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想稍微插敘一段，重新談談荷蘭人的事。他們突然使起了性子，在近500枚飛航式飛彈中他們隻攤上48枚，但荷蘭連這麽少的飛彈也不想要，他們的鄰國不僅同意部署，而且已經在本國境內部署了，而荷蘭人一拖再拖。他們有一次向我們推心置腹地提出了一個建議：你們從你們幾百組飛彈部署中撤走48枚飛彈，而我們拒絕部署戰斧式飛彈。這一提議當然沒有太大的軍事意義，但政治上的好處看來是無疑的，為什麽當時不試一下製止作用和反作用的連鎖反應，剎住這個慣性運動呢？荷蘭人來到外交部由我領導的第一歐洲司，我便到處敲門（幸虧門不多），請求抓住荷蘭這個機會，可是我的努力是徒勞。但是荷蘭人並不安心，他們說，好吧，你們不用撤走48枚飛彈，但把它們從戰鬥值班上撤下，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藉口拒絕美國提出的部署。他們是否達到目的，我無法斷定，但外交工作在任何情況下恰恰都是由這些細微差異、嚐試的各種機會、各種方案構成的。我心裏動了一下，看上去好處太明顯了，我們不冒什麽風險，即使荷蘭人沒有拒絕飛彈，我們可以把飛彈調回來加入戰鬥值班，僅此而已。還有得接受飛彈是否撤下的檢查。
我為這事兒好幾次去折騰當時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外交部實際上掌管一切政治問題的格奧爾吉·馬爾科維奇·科爾尼延科。葛羅米柯完全信任他，自己在那個階段做的工作已經不多，我們把他稱作“格馬”，他是我們的沙皇和上帝，他是一個十分職業的外交官，實際上對每一個問題都透徹了解，而且是每一個細節，工作能力之強令人嘆服，他工作抓得很緊，首先自己幹，順便說一下，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上司，因為他給你交代一個任務，你去完成，之後他便獨自幹了，因此他勝過其他常見的那種領導人，這種人往往自己不動筆，要求你寫，自己在你寫的材料上“爬來爬去”，每隔30秒鍾就要你給他念一稿又一稿新的文字。仿佛現在我的耳邊響起了“格馬”尖厲的嗓音：“謝謝，現在我要一個人孤獨地去死了。”於是你感到很滿意，去幹比寫官樣文章有意思的事，過後往往認不出自己原來的創作。聽“格馬”同外國同行談話是一種享受，尤其是同那些不願親自讀一下協議、公報、談話記錄原件的人的談話。科爾尼延科對這一切了如指掌，但願那些不求甚解的對話者千萬別遭到他的碾壓。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這美好的三年(4)
他特別令人振奮地捍衛蘇聯在裝備上不落後於美國的權利。“我們不可動搖的、科學的、數學上作過計算的、花崗石一般的基礎是對等。”我們不止一次爭論過這個問題，他與部長不同，可以同他爭論；我說，我們這條船本來就裝備超載了，美國人永遠也不會同意真正的均勢，遺憾的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和其他條件要比我們強得多，但是這不能使格奧爾吉·馬爾科維奇信服，對中程飛彈的問題他監督得格外嚴。在當時的外交部裏，與這個和其他的限製軍備問題有關的人隻有嚴格限定的幾個人，我的越軌行動得到了容忍，也許是由於職務歸屬，因為不管怎麽說荷蘭事務是“我的”分管範圍。有一次，看來是我用荷蘭的荒誕想法把他搞煩了，他對我說：“阿納托利·列昂尼多維奇，請您放下這件事，這方麵牽扯到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麵的利益，因此誰也不會容許您去幹。”屈指可數有幾回這樣開誠布公地談過我們政策真實的動機。由於我不懂事，以致要作“組織結論”了。
但這時颳起了另一股風，新當選的蘇共中央總書記米·謝·戈巴契夫很快給斯摩棱斯克廣場派來了新部長。哪裏是48枚飛彈，而是幾百枚！可是也沒有發生什麽悲劇。正如我們今天所見的，過去和現在決定國家安全的是完全另外一些因素。不需要堆積如山的武器，需要的是合理充足。而最主要的是與盡可能多的國家和睦相處，不當救世主，不要教別國如何生活，更不能用強力去教別國，別頤指氣使。
改革最大的功績是，我國盡管付出了不少犧牲的代價，但我們終於擺脫了多年冷戰狀態。今天的俄羅斯更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戈巴契夫的第一次衝擊再也沒有遇到全球對抗，不僅如此，俄羅斯同過去的敵人關係正常化，同他們站在新戰線的同一邊——與國際恐怖主義作鬥爭。我國現在隻要能充分汲取過去慘重的教訓，就可以大大節省國防開支。
對抗不僅意味著軍備競賽，我們往蘇聯境外投入了無數的金錢，這還不算阿富汗戰爭。眾所周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就是我們一個最大的負擔。那裏，在改革之前建成了750多個軍事城，5000多個軍營，47個飛機場（因為這樣大的數量，不被槍斃也得坐牢）。我們已經站穩腳跟，永遠不會說出去。可是不僅是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誰計算過，這方麵的軍事準備要付出多大代價？這一回到不得不調整局勢時，局勢已經極度激化，華沙條約的每個成員國都想方設法要擺脫我們。人們不知為什麽忘掉了米·戈巴契夫的這一偉大功績——不流血地解決了如此緊張的局勢。“可是”現在有人不僅把他的前人的，而且還把他的繼承者的罪過都算在他的帳上。一個喜歡提的理由是：他把部隊撤到了一無所有的田野裏，可是它們以前在哪裏？為什麽要把錢花在國外，而不是用於蘇聯國內？德國人撥出的用於安置的錢給偷盜一空；而從1991年12月起（撤軍一直持續到1994年8月）起戈巴契夫和蘇聯都沒有了。我們是否可以因撤退多得到一些呢？大概是可以的，我們當時的領導人在這個計劃中有些地方有些失誤。但是在急於搶權的葉爾欽緊追不捨，在蘇聯解體這樣的悲劇愈演愈烈的時候，領導人還能怎麽辦呢？
我為這事兒好幾次去折騰當時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外交部實際上掌管一切政治問題的格奧爾吉·馬爾科維奇·科爾尼延科。葛羅米柯完全信任他，自己在那個階段做的工作已經不多，我們把他稱作“格馬”，他是我們的沙皇和上帝，他是一個十分職業的外交官，實際上對每一個問題都透徹了解，而且是每一個細節，工作能力之強令人嘆服，他工作抓得很緊，首先自己幹，順便說一下，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上司，因為他給你交代一個任務，你去完成，之後他便獨自幹了，因此他勝過其他常見的那種領導人，這種人往往自己不動筆，要求你寫，自己在你寫的材料上“爬來爬去”，每隔30秒鍾就要你給他念一稿又一稿新的文字。仿佛現在我的耳邊響起了“格馬”尖厲的嗓音：“謝謝，現在我要一個人孤獨地去死了。”於是你感到很滿意，去幹比寫官樣文章有意思的事，過後往往認不出自己原來的創作。聽“格馬”同外國同行談話是一種享受，尤其是同那些不願親自讀一下協議、公報、談話記錄原件的人的談話。科爾尼延科對這一切了如指掌，但願那些不求甚解的對話者千萬別遭到他的碾壓。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這美好的三年(4)
他特別令人振奮地捍衛蘇聯在裝備上不落後於美國的權利。“我們不可動搖的、科學的、數學上作過計算的、花崗石一般的基礎是對等。”我們不止一次爭論過這個問題，他與部長不同，可以同他爭論；我說，我們這條船本來就裝備超載了，美國人永遠也不會同意真正的均勢，遺憾的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和其他條件要比我們強得多，但是這不能使格奧爾吉·馬爾科維奇信服，對中程飛彈的問題他監督得格外嚴。在當時的外交部裏，與這個和其他的限製軍備問題有關的人隻有嚴格限定的幾個人，我的越軌行動得到了容忍，也許是由於職務歸屬，因為不管怎麽說荷蘭事務是“我的”分管範圍。有一次，看來是我用荷蘭的荒誕想法把他搞煩了，他對我說：“阿納托利·列昂尼多維奇，請您放下這件事，這方麵牽扯到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麵的利益，因此誰也不會容許您去幹。”屈指可數有幾回這樣開誠布公地談過我們政策真實的動機。由於我不懂事，以致要作“組織結論”了。
但這時颳起了另一股風，新當選的蘇共中央總書記米·謝·戈巴契夫很快給斯摩棱斯克廣場派來了新部長。哪裏是48枚飛彈，而是幾百枚！可是也沒有發生什麽悲劇。正如我們今天所見的，過去和現在決定國家安全的是完全另外一些因素。不需要堆積如山的武器，需要的是合理充足。而最主要的是與盡可能多的國家和睦相處，不當救世主，不要教別國如何生活，更不能用強力去教別國，別頤指氣使。
改革最大的功績是，我國盡管付出了不少犧牲的代價，但我們終於擺脫了多年冷戰狀態。今天的俄羅斯更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戈巴契夫的第一次衝擊再也沒有遇到全球對抗，不僅如此，俄羅斯同過去的敵人關係正常化，同他們站在新戰線的同一邊——與國際恐怖主義作鬥爭。我國現在隻要能充分汲取過去慘重的教訓，就可以大大節省國防開支。
對抗不僅意味著軍備競賽，我們往蘇聯境外投入了無數的金錢，這還不算阿富汗戰爭。眾所周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就是我們一個最大的負擔。那裏，在改革之前建成了750多個軍事城，5000多個軍營，47個飛機場（因為這樣大的數量，不被槍斃也得坐牢）。我們已經站穩腳跟，永遠不會說出去。可是不僅是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誰計算過，這方麵的軍事準備要付出多大代價？這一回到不得不調整局勢時，局勢已經極度激化，華沙條約的每個成員國都想方設法要擺脫我們。人們不知為什麽忘掉了米·戈巴契夫的這一偉大功績——不流血地解決了如此緊張的局勢。“可是”現在有人不僅把他的前人的，而且還把他的繼承者的罪過都算在他的帳上。一個喜歡提的理由是：他把部隊撤到了一無所有的田野裏，可是它們以前在哪裏？為什麽要把錢花在國外，而不是用於蘇聯國內？德國人撥出的用於安置的錢給偷盜一空；而從1991年12月起（撤軍一直持續到1994年8月）起戈巴契夫和蘇聯都沒有了。我們是否可以因撤退多得到一些呢？大概是可以的，我們當時的領導人在這個計劃中有些地方有些失誤。但是在急於搶權的葉爾欽緊追不捨，在蘇聯解體這樣的悲劇愈演愈烈的時候，領導人還能怎麽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