一次談話就表現出與其前任驚人的差異。這個人與勃列日涅夫不同，完全掌握信息，談話時不用助手，而且談得很自信、生動、有頭腦，顯然他喜歡同柴契爾夫人進行爭論，連我們中一些隻能看到幹巴巴的官方通報的人，也覺得這些談話很有意思。三個月後即1985年3月，戈巴契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他成了蘇共最後一位總書記。
1964年末在爭論進行得熱火朝天之際，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說，“盡管都在談利潤，但蘇聯政府決不可能允許其公民積累私人資本並加以利用，對少數嚐試這樣做的人，他們會處以極刑”。許多年以後，我在頓河畔羅斯托夫遇到一位當年是“黑商”的企業家，他認為被處以極刑的羅伊夫曼、沙克爾曼等（其中一些人是在赫魯雪夫頒布有關法律之前犯下“罪行”的）是為經營自由這一神聖事業而付出生命代價的真正的受難者。
但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1965年還是又一次進行了改革經濟的嚐試，盡管步子邁得不大，但這一嚐試由於官僚們的反抗和勃列日涅夫貪圖安逸而收場。赫魯雪夫時代知識界的思想活躍從此不再，雖然直到1980年代還有這些活躍思想的餘音。在社會話語體係中，用爛了的舊意識形態口號重又占據主要地位。國際市場石油高價使勃列日涅夫可以繼續與美國在軍備方麵競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捲入毫無意義的、挑起事端的冒險行動，並保證了讓普通公民感到滿意的生活水平稍稍提高。從而使得蘇聯這個製度得以苟延殘喘。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2)
但是警報又一次拉響。1970年安德烈·薩哈羅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說，如果不對史達林實行的、此後又未徹底清除的“反民主的社會生活準則”採取措施，經濟將繼續“扭曲和停滯”。［1］他寫道：“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上革命的新事物的出現，我們和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蘇聯“可能逐漸淪落為二等邊緣國家”。同一年，持不同政見者安德烈·阿馬爾裏克寫了一篇抨擊性文章，題為《蘇聯能存在到1984年嗎？》。1974年國家計委主席巴伊巴科夫警告說經濟狀況十分嚴重。
連黨的官員在得知危機的規模和性質後也開始失去信心，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看到貨架上的商品數量和品種在減少，而普通人的不滿在增長。當時作為蘇共州委第一書記的葉爾欽在1981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發表講話時說，食品仍將憑票分配，每逢節日（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每家每人配給不超過1公斤的肉食品。
到1980年代末，蘇聯按人均消費列世界第77位；44%蘇聯退休人員領取的養老金低於官方的最低生活標準。1989年即在戈巴契夫時期，衛生部長恰佐夫公開宣稱，1/4的蘇聯醫院沒有排水係統，1/6沒有上水道；數以萬計的醫務工作人員的工資低於貧困線；蘇聯用於衛生保健的費用低於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不管今天俄羅斯對戈巴契夫批評的人如何說，蘇聯的社會經濟製度在戈巴契夫試圖加以修理之前很久就已衰落了。
早在1958年英國外交部政治規劃專家就指出，蘇聯政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取得了與美國的核均勢。到1980年代初，這一成就遭遇嚴重威脅，因為在裏根時期，重獲自信的美國開始更新軍事裝備。連政治局和總參謀部中最保守的人也明白了，假使蘇聯想保持與美國實際的軍事均勢，就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在勃列日涅夫多年停滯之後，他們需要找到一位比較年輕、比較精力充沛、比較視野開闊（同其前任相比）的新領導人，需要一個能收拾好損壞了的蘇聯製度的人，於是他們找到了戈巴契夫。
找到戈巴契夫的不僅是政治局，找到他的還有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正如她在回憶錄中所說，這是因為當時她正在尋找這樣一個人，她早在成為首相之前，就根據許多右翼保守學者的提示讀了許多有關蘇聯的著作並進行了思考，1980年春她接見了我和剛從駐莫斯科大使館政治處主任上任歸國的克裏斯多福·馬拉比，起先主要是她說，更確切說是她講演，後來我們請她聽聽我們說。克裏斯多福對蘇聯時局給她作了一個出色又詳盡的分析，她說：“既然如此，這個製度肯定會土崩瓦解了。”我們急忙告訴她，蘇共、克格勃和軍隊仍然很穩固，現在談蘇聯製度垮台為時尚早，但總的來說我認為她比我期待的理解力更強。
不難理解，為什麽柴契爾夫人在認識了戈巴契夫後認定可以同他打交道。戈巴契夫在1984年12月同她和傑弗裏·豪的第一次談話就表現出與其前任驚人的差異。這個人與勃列日涅夫不同，完全掌握信息，談話時不用助手，而且談得很自信、生動、有頭腦，顯然他喜歡同柴契爾夫人進行爭論，連我們中一些隻能看到幹巴巴的官方通報的人，也覺得這些談話很有意思。三個月後即1985年3月，戈巴契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他成了蘇共最後一位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