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認為蘇聯解體是改革的失敗是不正確的。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和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經常表示,改革是不依賴於一個人的意誌的客觀過程,這一過程在許多前蘇聯共和國獲得獨立後仍在繼續進行,這一過程今天仍在進行,在一些地方遭到挫折,在另一些地方則向前推進。改革看來是一個比其倡導者最初設想的更長期更困難的過程。但蘇聯改革的基本思想不僅在俄羅斯和其他蘇聯繼承國,而且在更廣闊的範圍內,仍有其重要意義。能夠實現這些思想的政治領導人在推動社會前進方麵取得了比那些拒絕或忽視這些思想的人更大的成功。


    注釋


    [1]《蘇共新綱領:描述蘇聯的未來「蘇聯-86-10022」》,中央情報局1986年4月1日發表。


    [2]《對蘇聯宣傳和文化中的“公開性”的討論》,中央情報局1986年8月1日發表。


    [3]《1986—1988年戈巴契夫的對美政策》,1986年9月1日發表。


    [4]我寫了雷克雅未克會晤及其結果。參看傑克·f.馬特洛克《裏根與戈巴契夫:冷戰是如何結束的》,紐約:藍登書屋2004年版,第215—250頁。


    [5]《一月全會:戈巴契夫收縮戰線》,1987年3月11日發表。


    [6]《六月全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為經濟變革構建基礎》,1987年9月發表。


    [7]《戈巴契夫往何處去:20世紀90年代蘇聯政策和政治(全國情報評估11-18-87)》,1987年11月發表。


    [8]1988年12月的全國情報評估11-23-88,收入班傑明·b.費希爾編輯的《冷戰後期:1989—1991年美國收集的蘇聯和東歐的情報》,華盛頓:國家再版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頁。


    [9]89莫斯科02962;89莫斯科03850;89莫斯科04648。這是一些保密文獻,後來解密,可以在國務院歷史司查閱這些文獻。


    [10]全國情報評估11-4-89《蘇聯對西方的政策:戈巴契夫挑戰》,收入班傑明·b.費希爾編輯的《冷戰後期》第227—254頁。


    [11]全國情報評估2-18-89收入班傑明·b.費希爾編輯的《冷戰後期》第49—81頁。


    [12]90莫斯科15714,這份文獻已解密,可以在國務院電子閱覽室得到它的電子版。


    [13]全國情報評估11-18-90《蘇聯的深重危機:下一年展望》。收入班傑明·b.費希爾編輯的《冷戰後期》第83—110頁。


    [14]收入班傑明·b.費希爾編輯的《冷戰後期》第111—119頁。


    “在黑屋子裏逮住黑貓容易嗎?”


    亞歷山大·涅基佩洛夫


    許多調查表明,俄羅斯絕大多數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改革過程中物質上遭受損害的公民,都不願意回到過去。這看起來不是改革獲得成功的證明嗎?


    但是這樣的論據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相當多的俄羅斯居民和精英仍然把改革看做是我國歷史上的重大失敗之一(“改革災難”)。這種看法竟然奇怪地與今天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甚至全體居民的看法並存,後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當時要向民主社會和市場資本主義經濟轉軌別無其他選擇。


    我不是心理分析專家,但我認為,產生從形式邏輯看如此異乎尋常的思想趨向的原因是,俄羅斯目前的現實與當時改革激發的希望大相逕庭。我們認為現在的社會要比“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好(畢竟自由是個好東西!),同時又認為目前的社會遠遠不如1980年代後5年開始時全國為之神魂顛倒的關於“革新社會”的朦朧理想。


    過去20年我們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從威權主義的政治製度轉向民主政治製度方麵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們取消了指令性經濟管理機製,經濟活動大大開放;形成了市場經濟的主要架構(私有製、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基礎設施),隨著冷戰的結束,有了將資源集中用來解決國內發展緊迫問題的現實可能性。


    同時,過去的這一時期也使我國麵臨嚴重的挑戰。伴隨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進程的,是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境內非一體化傾向的出現,生產嚴重下降和原始化,積累起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相當多的俄羅斯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勞動和居住的保障、免費教育和醫療服務都遭到破壞;犯罪率和兒童流離失所率空前增加,人口平均壽命大大降低;在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俄羅斯社會按收入量來說嚴重分化。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在黑屋子裏逮住黑貓容易嗎?(1)


    “在黑屋子裏逮住黑貓容易嗎?”


    改革的倡導者米·謝·戈巴契夫在智力和道德上要比鮑·尼·葉爾欽高出一籌,可他至今在許多同胞的眼中仍然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反麵主角”,對此值得大驚小怪嗎?他統統“錯了”:他沒有堅決站在葉爾欽的一邊;他沒有徹底把葉爾欽逐出政界;他過於軟弱和民主;他沒有聽任跨地區集團的擺布;他不聽任何人的忠告;他身邊用的顧問“不當”;“他把我們放歸自由”,卻對我們如何使用自由缺乏清晰的認識,這甚至也是他的錯。我們其實是把我們對自己利用歷史機遇過於笨拙的懊惱一股腦兒地發泄到他的身上。


    任何政治領袖當然都不能不對他所倡導的改革後果負責任。但是最好應該把這個責任同實施相應改革的歷史時代的客觀條件作認真的比較。而且我想特別強調一下,應該把當時社會所具有的全部知識也算作客觀條件。“事後”聰明是容易做到的,但不要忘了作決策的人是在現實時代的限製下行動的,還不能忘了我們中多數人今天的觀點與我們當時的觀點相去甚遠,這當然並非是由於背叛了理想,無非是歷史大大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也許還用新的偏見取代了舊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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