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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並非一定要流血(3)
難怪明智的中國人在1978年後從中小經濟成分開始他們的改革，這些中小經濟成分很快活躍了中國半死不活的經濟並在國內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市場，中國為此花了20年，現在他們大約需要15—20年改革大工業，對其進行股份製改造，使之現代化，剝離虧損嚴重的企業等等。我們在1980年代末喚醒民眾能量的嚐試隻局限於怯懦地恢復合作經濟成分的活力，連這一方麵也很快走了回頭路，因為害怕合作經濟成分成長過快，於是又一次用苛捐雜稅和人為提高合作社供應貨物價格扼殺合作社。遺憾的是，我國這類對中小經濟成分十分野蠻的態度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典型，而且情形每況愈下，例如，如果說1980年代末在俄國開業平均需要三個月，那麽現在則要一年。
當時的另一個十分嚴重的失誤，是對國內市場不平衡的危險、貨幣需求和商品供應之間差距的擴大、人為加劇缺貨現象和本來就缺貨嚴重的經濟形勢估計不足。用職業行話說，這叫做“錢棚”——國內的貨幣量越來越高出商品的補償量。當時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有兩條：要麽用某種方法沒收居民和企業的閑置貨幣，要麽同時稍稍穩住印鈔機，用國家可以接受的價格加以“贖買”。
我們的某些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建議政府不要冒險，不要無謂地觸怒本來已因各種商品短缺而十分激動的居民，不要在全國繁殖越來越多的地下百萬富翁，這些人囤積居奇，等待物價繼續上漲，而要“贖買”多餘貨幣的辦法是，其一，集中拋售現有的積壓商品、超定額的庫存商品、汽車及其他技術產品、住房、大樓、土地等；其二，集中進口利潤高的消費品（請注意，當時國家進口一盧布消費品可獲利9—10盧布）。
當然會產生一個問題：用於這方麵的錢從哪裏來？當時的答案隻有一個：根據相應的國家計劃向國外借。但這一個普通的想法卻得不到我國領導人的支持，盡管當時我國的支付信譽還相當高。我因此記起1989年跟當時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赫爾豪森先生的一次談話（兩個月後恐怖分子炸死了他）。
這位已故的銀行家當時說：“好。如果我正確理解您的話，那麽戈巴契夫先生來找我說：‘赫爾豪森先生，我要向您借150—200億美元……’”
我打斷他說：“不，不，恰恰相反。您，赫爾豪森先生去找戈巴契夫先生說：‘戈巴契夫先生，您要向我借150—200億美元……’”
我國領導人看來最終下決心實施這個計劃時為時已晚。1991年春天，格·亞夫林斯基被派往美國討論內容類似的計劃，但無功而返。同年7月，“七國集團”在倫敦幹脆拒絕給予米·謝·戈巴契夫以實際的財政支持，我相信，這也是有意無意引發八月叛亂的原因之一。接著就是在“葉爾欽—蓋達爾”階段，眾所周知，當時選擇了唯一的一個辦法：既不“贖買”，也不將存款指數化，而是幹脆掠奪所有的人，全體居民和企業。我國因此過去和將來永遠也不會原諒這些自由主義民主派。
最後，當時已經清楚，貨幣金融領域和價格領域不進行激進變革，就不能消除日益嚴重的危機。必須恢復預算，尤其是回歸國家對酒類和其他應徵消費稅的商品的切實壟斷。必須逐步開始放開市場上大量流通的商品的價格，但用行政手段遏製最最必需的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必須開始股份製改造，做好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準備工作，但不是像1990年代前5年那樣“白送的”，而是用現錢。但這件事不能急急忙忙地去做，例如，瑪·柴契爾在1980年代花了不少於10年時間才使英國10個主要國有公司私有化。
我相信，當時我國還有最後的可能通過多少平穩、輕鬆一些的道路去實現向市場的過渡。例如，轟動一時的稱作“500天計劃”的格·亞夫林斯基—斯·沙塔林計劃就是這樣的計劃。計劃的名稱當然不嚴肅，帶有gg色彩，每個人都清楚，這個計劃需要的不是500天，至少要500個星期，甚至500個月。但我相信，這個計劃就其包含的思想來說，是相當現實的。但像以往一樣，這一計劃滲進了政治，滲進了人的狂熱、自負、“壕溝的利益”（英國人的說法），於是這個計劃最後被束之高閣。
我記得，當時我一度被任命為計劃作者和計劃反對者（主要是政府的人）之間的獨特的調停人，因為也許能製定出一個令大家都滿意的中間方案。我記得1990年8月在阿爾漢格爾斯克一天晚上開會的情況：左邊是“500天計劃”團隊，右邊是政府班子，我坐在桌子的一端。我記得當時那令人壓抑的、幾乎叫我心如刀割的感覺。天哪，他們在爭什麽？這叫什麽經濟？！一些人堅持要求說：“交權，交權……”另一些人同樣勃然大怒，說：“不交，不交，決不交……”
在我的腦海裏經常（尤其是今天，當時的許多問題已經失去了鋒芒）浮現一句古老的格言：“我們的缺點是我們長處的延續”。今天我國社會大概對下麵的問題不會有確定無疑的答案：蘇聯怎麽會垮台的？克裏姆林宮怎麽能容許這件事發生？我個人有兩點解釋。一點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另一點是純心理學的解釋，這個解釋基本上針對米·謝·戈巴契夫，更確切些說，是針對我過去和現在所理解的這位真正傑出人物的。我相信，對政治經濟學解釋大家都理解，都沒有爭議，因為當時蘇聯這個大國不僅無法繼續發展了，而且也不能正常生存了，因為莫斯科積聚了95%的國家預算收入，而由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和州、區及其他各級行政機關直接支配（即不需經克裏姆林宮批準）的隻有5%，改革的領導人最終明白了這一點，但卻為時已晚。
難怪明智的中國人在1978年後從中小經濟成分開始他們的改革，這些中小經濟成分很快活躍了中國半死不活的經濟並在國內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市場，中國為此花了20年，現在他們大約需要15—20年改革大工業，對其進行股份製改造，使之現代化，剝離虧損嚴重的企業等等。我們在1980年代末喚醒民眾能量的嚐試隻局限於怯懦地恢復合作經濟成分的活力，連這一方麵也很快走了回頭路，因為害怕合作經濟成分成長過快，於是又一次用苛捐雜稅和人為提高合作社供應貨物價格扼殺合作社。遺憾的是，我國這類對中小經濟成分十分野蠻的態度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典型，而且情形每況愈下，例如，如果說1980年代末在俄國開業平均需要三個月，那麽現在則要一年。
當時的另一個十分嚴重的失誤，是對國內市場不平衡的危險、貨幣需求和商品供應之間差距的擴大、人為加劇缺貨現象和本來就缺貨嚴重的經濟形勢估計不足。用職業行話說，這叫做“錢棚”——國內的貨幣量越來越高出商品的補償量。當時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有兩條：要麽用某種方法沒收居民和企業的閑置貨幣，要麽同時稍稍穩住印鈔機，用國家可以接受的價格加以“贖買”。
我們的某些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建議政府不要冒險，不要無謂地觸怒本來已因各種商品短缺而十分激動的居民，不要在全國繁殖越來越多的地下百萬富翁，這些人囤積居奇，等待物價繼續上漲，而要“贖買”多餘貨幣的辦法是，其一，集中拋售現有的積壓商品、超定額的庫存商品、汽車及其他技術產品、住房、大樓、土地等；其二，集中進口利潤高的消費品（請注意，當時國家進口一盧布消費品可獲利9—10盧布）。
當然會產生一個問題：用於這方麵的錢從哪裏來？當時的答案隻有一個：根據相應的國家計劃向國外借。但這一個普通的想法卻得不到我國領導人的支持，盡管當時我國的支付信譽還相當高。我因此記起1989年跟當時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赫爾豪森先生的一次談話（兩個月後恐怖分子炸死了他）。
這位已故的銀行家當時說：“好。如果我正確理解您的話，那麽戈巴契夫先生來找我說：‘赫爾豪森先生，我要向您借150—200億美元……’”
我打斷他說：“不，不，恰恰相反。您，赫爾豪森先生去找戈巴契夫先生說：‘戈巴契夫先生，您要向我借150—200億美元……’”
我國領導人看來最終下決心實施這個計劃時為時已晚。1991年春天，格·亞夫林斯基被派往美國討論內容類似的計劃，但無功而返。同年7月，“七國集團”在倫敦幹脆拒絕給予米·謝·戈巴契夫以實際的財政支持，我相信，這也是有意無意引發八月叛亂的原因之一。接著就是在“葉爾欽—蓋達爾”階段，眾所周知，當時選擇了唯一的一個辦法：既不“贖買”，也不將存款指數化，而是幹脆掠奪所有的人，全體居民和企業。我國因此過去和將來永遠也不會原諒這些自由主義民主派。
最後，當時已經清楚，貨幣金融領域和價格領域不進行激進變革，就不能消除日益嚴重的危機。必須恢復預算，尤其是回歸國家對酒類和其他應徵消費稅的商品的切實壟斷。必須逐步開始放開市場上大量流通的商品的價格，但用行政手段遏製最最必需的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必須開始股份製改造，做好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準備工作，但不是像1990年代前5年那樣“白送的”，而是用現錢。但這件事不能急急忙忙地去做，例如，瑪·柴契爾在1980年代花了不少於10年時間才使英國10個主要國有公司私有化。
我相信，當時我國還有最後的可能通過多少平穩、輕鬆一些的道路去實現向市場的過渡。例如，轟動一時的稱作“500天計劃”的格·亞夫林斯基—斯·沙塔林計劃就是這樣的計劃。計劃的名稱當然不嚴肅，帶有gg色彩，每個人都清楚，這個計劃需要的不是500天，至少要500個星期，甚至500個月。但我相信，這個計劃就其包含的思想來說，是相當現實的。但像以往一樣，這一計劃滲進了政治，滲進了人的狂熱、自負、“壕溝的利益”（英國人的說法），於是這個計劃最後被束之高閣。
我記得，當時我一度被任命為計劃作者和計劃反對者（主要是政府的人）之間的獨特的調停人，因為也許能製定出一個令大家都滿意的中間方案。我記得1990年8月在阿爾漢格爾斯克一天晚上開會的情況：左邊是“500天計劃”團隊，右邊是政府班子，我坐在桌子的一端。我記得當時那令人壓抑的、幾乎叫我心如刀割的感覺。天哪，他們在爭什麽？這叫什麽經濟？！一些人堅持要求說：“交權，交權……”另一些人同樣勃然大怒，說：“不交，不交，決不交……”
在我的腦海裏經常（尤其是今天，當時的許多問題已經失去了鋒芒）浮現一句古老的格言：“我們的缺點是我們長處的延續”。今天我國社會大概對下麵的問題不會有確定無疑的答案：蘇聯怎麽會垮台的？克裏姆林宮怎麽能容許這件事發生？我個人有兩點解釋。一點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另一點是純心理學的解釋，這個解釋基本上針對米·謝·戈巴契夫，更確切些說，是針對我過去和現在所理解的這位真正傑出人物的。我相信，對政治經濟學解釋大家都理解，都沒有爭議，因為當時蘇聯這個大國不僅無法繼續發展了，而且也不能正常生存了，因為莫斯科積聚了95%的國家預算收入，而由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和州、區及其他各級行政機關直接支配（即不需經克裏姆林宮批準）的隻有5%，改革的領導人最終明白了這一點，但卻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