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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從他開始領導後，一切實際上都並不簡單。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尤其是像“改革”這樣急劇的轉折，當然需要時間，使改革的倡導者及其周圍的人的頭腦裏醞釀成熟。應該承認，這個轉折開頭就糟透了，用一種已與我們當局，包括其最優秀、最能幹的代表水乳交融的方式進行。轉折一開頭就犯了十分嚴重的錯誤，馬上使全國有頭腦的人警覺起來，因為轉折是從臭名昭著的反酗酒運動開始的，當時開展這個運動的動機當然很好，但構成這個運動基礎的是最低級的愚昧。美國在1920年代實行“禁酒法令”，完全為我們做了這個實驗，其結果是絕對負麵的，因為在實行這個法令的12年間，美國的酒類消費事實上不減反增，靠的是地下生產和各種走私，從來沒有過如此嚴重的有組織犯罪的美國在幾十年前就完全吃到了它的苦頭。而在我國，除了這些後果，還要加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後果——國家的預算徹底給毀了。其實隻要回頭看看，就能避免犯這樣毀滅性的錯誤！
“改革”初期的許多問題表明，改革的倡導者隻有急劇改變、改造國家，把它帶出歷史死胡同的願望，而怎麽能做到這一點的計劃卻沒有。開始了手忙腳亂的（盡管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來回折騰。一會兒是葉·利加喬夫發動瘋狂的反對所謂“非勞動”收入（即一切私人收入）運動。例如，直升機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上空盤旋，每架直升機都用鏈子吊著鐵錘，要按照上司的指令從空中砸壞當地居民菜園裏的玻璃暖房。一會兒是提出“加速”口號，仿佛在用皮鞭抽打艱難前行駑馬的脊背，至於加速什麽，怎麽加速，隻有天知道。一會兒是突然找到了開啟一切科技進步的神奇鑰匙——“國家驗收”，而全世界任何質量監控形式隻決定不到1%的質量，這可以而且應該忽略不計。
可是從1987年年初到同年年中，透過過去的重重密林，透過長期統治我國的傳統思維方式，我們追求的某種新社會的輪廓已經開始清晰顯現。民主、法律、真正選舉產生的政權、人權、言論自由（“公開性”）、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國家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國家擺脫國際孤立狀態、停止冷戰——所有這一切新的取向意味著蘇聯、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強國，完成了自己歷史上新的急劇轉折，走上了正常的、人類的、“歐洲的”發展道路。我國提心弔膽，將信將疑，沒有一下子就相信，但還是相信了新方針是正確的，很快就開始催促和推動米·謝·戈巴契夫走這條路，埋怨進步得太慢，埋怨在下星期一前不能實現改革。但是敵對的西方同樣慢慢地、將信將疑地、不是一下子就相信了蘇聯的新領袖，應該說，這一信任他從此沒有失去過，直到今天。
人總要回頭看，不僅要弄懂當時發生的一切，而且為當時要是能用另一種方式做就會有好結果而感到後悔。今天大概可以純抽象地說，如果米·謝·戈巴契夫最終能與共產黨內超保守一翼徹底決裂，如果他能公開宣布自己擁護社會民主主義並領導新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如果他不躲避所謂的“真正民主派”，相反去依靠他們和支持他們的街頭力量，那麽他的努力會成功得多。
但是我以為，種種相機行事和不過早與蘇共內及其控製包括軍隊和鎮壓機構在內的各權力部門盤根錯節的機關決裂，在那混亂年代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明智的表現。正是這一點首先救了我們，避免了真正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使“戈巴契夫”革命潛在暴力僅局限於1991年8月令人齒寒的叛亂。當然應該向已故的總統委員會委員斯·沙塔林致敬，他當時到處公開聲稱：“我是社會民主黨人！未來屬於社會民主黨”。在我國，有三代人都受到（並接受了）教育，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堅定不移的自己人，而社會民主黨人是戴眼鏡的意誌薄弱者、叛徒、騙子，而且其民族出身值得懷疑，在這樣的國家裏怎麽能在短時間裏白手起家，建立起以引領社會為目標的強大的社會民主運動呢？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下怎麽能把一切都寄托在民主派及其經常帶上大街的民眾身上呢？而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看到了國內外以往歷次革命所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一如既往，前麵是“白玫瑰花圈中的耶酥像”，跟著的是一群貪婪的無原則的政客，他們夢想採取一切手段，盡快奪得政權和財富。這一點他們後來在蘇聯解體和超自由主義改革開始後已經出色地加以證明了。
但是我，一個經濟學家，當然會想到，改革的基本失誤不是在政治領域裏，而是在社會經濟領域裏。我作為當時事態的觀察者和相當積極的參與者，認為這些失誤首先也是由於沒有深思熟慮的改革戰略計劃造成的。而且不是改革的目標，目標恰恰多少是知道的，盡管有些模糊（某個俄羅斯版的“社會市場經濟”）。但是我相信，走向目標的途徑和階段、應有的重點和次序，卻沒有一個人清楚。
依我看，改革最重要的失誤是“深入骨髓地”（而不是在意識裏）輕視解決一個十分重要的，但很難表述而且更難計算的問題，即必須重新培養出廣大群眾創造性的進取精神、他們的經營本能、他們的潛在能力，換句話說，是他們那種能穿透任何瀝青路麵的“小草的自發的能量”。此前70年，這種能量被百般摧殘，而國家把任何一個獨立經營者都看成是天然的敵人，不管他是農民、手工業者，還是商人或醫生，在蘇維埃政權的幾十年中，國家隻想一點：怎樣再建成又一個工業巨型企業，絲毫不理會在全世界中小企業家早已成為經濟和科技進步的主要發動機、市場的主要代表和僱主。世界說：“小的好。”布爾什維克卻固執地斷言：“不，大的才好。”
“改革”初期的許多問題表明，改革的倡導者隻有急劇改變、改造國家，把它帶出歷史死胡同的願望，而怎麽能做到這一點的計劃卻沒有。開始了手忙腳亂的（盡管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來回折騰。一會兒是葉·利加喬夫發動瘋狂的反對所謂“非勞動”收入（即一切私人收入）運動。例如，直升機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上空盤旋，每架直升機都用鏈子吊著鐵錘，要按照上司的指令從空中砸壞當地居民菜園裏的玻璃暖房。一會兒是提出“加速”口號，仿佛在用皮鞭抽打艱難前行駑馬的脊背，至於加速什麽，怎麽加速，隻有天知道。一會兒是突然找到了開啟一切科技進步的神奇鑰匙——“國家驗收”，而全世界任何質量監控形式隻決定不到1%的質量，這可以而且應該忽略不計。
可是從1987年年初到同年年中，透過過去的重重密林，透過長期統治我國的傳統思維方式，我們追求的某種新社會的輪廓已經開始清晰顯現。民主、法律、真正選舉產生的政權、人權、言論自由（“公開性”）、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國家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國家擺脫國際孤立狀態、停止冷戰——所有這一切新的取向意味著蘇聯、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強國，完成了自己歷史上新的急劇轉折，走上了正常的、人類的、“歐洲的”發展道路。我國提心弔膽，將信將疑，沒有一下子就相信，但還是相信了新方針是正確的，很快就開始催促和推動米·謝·戈巴契夫走這條路，埋怨進步得太慢，埋怨在下星期一前不能實現改革。但是敵對的西方同樣慢慢地、將信將疑地、不是一下子就相信了蘇聯的新領袖，應該說，這一信任他從此沒有失去過，直到今天。
人總要回頭看，不僅要弄懂當時發生的一切，而且為當時要是能用另一種方式做就會有好結果而感到後悔。今天大概可以純抽象地說，如果米·謝·戈巴契夫最終能與共產黨內超保守一翼徹底決裂，如果他能公開宣布自己擁護社會民主主義並領導新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如果他不躲避所謂的“真正民主派”，相反去依靠他們和支持他們的街頭力量，那麽他的努力會成功得多。
但是我以為，種種相機行事和不過早與蘇共內及其控製包括軍隊和鎮壓機構在內的各權力部門盤根錯節的機關決裂，在那混亂年代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明智的表現。正是這一點首先救了我們，避免了真正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使“戈巴契夫”革命潛在暴力僅局限於1991年8月令人齒寒的叛亂。當然應該向已故的總統委員會委員斯·沙塔林致敬，他當時到處公開聲稱：“我是社會民主黨人！未來屬於社會民主黨”。在我國，有三代人都受到（並接受了）教育，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堅定不移的自己人，而社會民主黨人是戴眼鏡的意誌薄弱者、叛徒、騙子，而且其民族出身值得懷疑，在這樣的國家裏怎麽能在短時間裏白手起家，建立起以引領社會為目標的強大的社會民主運動呢？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下怎麽能把一切都寄托在民主派及其經常帶上大街的民眾身上呢？而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看到了國內外以往歷次革命所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一如既往，前麵是“白玫瑰花圈中的耶酥像”，跟著的是一群貪婪的無原則的政客，他們夢想採取一切手段，盡快奪得政權和財富。這一點他們後來在蘇聯解體和超自由主義改革開始後已經出色地加以證明了。
但是我，一個經濟學家，當然會想到，改革的基本失誤不是在政治領域裏，而是在社會經濟領域裏。我作為當時事態的觀察者和相當積極的參與者，認為這些失誤首先也是由於沒有深思熟慮的改革戰略計劃造成的。而且不是改革的目標，目標恰恰多少是知道的，盡管有些模糊（某個俄羅斯版的“社會市場經濟”）。但是我相信，走向目標的途徑和階段、應有的重點和次序，卻沒有一個人清楚。
依我看，改革最重要的失誤是“深入骨髓地”（而不是在意識裏）輕視解決一個十分重要的，但很難表述而且更難計算的問題，即必須重新培養出廣大群眾創造性的進取精神、他們的經營本能、他們的潛在能力，換句話說，是他們那種能穿透任何瀝青路麵的“小草的自發的能量”。此前70年，這種能量被百般摧殘，而國家把任何一個獨立經營者都看成是天然的敵人，不管他是農民、手工業者，還是商人或醫生，在蘇維埃政權的幾十年中，國家隻想一點：怎樣再建成又一個工業巨型企業，絲毫不理會在全世界中小企業家早已成為經濟和科技進步的主要發動機、市場的主要代表和僱主。世界說：“小的好。”布爾什維克卻固執地斷言：“不，大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