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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有很多人知道（不是猜到，而是多少有精確的概念）蘇維埃國家的基礎腐爛的程度嗎？盡管投入大量的資金，但是農業狀況依然很糟；工業設備陳舊；基礎設施坍塌；我們在科學技術革命中落在了後麵（隻有軍事工業綜合體自我感覺良好）；勞動的動力低下，因而勞動生產率也低下，還要加上流通中的貨幣量巨大，生活必需品短缺（用幾十億美元向國外購買糧食）的同時大批商品滯銷。還要加上官僚機構臃腫，管理體係失控因此指揮不靈，冷漠消沉，隨遇而安。可是從報告來看，生活像奧庫紮瓦唱的那樣是美好的。正是數量巨大的在編宣傳工作者拿了錢來說服我們，要我們相信一切都好。埃列姆·克利莫夫想在他的電影《瀕死》中用諷喻方式給我們敲敲警鍾，因為它“誣衊俄羅斯”而被束之高閣七年，不是誣衊沙皇，不是誣衊以前的製度，而是誣衊俄羅斯。
當時有誰敢嚐試表示對民族關係的不安，為此他什麽也做不成，民族問題在“各自由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裏似乎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可是仔細想一想，每一個詞都不準確。聯盟也好，組成它的民族共和國也好，都按照自己的法則在生活，這一點它們很快就展示出來了。
至於擁有1900萬黨員的黨，“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呢？到處都提示我們黨是這樣三位一體的，看來是要我們堅信不疑，可是聯盟解體時，這樣的黨又在哪裏呢？但一切都符合邏輯，因為加入這個政治組織是為了飛黃騰達，是為了撈點好處，或者是奉了絕對指令加入的，那麽這樣的最終結果就理所當然了。
當公開性啟動後，許多事情都真相大白於我們，但是比我們早得多、多得多知道我們弱點的，是那些把我們稱作“邪惡帝國”的人，他們奉行的是包藏禍心的原則：為了反對蘇聯，可以採用一切手段。
我們在改革之前當然也見到了許多東西，但仿佛習以為常了，加上也許在經歷了這麽多動盪之後，現在連停滯年代也被裹上了一層令人懷念的外衣。
但是不妨想一想，我們當時被徹底剝奪表達意見、更不用說影響局勢的可能性的情景，因此出了名的“廚房”才成了公開辯論的唯一講壇。我們當時是按照《舊約全書》的傳道書在生活的：“王的話本有權力，誰敢問他說：你做什麽呢？”哪裏敢公開地高談闊論！我當時是外交部部務委員，也就是似乎“能說上話的”人，在一次同上級談公務時，而且不是談什麽原則問題，我聽到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您有什麽權力作判斷？”
順便談一下外交部的部務委員會。我不記得在1985年外交部換領導人之前，部務委員會曾決定過什麽或者哪怕認真討論過什麽。有時對賣力過了頭的大使提出警告，聽取應召回莫斯科的大使作報告，我們在部務委員會會議上從不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們當然會得到領導附帶的申斥或一些情報，但僅此而已。
記得當時黨的會議上誰都不會對言行嚴重不一感到驚訝，大家心安理得地把主要的思想家蘇斯洛夫的話當耳邊風，如他說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隻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蘇聯共產黨有“科學預見未來的特殊能力”，未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會給我們帶來完全的勝利，甚至總書記列·伊·勃列日涅夫“對問題的科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而這時勃列日涅夫已重病纏身，據說他請求讓他太太平平地一走了之。日常生活和要人們想像的情景之間完全脫節，因此便產生了彌天大謊。人們沒有受到真理的教育，因此始終在政治上所知甚少，千百年來得到的都是一個“安慰”，德·皮薩列夫早在19世紀就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貧窮來自愚昧，而愚昧來自貧窮。”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這美好的三年(2)
記得官僚機關鼓勵平庸，扼殺天才，多少人不得不離開祖國，而為他們送行的是“這才是你們該走的路”的喊聲，這種打擊主要不是因為持有不同政見，而是因為有才能，我們通過這種做法給西方送了一筆智力大禮。
記得當時統治國家的是些老人，這些人最後不是顢頇昏聵，就是通過哈哈鏡來看許多事物。當時有一個俏皮的說法，說他們在玩“搶牆”遊戲，就是這些人隻嚮往一點：活到葬在克裏姆林宮宮牆邊下為止。卡·馬克思教導說，如果不遏製權力，權力就會力求無限繼續下去。蘇聯隻有高層分歧才能限製權力。許多克裏姆林宮學家總想破解這些內訌。這些權力滲入血液中的老人築成的防水層像梅毒一樣阻止了不止一代人上升的道路。而在下層則是地道的沼澤，到處都在腐爛。後來戈巴契夫用外交辭令說：當時存在領導人的更替問題！好一個問題！他本人得以掌權的時候，連最有耐心的黨員都給中央寫信了，因為他們對給一個個總書記舉行葬禮已經厭煩透了。當時人們苦惱地開玩笑說，人們預約在圓柱大廳舉行葬禮。要有多大的自負，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終極真理多大的捍衛者自居，才會兩個人、三個人來統治這麽大的一個國家，其餘的人往往滿足於當配角。在這一小撮人中不成文的但嚴格遵守的遊戲規則是，黨內教條同近似於“黑手黨”的習俗奇怪的結合。我想，要是有朝一日公開政治局會議的記錄，那我們對許多事習以為常的國家也不由得會驚嘆起來。但是讀了已經公開的東西（在葉爾欽統治的頭幾年有幾千頁檔案賣給了國外，這些檔案實際上對所有想看的人開放）後，我感到很不自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為了保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什麽亂七八糟的東西都管；而稍微重大一點的問題在小圈子裏先就決定了，或者被長期擱置。
當時有誰敢嚐試表示對民族關係的不安，為此他什麽也做不成，民族問題在“各自由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裏似乎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可是仔細想一想，每一個詞都不準確。聯盟也好，組成它的民族共和國也好，都按照自己的法則在生活，這一點它們很快就展示出來了。
至於擁有1900萬黨員的黨，“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呢？到處都提示我們黨是這樣三位一體的，看來是要我們堅信不疑，可是聯盟解體時，這樣的黨又在哪裏呢？但一切都符合邏輯，因為加入這個政治組織是為了飛黃騰達，是為了撈點好處，或者是奉了絕對指令加入的，那麽這樣的最終結果就理所當然了。
當公開性啟動後，許多事情都真相大白於我們，但是比我們早得多、多得多知道我們弱點的，是那些把我們稱作“邪惡帝國”的人，他們奉行的是包藏禍心的原則：為了反對蘇聯，可以採用一切手段。
我們在改革之前當然也見到了許多東西，但仿佛習以為常了，加上也許在經歷了這麽多動盪之後，現在連停滯年代也被裹上了一層令人懷念的外衣。
但是不妨想一想，我們當時被徹底剝奪表達意見、更不用說影響局勢的可能性的情景，因此出了名的“廚房”才成了公開辯論的唯一講壇。我們當時是按照《舊約全書》的傳道書在生活的：“王的話本有權力，誰敢問他說：你做什麽呢？”哪裏敢公開地高談闊論！我當時是外交部部務委員，也就是似乎“能說上話的”人，在一次同上級談公務時，而且不是談什麽原則問題，我聽到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您有什麽權力作判斷？”
順便談一下外交部的部務委員會。我不記得在1985年外交部換領導人之前，部務委員會曾決定過什麽或者哪怕認真討論過什麽。有時對賣力過了頭的大使提出警告，聽取應召回莫斯科的大使作報告，我們在部務委員會會議上從不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們當然會得到領導附帶的申斥或一些情報，但僅此而已。
記得當時黨的會議上誰都不會對言行嚴重不一感到驚訝，大家心安理得地把主要的思想家蘇斯洛夫的話當耳邊風，如他說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隻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蘇聯共產黨有“科學預見未來的特殊能力”，未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會給我們帶來完全的勝利，甚至總書記列·伊·勃列日涅夫“對問題的科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而這時勃列日涅夫已重病纏身，據說他請求讓他太太平平地一走了之。日常生活和要人們想像的情景之間完全脫節，因此便產生了彌天大謊。人們沒有受到真理的教育，因此始終在政治上所知甚少，千百年來得到的都是一個“安慰”，德·皮薩列夫早在19世紀就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貧窮來自愚昧，而愚昧來自貧窮。”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這美好的三年(2)
記得官僚機關鼓勵平庸，扼殺天才，多少人不得不離開祖國，而為他們送行的是“這才是你們該走的路”的喊聲，這種打擊主要不是因為持有不同政見，而是因為有才能，我們通過這種做法給西方送了一筆智力大禮。
記得當時統治國家的是些老人，這些人最後不是顢頇昏聵，就是通過哈哈鏡來看許多事物。當時有一個俏皮的說法，說他們在玩“搶牆”遊戲，就是這些人隻嚮往一點：活到葬在克裏姆林宮宮牆邊下為止。卡·馬克思教導說，如果不遏製權力，權力就會力求無限繼續下去。蘇聯隻有高層分歧才能限製權力。許多克裏姆林宮學家總想破解這些內訌。這些權力滲入血液中的老人築成的防水層像梅毒一樣阻止了不止一代人上升的道路。而在下層則是地道的沼澤，到處都在腐爛。後來戈巴契夫用外交辭令說：當時存在領導人的更替問題！好一個問題！他本人得以掌權的時候，連最有耐心的黨員都給中央寫信了，因為他們對給一個個總書記舉行葬禮已經厭煩透了。當時人們苦惱地開玩笑說，人們預約在圓柱大廳舉行葬禮。要有多大的自負，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終極真理多大的捍衛者自居，才會兩個人、三個人來統治這麽大的一個國家，其餘的人往往滿足於當配角。在這一小撮人中不成文的但嚴格遵守的遊戲規則是，黨內教條同近似於“黑手黨”的習俗奇怪的結合。我想，要是有朝一日公開政治局會議的記錄，那我們對許多事習以為常的國家也不由得會驚嘆起來。但是讀了已經公開的東西（在葉爾欽統治的頭幾年有幾千頁檔案賣給了國外，這些檔案實際上對所有想看的人開放）後，我感到很不自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為了保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什麽亂七八糟的東西都管；而稍微重大一點的問題在小圈子裏先就決定了，或者被長期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