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也不必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用強力“推行”任何東西,因為歷史證明,這樣做毫無益處。多少代人的經驗教導我們,這樣人為搭建的小屋由於自身的重量,甚至沒有外來的推力,遲早會自行倒塌。俄國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都這樣或那樣地完了:超級大國主義(它可是“第三羅馬”)也好,“聖索非亞大教堂頂上的十字架”也好,在傳統意識形態教育下全人類的幸福也好,探索某種無人知曉的“最高精神”(為此可以無視全世界普通人過去和現在藉以生活的一切)也好,莫不如此。


    最後,不應該生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要生活在現實中,即要去完成實實在在、人人理解的任務:要修建房屋,建造花園,鋪設道路,修築醫院、學校、養老院和殘疾人收容所,撫養孩子,給他們以教育,支持科學、文化、教會,加強國防,為城市建設配套設施,復興幾乎奄奄一息的俄羅斯農村,開發至今沒有好好開發的上帝賜給我們的一切:西伯利亞和遠東,等等。總之,要把我們這個大國建設好。我們現在麵臨這些任務,這一切夠我們幾代人幹上幾百年了。我當然沒有把握,即使現在所有人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對於今天來說主要的民族思想是建設、創造、保護好我國人民及其幸福安康,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會同意。


    正是民族心理中的這一進步——全民一致拒絕暴力、流血和種種威權主義空想——成了當代俄羅斯生活中應首先用以衡量“戈巴契夫改革”歷史效果最重要的一點。但是改革的效果不僅表現為這種民族處世態度的進步,仿佛黑暗中驟然閃現亮光,我國社會突然明白了,統治俄羅斯的絕不是“天人”,不是極其英明、料事如神的高等人,而是再普通不過的、有著種種劣根性和私慾、無知、貪婪、極端近視,簡單些說,是平庸愚蠢的“庸”人而已。不錯,我記得,已故的亞·列別德將軍說過:“愚蠢不是愚蠢,而是智慧。”也許是吧,也許確實是“智慧”,但這種“智慧”除了眼前的好處和自己的鼻尖,什麽也看不到。我相信,新的俄國革命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我國或外國的一小撮陰謀家的惡意,使這場革命醞釀成熟的是徹底喪失了自衛本能的我國當時的領導人的愚蠢,這些領導人吃得腦滿腸肥,以致完全喪失了活動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知道他們身處何處,也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麽。


    不是我一個人,許多人今天都不相信社會主義沒有生命力,但這種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民主的、市場的社會主義,即“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它以人的正常追求和經過千百年來人類經驗驗證的經濟規律為依據。不僅許多西歐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建設十分有生命力的和有經濟效益的、以社會團結一致和經濟中個人主動性和私有製起主導作用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連匈牙利亞·卡達爾的被“集團紀律”束縛住手腳的社會主義,也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它的生命力,而且是在似乎最艱難的時期作出了證明。約·布羅茲·狄托在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當年也同樣不容置疑地展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後來垮台絕不是出於社會經濟的原因,而完全是由於無理性的民族衝突使國家四分五裂,還應當加上一點:顯然還有來自外部的煽風點火。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並非一定要流血(2)


    但是請問,哪一個追求長期存在的製度能經得住布爾什維克一意孤行地對它的“嘲弄”(我找不到別的字眼)?我甚至不想提起史達林血腥殘忍的實驗和大家仍記憶猶新的赫魯雪夫的怪僻行徑,例如,他竟把一個物產豐富的大國變成了長期進口糧食的國家,這一切現在當然隻是事後的議論。但是有什麽人即使在今天能給我解釋清楚為什麽連阿·柯西金怯懦的、不徹底的改革都被徹底扼殺了呢?這個改革實際上隻是要給技術上開始遠遠落後的蘇聯工業以微弱的刺激(例如,企業能自由支配其超計劃的利潤)。


    還有,1973年世界石油價格第一次飛漲後我國迎來了一場真正的“黃金雨”,可是國家把這些黃金又用在了什麽地方呢?這筆錢總計大約為2500億美元,舉例來說,大概足夠在全國,從邊疆到邊疆,鋪設優質的公路。大家知道,這筆錢被用來幹涉安哥拉、衣索比亞、莫三比克等國;用來支持古巴;用來研製震驚整個歐洲的ss—20飛彈;用來加快各方麵的軍備競賽,不僅生產飛彈和核裝藥,而且生產60000輛甚至更多的很快就完全無用的坦克;用來每年向全世界購買3000萬噸有時更多的糧食;用來實施瘋狂的要北方河流改道的計劃,如此等等。結束這一切的終場演出是入侵阿富汗,這最終成了蘇聯歷史性結局真正的開端。順便提一下,起先簽署這一決定的是三個人——尤·安德羅波夫、安·葛羅米柯和德·烏斯季諾夫,這幾個人好像至今還被認為是“聰明人”。


    因此現在的極左派除了自己,不能指責任何人應對已發生的一切負責,因為這座大廈在類似的荒唐決策、國家絕對力不勝任的大肆揮霍的重壓下,不可能不倒塌,當時的當局因此已經喪失活動能力。如果不是在1985年3月,那麽我相信在不久後的幾年裏,米·謝·戈巴契夫(或者應起同樣作用的別的什麽人)應該出現,也不能不出現。蘇聯製度已經到了垮台的極限,麵臨的已經是拯救國家的問題,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人民、我國社會、甚至大部分蘇聯“精英”(區別於最高的掌權層)當時已完全喪失自我保護的本能,人們指望有米·謝·戈巴契夫一樣的人物,期待著他,他終於如常言所說,在需要的時刻、需要的地方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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