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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華盛頓看到的改革(2)
全會通過關於經濟改革的一係列綜合措施的指示和最高蘇維埃批準關於國有企業的新法令，標誌著戈巴契夫探索“新的經濟體製”的分水嶺。首先他實行了有限的和零散的經濟改革，而蘇聯境內外的批評者均主張必須採取一攬子解決辦法。新綱領……的目的是大大減少中央對經濟活動的嚴格控製……
美國中央情報局把1987年6月的決策欣喜地稱之為“分水嶺”，但警告說，“盡管它們（戈巴契夫的成就）令人肅然起敬，但並不能保證他長期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試驗，同樣也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內依然還有保守勢力，而且原先是戈巴契夫盟友的一些領導人認為，他的行動過於匆忙。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也不願意發生變化”。［6］
1987年12月，在戈巴契夫抵達華盛頓的前幾個星期，美國情報共同體發布了題為《協商一致的情報評估》的文件。該文件對蘇聯的政策進行了全麵的評估，對今後數年的政治生活作了預測。該文件開頭的話引人注目：“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拿自己的前途作賭注，他作了勇敢的嚐試，試圖向蘇聯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加強莫斯科與西方競爭的陣地，更積極地在全球舞台上擴大蘇聯的影響。他所主張的改革能夠潛移默化地使蘇聯政策和蘇聯製度發生自史達林1920時代末採取動員措施後的整個時期內的最大變化。”接著報告對“戈巴契夫理念”作了如下描述：
我們認為，戈巴契夫相信他能夠使製度發生相當大的變化，而不是簡單地對製度進行修修補補，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是意義深遠的內政和外交任務。為了使社會活躍和經濟復甦，他：
——在黨和國家機關中開展了重大行動，以便鞏固自己的權力，為實施自己意義深遠的政策準備基礎。
——試圖改革史達林製度的基本架構。他打算建立“中間製度”，這種製度保留了列寧製度的實質特徵（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對主要經濟領域的戰略控製），同時又引入了1920年代之後蘇聯所沒有的方法，例如對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更加寬容的政治氣氛，鎮壓減少的蘇聯公民生存環境，市場力量在經濟中和在經濟競爭中（在一定程度上）的更大的空間。
盡管該文件得出結論，認為戈巴契夫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對蘇聯社會進行根本改造，但同時又提出一種看法，指出戈巴契夫在對外政策中保留了傳統的蘇聯任務：“首先提高蘇聯領土的安全程度，擴大蘇聯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以及在整個地球推進共產主義和排擠資本主義。”報告還認為，戈巴契夫力圖改變蘇聯的戰略和策略，以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他認為，對待意識形態的更加實用主義的態度，與西方、共產主義集團、中國和第三世界關係中的更加靈活並準備妥協的外交政策，同時相應減少作為對外政策工具的武力恫嚇因素，這些將有助於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務。”［7］
該報告的作者對戈巴契夫的目標作了這種定義之後，對戈巴契夫能否完成提出的任務作了評估。按照他們的意見，現行製度的革新是最有可能的結果。接著報告指出，考慮到轉變道路上的種種障礙，“戈巴契夫比整頓走得更遠並推行所謂的製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製度改革的可能性並未被完全排除，實行製度改革的可能性據估計為三分之一。至於說其他的可能性，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與進行製度改革相比，回到更加極權主義的新史達林主義製度的可能性更小，接著該報告指出：“我們認為，在光譜的對邊，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即意味著比製度改革更徹底地走向市場經濟和多元社會，這種可能性在各種情況下實際都等於零。”
情報機關的報告在負責製定政策的官方人士形成看法時自然會被注意到，但這些報告並未被認為是絕對的和最終的。裏根總統和舒爾茨國務卿越來越根據他們與蘇聯領導人，當然主要是與總書記戈巴契夫和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個人接觸的體驗來作出判斷。隨著這些接觸的頻繁和積極，更加相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確實屬於完全不同類型的蘇聯領導人，確實打算進行根本的改革，或許還打算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在美國情報共同體看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戈巴契夫同意銷毀中程核飛彈並準備採取措施開放蘇聯大眾傳媒以進行嚴肅的爭論，開放社會以使蘇聯公民與西方人進行更密切的接觸。盡管一些顧問告訴裏根，戈巴契夫改革蘇聯隻是為了使蘇聯在推行其傳統的外交政策時變得更強大更有效，但裏根認為，即使新蘇聯更強大，也不會對美國或其鄰國構成威脅，而隻會成為經濟發展和保衛和平的夥伴。因此他希望看到戈巴契夫打算利用改革使蘇聯民主化的徵兆。
這方麵最有說服力的徵兆出現在1988年5月，當時蘇共中央向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提出了《提綱》。那時我已經當了一年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提綱》公布的那一天我在芬蘭赫爾辛基，在那裏幫助裏根總統為訪問莫斯科做準備。看完《提綱》我意識到，現在對戈巴契夫對蘇聯製度進行根本改革的決心已用不著有任何懷疑了。我向裏根總統介紹了《提綱》並指出，如果戈巴契夫能夠實現其中包含的思想，“蘇聯將永遠無法回到過去”。裏根對此表示贊同，幾天之後，當有人在莫斯科問他，他是否還繼續認為蘇聯是“邪惡帝國”，他回答說：“不。現在已時過境遷。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而當有人問他，誰改變了形勢，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這一功績屬於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戈巴契夫。
全會通過關於經濟改革的一係列綜合措施的指示和最高蘇維埃批準關於國有企業的新法令，標誌著戈巴契夫探索“新的經濟體製”的分水嶺。首先他實行了有限的和零散的經濟改革，而蘇聯境內外的批評者均主張必須採取一攬子解決辦法。新綱領……的目的是大大減少中央對經濟活動的嚴格控製……
美國中央情報局把1987年6月的決策欣喜地稱之為“分水嶺”，但警告說，“盡管它們（戈巴契夫的成就）令人肅然起敬，但並不能保證他長期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試驗，同樣也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內依然還有保守勢力，而且原先是戈巴契夫盟友的一些領導人認為，他的行動過於匆忙。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也不願意發生變化”。［6］
1987年12月，在戈巴契夫抵達華盛頓的前幾個星期，美國情報共同體發布了題為《協商一致的情報評估》的文件。該文件對蘇聯的政策進行了全麵的評估，對今後數年的政治生活作了預測。該文件開頭的話引人注目：“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拿自己的前途作賭注，他作了勇敢的嚐試，試圖向蘇聯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加強莫斯科與西方競爭的陣地，更積極地在全球舞台上擴大蘇聯的影響。他所主張的改革能夠潛移默化地使蘇聯政策和蘇聯製度發生自史達林1920時代末採取動員措施後的整個時期內的最大變化。”接著報告對“戈巴契夫理念”作了如下描述：
我們認為，戈巴契夫相信他能夠使製度發生相當大的變化，而不是簡單地對製度進行修修補補，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是意義深遠的內政和外交任務。為了使社會活躍和經濟復甦，他：
——在黨和國家機關中開展了重大行動，以便鞏固自己的權力，為實施自己意義深遠的政策準備基礎。
——試圖改革史達林製度的基本架構。他打算建立“中間製度”，這種製度保留了列寧製度的實質特徵（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對主要經濟領域的戰略控製），同時又引入了1920年代之後蘇聯所沒有的方法，例如對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更加寬容的政治氣氛，鎮壓減少的蘇聯公民生存環境，市場力量在經濟中和在經濟競爭中（在一定程度上）的更大的空間。
盡管該文件得出結論，認為戈巴契夫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對蘇聯社會進行根本改造，但同時又提出一種看法，指出戈巴契夫在對外政策中保留了傳統的蘇聯任務：“首先提高蘇聯領土的安全程度，擴大蘇聯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以及在整個地球推進共產主義和排擠資本主義。”報告還認為，戈巴契夫力圖改變蘇聯的戰略和策略，以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他認為，對待意識形態的更加實用主義的態度，與西方、共產主義集團、中國和第三世界關係中的更加靈活並準備妥協的外交政策，同時相應減少作為對外政策工具的武力恫嚇因素，這些將有助於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務。”［7］
該報告的作者對戈巴契夫的目標作了這種定義之後，對戈巴契夫能否完成提出的任務作了評估。按照他們的意見，現行製度的革新是最有可能的結果。接著報告指出，考慮到轉變道路上的種種障礙，“戈巴契夫比整頓走得更遠並推行所謂的製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製度改革的可能性並未被完全排除，實行製度改革的可能性據估計為三分之一。至於說其他的可能性，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與進行製度改革相比，回到更加極權主義的新史達林主義製度的可能性更小，接著該報告指出：“我們認為，在光譜的對邊，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即意味著比製度改革更徹底地走向市場經濟和多元社會，這種可能性在各種情況下實際都等於零。”
情報機關的報告在負責製定政策的官方人士形成看法時自然會被注意到，但這些報告並未被認為是絕對的和最終的。裏根總統和舒爾茨國務卿越來越根據他們與蘇聯領導人，當然主要是與總書記戈巴契夫和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個人接觸的體驗來作出判斷。隨著這些接觸的頻繁和積極，更加相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確實屬於完全不同類型的蘇聯領導人，確實打算進行根本的改革，或許還打算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在美國情報共同體看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戈巴契夫同意銷毀中程核飛彈並準備採取措施開放蘇聯大眾傳媒以進行嚴肅的爭論，開放社會以使蘇聯公民與西方人進行更密切的接觸。盡管一些顧問告訴裏根，戈巴契夫改革蘇聯隻是為了使蘇聯在推行其傳統的外交政策時變得更強大更有效，但裏根認為，即使新蘇聯更強大，也不會對美國或其鄰國構成威脅，而隻會成為經濟發展和保衛和平的夥伴。因此他希望看到戈巴契夫打算利用改革使蘇聯民主化的徵兆。
這方麵最有說服力的徵兆出現在1988年5月，當時蘇共中央向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提出了《提綱》。那時我已經當了一年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提綱》公布的那一天我在芬蘭赫爾辛基，在那裏幫助裏根總統為訪問莫斯科做準備。看完《提綱》我意識到，現在對戈巴契夫對蘇聯製度進行根本改革的決心已用不著有任何懷疑了。我向裏根總統介紹了《提綱》並指出，如果戈巴契夫能夠實現其中包含的思想，“蘇聯將永遠無法回到過去”。裏根對此表示贊同，幾天之後，當有人在莫斯科問他，他是否還繼續認為蘇聯是“邪惡帝國”，他回答說：“不。現在已時過境遷。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而當有人問他，誰改變了形勢，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這一功績屬於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戈巴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