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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另一個純心理學的解釋，是米·謝·戈巴契夫由衷地、強烈地厭惡流血對抗。要是1988年在蘇姆蓋特能以俄國傳統方式在燈柱上吊死十來個帶頭械鬥的人（我相信，這是破壞勢力第一次考驗戈巴契夫體製的牢固程度），要是能及時幹掉喪心病狂的茲·加姆薩胡爾季阿及其親信，要是1991年12月能在別洛韋日密林地區降下一個傘兵師（一個團也行），逮捕那三個對國家失去任何責任心、追名逐利的地方負責人……但是米·謝·戈巴契夫不能這樣幹，我想，不僅是出於害怕歷史會對他製造的流血事件記上一筆，而首先是出於他對這個歷史——我們俄國的歷史——的理解：哪怕很糟，時間很長，磕磕絆絆，罵聲不斷，大失所望，但是這一次決不能流血。這樣也許俄羅斯有機會最終擺脫這個多少年來的“魔圈”，因為鮮血和暴力隻會產生新的鮮血和暴力，而後者又會產生新的鮮血和新的暴力，以致永無盡頭。
米·謝·戈巴契夫所實現的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性轉折，今天在許多人看來同樣十分複雜，決不簡單。一方麵，不能不讚賞他的決心，他堅決摧毀幾十年來根深蒂固的教條和陳規、把世界分成兩個瘋狂的武裝對抗陣營的思維，以及我國和西方頑固的冷戰心理，冷戰沒有變成“熱”戰，隻是因為雙方都構造了“有保證的相互消滅”的可能性，簡單地說，就是消滅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可能性。戈巴契夫當時提出的“新思維”確實是全新的思維；從與我們過去的敵人對立到結成夥伴關係；實際相互監控的裁減軍備的前景；放棄任何帝國意圖，包括所謂的“世界社會主義體係”；重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包括同意兩德統一；蘇聯逐漸擺脫多年以來的國際孤立狀態，開放蘇聯邊界；最後，從阿富汗撤軍——不說很久以前，就是在1980年代前5年有哪一個人會想到發生類似的事情呢？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並非一定要流血(4)
但是批評“戈巴契夫轉折”的人自有其道理。例如，怎麽能退出歐洲？怎麽能無償地、“隨便地”、優美地大手一揮就同意兩德統一？國家的實際利益在哪裏？連幾十億、幾百億的蘇聯財產實際上都沒有得到補償就留在這些國家裏，更不說任何類似的政治決策本身都應該有獨立的價值。蘇聯在40年中以低於世界價格70%的價格向經互會國家供應十分重要的能源和原料，反過來，以高於世界價格200%的價格購進這些國家質量不佳的產品，而沒有為此獲得任何補償。相反，前經互會歐洲國家今天卻向我們索要蘇聯欠他們的大約100億美元的債務，而德國現在可以說是我們的最強硬的蘇聯債務的債權人。至於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即外國集中援助新的俄國革命（這一回是民主的市場革命），卻一事無成——新的國際情勢下的高尚精神原來完全是單方麵的。簡單地說，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會東擴的說法，完全是利用我們的天真欺騙我們，不知道為什麽一開始不能用文件將這個約定記錄在案。如此等等。
我以為，可以承認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但條件是：完全用會計的算盤來衡量政治尤其是對外政策。首先，如常言所說，腦袋都掉了，何必哭頭髮。我們要是不作這些讓步（或退卻，問題不在用什麽詞），不僅說服不了我們西方的主要夥伴，也許更重要的是連自己也說服不了，相信我國確實已告別過去。正是這一擴張主義對外政策從蘇維埃政權一成立起就把俄國變成了全世界害怕的國家。正是完全地、決絕地放棄這一無法勝任的帝國重擔（這個重擔隻能使我們筋疲力盡、傾家蕩產）意味著，我國真正步入了新時代，具有了新的麵貌。
實行這個轉折時當然也許可以少一些損失，對俄羅斯的氣派和寬容也該稍加糾正。遺憾的是，我們確實是走極端的民族，但願上天什麽時候能教會我們走“中庸之道”。在我們張開雙臂擁抱別人時，卻得到了別人這樣的回報：拒絕反飛彈防禦係統條約，北約東擴，我們的西方夥伴在高加索和中亞搞陰謀，試圖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打進楔子，如此等等。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切也將有利於我們。確切些說，看來已經有利於我們了。
我以為，改革還有一個重要成果。在幾十年來專橫盛行、道德淪喪（“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之後，似乎早已忘得一幹二淨的道德標準，對人及人權的尊重又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回歸我國的政治生活。當然不應該誇大法製意識和人性初步流露的實際力量，不應該忘記當時局部也使用過暴力，如提比裏西事件和維爾紐斯事件。但有一點不能不指出：當年曾千方百計教育三代蘇聯人，要他們忘記和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一筆勾銷現代文明的基本概念：良心、誠信、高尚、善心、人權、人身安全、對財產的尊重、法律至上等等。今天也許有人以為這並不重要，但經歷過70年蘇聯政權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懂得這對於我國的道德氛圍、每個人的自覺和自尊是多麽重要，當時突然把安·薩哈羅夫從強製流放地放回，給許多著名的政治流亡者恢復了蘇聯國籍。
可惜的是，在蘇聯解體和超自由主義改革開始後，我國剛出現的脆弱的嚴守道德的狀態又開始動搖了。1992年和1998年無恥地把居民的存款充公，“無償的”私有化，普遍欠薪，大部分居民貧困化，貧富差距懸殊（富的是一夜暴富，窮的則不計其數），刑事犯罪和貪汙行為泛濫——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重又大大惡化了我國的形勢。我不止一次撰文談過這個問題，我仍然堅持“道德糟則經濟糟”這個簡單論點是絕對正確的。造成超自由主義改革失策和失敗及其給居民帶來難以置信痛苦的，基本上不是我國工業結構陳舊落後和運轉不靈等客觀原因，而是純粹的道德因素，人為的因素：“新布爾什維克的”對人，對這些“畜生”的蔑視，這些人充斥於城市鄉村，他們理應忍受一切，甚至最無情的一切，隻要當局認為有必要的話。
米·謝·戈巴契夫所實現的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性轉折，今天在許多人看來同樣十分複雜，決不簡單。一方麵，不能不讚賞他的決心，他堅決摧毀幾十年來根深蒂固的教條和陳規、把世界分成兩個瘋狂的武裝對抗陣營的思維，以及我國和西方頑固的冷戰心理，冷戰沒有變成“熱”戰，隻是因為雙方都構造了“有保證的相互消滅”的可能性，簡單地說，就是消滅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可能性。戈巴契夫當時提出的“新思維”確實是全新的思維；從與我們過去的敵人對立到結成夥伴關係；實際相互監控的裁減軍備的前景；放棄任何帝國意圖，包括所謂的“世界社會主義體係”；重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包括同意兩德統一；蘇聯逐漸擺脫多年以來的國際孤立狀態，開放蘇聯邊界；最後，從阿富汗撤軍——不說很久以前，就是在1980年代前5年有哪一個人會想到發生類似的事情呢？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並非一定要流血(4)
但是批評“戈巴契夫轉折”的人自有其道理。例如，怎麽能退出歐洲？怎麽能無償地、“隨便地”、優美地大手一揮就同意兩德統一？國家的實際利益在哪裏？連幾十億、幾百億的蘇聯財產實際上都沒有得到補償就留在這些國家裏，更不說任何類似的政治決策本身都應該有獨立的價值。蘇聯在40年中以低於世界價格70%的價格向經互會國家供應十分重要的能源和原料，反過來，以高於世界價格200%的價格購進這些國家質量不佳的產品，而沒有為此獲得任何補償。相反，前經互會歐洲國家今天卻向我們索要蘇聯欠他們的大約100億美元的債務，而德國現在可以說是我們的最強硬的蘇聯債務的債權人。至於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即外國集中援助新的俄國革命（這一回是民主的市場革命），卻一事無成——新的國際情勢下的高尚精神原來完全是單方麵的。簡單地說，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會東擴的說法，完全是利用我們的天真欺騙我們，不知道為什麽一開始不能用文件將這個約定記錄在案。如此等等。
我以為，可以承認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但條件是：完全用會計的算盤來衡量政治尤其是對外政策。首先，如常言所說，腦袋都掉了，何必哭頭髮。我們要是不作這些讓步（或退卻，問題不在用什麽詞），不僅說服不了我們西方的主要夥伴，也許更重要的是連自己也說服不了，相信我國確實已告別過去。正是這一擴張主義對外政策從蘇維埃政權一成立起就把俄國變成了全世界害怕的國家。正是完全地、決絕地放棄這一無法勝任的帝國重擔（這個重擔隻能使我們筋疲力盡、傾家蕩產）意味著，我國真正步入了新時代，具有了新的麵貌。
實行這個轉折時當然也許可以少一些損失，對俄羅斯的氣派和寬容也該稍加糾正。遺憾的是，我們確實是走極端的民族，但願上天什麽時候能教會我們走“中庸之道”。在我們張開雙臂擁抱別人時，卻得到了別人這樣的回報：拒絕反飛彈防禦係統條約，北約東擴，我們的西方夥伴在高加索和中亞搞陰謀，試圖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打進楔子，如此等等。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切也將有利於我們。確切些說，看來已經有利於我們了。
我以為，改革還有一個重要成果。在幾十年來專橫盛行、道德淪喪（“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之後，似乎早已忘得一幹二淨的道德標準，對人及人權的尊重又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回歸我國的政治生活。當然不應該誇大法製意識和人性初步流露的實際力量，不應該忘記當時局部也使用過暴力，如提比裏西事件和維爾紐斯事件。但有一點不能不指出：當年曾千方百計教育三代蘇聯人，要他們忘記和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一筆勾銷現代文明的基本概念：良心、誠信、高尚、善心、人權、人身安全、對財產的尊重、法律至上等等。今天也許有人以為這並不重要，但經歷過70年蘇聯政權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懂得這對於我國的道德氛圍、每個人的自覺和自尊是多麽重要，當時突然把安·薩哈羅夫從強製流放地放回，給許多著名的政治流亡者恢復了蘇聯國籍。
可惜的是，在蘇聯解體和超自由主義改革開始後，我國剛出現的脆弱的嚴守道德的狀態又開始動搖了。1992年和1998年無恥地把居民的存款充公，“無償的”私有化，普遍欠薪，大部分居民貧困化，貧富差距懸殊（富的是一夜暴富，窮的則不計其數），刑事犯罪和貪汙行為泛濫——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重又大大惡化了我國的形勢。我不止一次撰文談過這個問題，我仍然堅持“道德糟則經濟糟”這個簡單論點是絕對正確的。造成超自由主義改革失策和失敗及其給居民帶來難以置信痛苦的，基本上不是我國工業結構陳舊落後和運轉不靈等客觀原因，而是純粹的道德因素，人為的因素：“新布爾什維克的”對人，對這些“畜生”的蔑視，這些人充斥於城市鄉村，他們理應忍受一切，甚至最無情的一切，隻要當局認為有必要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