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一次我國最傑出的軍事專家之一弗·德沃爾金告訴我說,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對1941年痛苦的記憶給我們造成了心理影響,當年我們一下子幾乎損失了全部裝備,因此要設法多儲存些。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1)


    戈巴契夫與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觀


    羅德裏克·布賴特韋特


    書寫歷史和主宰歷史,完全不是一回事。書寫歷史的人具有回顧歷史的寶貴長處,終於明白了為什麽國務活動家會犯錯誤?又是怎樣犯下的?因此似乎很容易得出結論,認為國務活動家瞎了眼睛,愚蠢透頂,甚至是一些壞蛋,因為他們的行動導致了災難。但是在這方麵想像力不夠使歷史學家陷入困境。連最英明的國務活動家,連其中具有最靈敏的政治嗅覺的人,都不得不在黑暗中行動。他們可以推測,但不能肯定清楚,明天會出什麽事,更別說一年或十年以後會發生什麽事了,他們不得不摸索著前進。


    政治家和軍事首長的行為同我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是一樣的。我們中多數人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決定是結婚。這同樣是懵然一跳,這件事同樣並非總有好結局。


    因此我們在評判那些涉及偉大事件的人時應該謙虛謹慎。當時,對戈巴契夫、裏根或柴契爾指手劃腳,品頭論足,這很容易。批評家們認為,難道戈巴契夫不知道他啟動的進程會毀了蘇聯嗎?難道他不知道蘇聯在各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勢力的擠壓下會四分五裂嗎?


    好吧,首先,不妨想一想,戈巴契夫並不是唯一不能預見這種事態發展的人。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情報機關、蘇聯克格勃最優秀的分析專家、學者在此之前都沒有看到這一點。連那些早就以為蘇聯不能永世長存的人中也幾乎沒有人能準確預見到蘇聯在什麽時候不再存在。


    有一種意見,認為蘇聯解體是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的結果。這一結論過於簡單化了。我認為,蘇聯解體出於國內原因,因為它的製度不再有生命力,同美國的競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競爭為製度在其內部造成的緊張局勢添加了重大的外部壓力,但這並非主要的原因。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經濟破壞之後復興了國家。它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而且異常迅速。蘇聯的軍事科學和工業站到了前列。蘇聯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掌握了熱核合成技術,製造出威力巨大的炸彈和飛彈,向太空先是送去了狗,後來是送去了人。蘇聯領導人和蘇聯人民在其歷史上第一次感到,在爭奪技術優勢的鬥爭中戰勝了西方。1961年黨的綱領許諾再過20年蘇聯消費者將保證得到豐富的物質和文化財富。


    但是,這時國內外細心的觀察者已經發現了表麵幸福安康的內幕。喬治·凱南是最先預言蘇聯垮台的人之一。他在發表在1951年《政治》月刊4月號上的一篇文章中信心十足地說,蘇聯政權將來不是自行消亡,就是其領導的精神和性質徹底改變。他是一個明智的人,他作出的預言並不打算確定某個期限。


    到1950年代末,蘇聯已經經歷嚴重的國內危機。它的政治和經濟製度是粗暴和殘酷的,但它成功地完成了加速工業化、戰爭和戰後復興的任務;但是後來這個製度太不靈活、太僵化了,不能適應和平時期的要求;宏偉的、代價極其高昂的投資計劃好些年甚至幾十年一直沒有完成;商品質量低劣,這些商品連吃夠苦頭的蘇聯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因此都積壓在庫房裏;社會領域得不到足夠的資金;農業舉步維艱,危機四伏;隱性失業現象在擴大;蘇聯優秀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研製的先進工藝停留在圖紙上,因為沒有有效的機製來將其運用於生產。但最主要的是蘇聯的技術盡管在征服太空和國防領域取得成績,其他方麵卻越來越落後於西方。


    那些像我一樣1960年代在莫斯科居住過的人對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隻要到莫斯科以外幾公裏的地方去,就能發現蘇聯人民確實生計窘迫;我當時交往的英國企業家經常為蘇聯在征服太空方麵取得的成就和他們所到過的蘇聯企業嚴重浪費和外行之間差距明顯感到大惑不解:由於一係列原因,這些事實不為西方蘇聯學家所知,因為其中許多人對俄國歷史知之甚少,俄語掌握得差,有的幹脆從來沒有到過蘇聯。


    蘇聯領導人當然也發現了弱點。到1960年代初蘇聯領導人開始明白,經濟停滯了;經濟仍繼續運行,隻是由於存在著無孔不入的“開後門”體係;出現了整整一個“強行兜售者”和經紀人階層,他們保障了供求之間的聯繫,而這是中央計劃機關做不到的;最主要的是由於有企業和集體農莊領導人奮不顧身的努力,推動他們的既有對事業的忠誠、虛榮心、殘酷無情,又有對不完成計劃的後果完全有理由的害怕,因為在史達林時期,為完不成計劃可能要付出真正意義上的生命的代價。據官方統計資料,雖然速度已經放慢但經濟仍在增長,但是1964年新西伯利亞一個年輕的經濟學家阿貝爾·阿甘別吉揚告訴他的同事說,官方的統計數字是騙局,建議他們不用這些資料而用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數字。


    1953—1964年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並不笨,他知道局勢嚴重性,起先他嚐試用傳統的解決辦法:他組織過政治運動,找了替罪羊來加以懲處,對行政管理體係作了糾正,他從西方進口技術和糧食,他抱怨“依賴心”,即人們坐等上級指示和財政援助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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