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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情報機關的分析人員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鬥爭的進程、經濟效益、軍事理論和飛彈分布等問題上。同時他們對意識形態不太感興趣。但裏根總統對意識形態特別感興趣，因為他相信，冷戰時期緊張局勢的首要原因正是意識形態。當然，軍備競賽和地緣政治競爭當時是重要問題，而且必須加以解決，但意識形態不改變將很難永遠結束冷戰。裏根經常說：“各國不相互懼怕是因為它們擁有武裝，而它們擁有武裝是因為它們相互懼怕。”首先他想減少冷戰所產生的巨大不信任。
作為駐蘇聯大使我知道，意識形態是重要的，即使它已不再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年代和史達林在世時的集體化時期那樣是強大的推動力。難怪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在1970年代、在緩和時期聲稱，緩和指的是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但不是指意識形態。例如，蘇聯的對外政策繼續堅持“國際舞台上的階級鬥爭”的原則，這意味著不允許與“資產階級的”或“帝國主義的”國家妥協——隻能在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履行它在傳播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方麵的國際主義義務之前談暫時的停戰。
由於這個原因，1988年蘇聯領導層內展開的關於“全人類利益”的爭論引起了美國大使館的注意。這些爭論大多數是秘密進行的，但有時也會成為公開性的產物。例如，當《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為史達林主義辯護的文章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葉戈爾·利加喬夫卻就這個問題發表了相互矛盾的聲明。在與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會見（這次會見談的是其他問題）時我提到了這次論戰。他要我相信，蘇聯再也不會認為國際舞台上的階級鬥爭是其對外政策的基礎。實質上戈巴契夫1988年12月7日在聯合國講話時也作了這樣的表示，他說不能限製各國人民選擇的自由。
在聯合國發表講話之後，戈巴契夫在紐約灣的總督島會晤了裏根和剛剛當選下屆總統的喬治·布希。給我的感覺是，這次會晤在意識形態方麵結束了冷戰。裏根對戈巴契夫說，他希望他的繼任者繼續他開始的尋求與蘇聯達成協議的政策，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會晤取得了巨大成功……從戈巴契夫的話中可以得出結論，他把我們看做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夥伴。”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華盛頓看到的改革(3)
盡管美蘇相互關係的氣氛發生了變化，但使兩個超級大國疏遠的問題仍然不少。歐洲依然分裂為兩個對立的軍事集團。處於分裂狀態的還有德國，駐守在德國西部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的美國軍隊，而駐守在德國東部的則是加入了華沙條約的蘇聯軍隊。關於削減歐洲戰略核武器和常規武裝力量的談判還在進行，但其結束的前景尚不明朗。盡管蘇聯軍隊撤出了阿富汗，但非洲和中美洲的“間接衝突”持續不斷。然而戈巴契夫在聯合國關於蘇聯計劃把本國武裝力量的數量削減50萬的聲明給西方各國政府及歐洲和美國的輿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1月，布希總統就任之後表示，他將在分析原有政策之後製定他的對蘇政策。他打算基本上繼續推行裏根的政策（他作為副總統曾是這一政策的支持者），但同時他認為有必要讓共和黨右翼相信，他不會表現“軟弱”，他推行的是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簡單地繼續他的前任所製定的政策。他的主要顧問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印象沒有當時裏根總統和舒爾茨國務卿深。這是一些“現實主義者”，他們對未解決的冷戰問題的關注超過了對1987年和1988年方針發生的變化的關注。
在喬治·布希就任總統之前不久，美國情報共同體對蘇聯經濟改革的前景作出了評估。題為《戈巴契夫的經濟綱領：麵臨的困難》的報告指出，改革的經濟成果最多可以說是不大。報告作者們預言，前麵的道路將是困難的。盡管政策本身也許是有前途的，但在“社會動盪和官僚持懷疑態度”的情況下，要取得“消費商品和服務的生產的增長”將是特別困難的。盡管情況令人悲觀，但報告作者們承認，“戈巴契夫多次採取根本措施扭轉了失敗，因此我們不能排除在國有經濟成分中迅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嚐試”［8］。
當布希總統表示將對美國對蘇政策進行分析時，我從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給他拍了三份長篇電報，對蘇聯的國內事態、蘇聯對外政策和涉及美國政策的建議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9］。美國新政府的一些官員試圖讓布希總統相信，戈巴契夫希望搞好蘇聯經濟隻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美國，戈巴契夫若不改變方針，他本人很快就會被剝奪權力，也就是說，1964年被推翻的尼基塔·赫魯雪夫身上發生的事情很快就會重演。我的三份電報的目的是批駁這兩種說法。我預言，戈巴契夫極有可能在布希政府的整個任期內甚至在更長時間內呆在自己的崗位上，他所進行的改革將使蘇聯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我不能完全相信改革能大大改善蘇聯經濟。我還預言，由於民族衝突的徵兆不斷在蘇聯出現，將會產生一些問題。關於美國的政策，我提出了如下建議：“在我們麵前出現了歷史性機遇，使我們可以檢驗蘇聯在多大程度上希望與其餘世界建立新的相互關係並加強蘇聯的那些可以走向‘更實用的’經濟和更多元的社會的趨勢。”我寫道，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應當支持改革，因為蘇聯政治製度和社會的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利益。
作為駐蘇聯大使我知道，意識形態是重要的，即使它已不再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年代和史達林在世時的集體化時期那樣是強大的推動力。難怪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在1970年代、在緩和時期聲稱，緩和指的是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但不是指意識形態。例如，蘇聯的對外政策繼續堅持“國際舞台上的階級鬥爭”的原則，這意味著不允許與“資產階級的”或“帝國主義的”國家妥協——隻能在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履行它在傳播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方麵的國際主義義務之前談暫時的停戰。
由於這個原因，1988年蘇聯領導層內展開的關於“全人類利益”的爭論引起了美國大使館的注意。這些爭論大多數是秘密進行的，但有時也會成為公開性的產物。例如，當《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為史達林主義辯護的文章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葉戈爾·利加喬夫卻就這個問題發表了相互矛盾的聲明。在與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會見（這次會見談的是其他問題）時我提到了這次論戰。他要我相信，蘇聯再也不會認為國際舞台上的階級鬥爭是其對外政策的基礎。實質上戈巴契夫1988年12月7日在聯合國講話時也作了這樣的表示，他說不能限製各國人民選擇的自由。
在聯合國發表講話之後，戈巴契夫在紐約灣的總督島會晤了裏根和剛剛當選下屆總統的喬治·布希。給我的感覺是，這次會晤在意識形態方麵結束了冷戰。裏根對戈巴契夫說，他希望他的繼任者繼續他開始的尋求與蘇聯達成協議的政策，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會晤取得了巨大成功……從戈巴契夫的話中可以得出結論，他把我們看做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夥伴。”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華盛頓看到的改革(3)
盡管美蘇相互關係的氣氛發生了變化，但使兩個超級大國疏遠的問題仍然不少。歐洲依然分裂為兩個對立的軍事集團。處於分裂狀態的還有德國，駐守在德國西部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的美國軍隊，而駐守在德國東部的則是加入了華沙條約的蘇聯軍隊。關於削減歐洲戰略核武器和常規武裝力量的談判還在進行，但其結束的前景尚不明朗。盡管蘇聯軍隊撤出了阿富汗，但非洲和中美洲的“間接衝突”持續不斷。然而戈巴契夫在聯合國關於蘇聯計劃把本國武裝力量的數量削減50萬的聲明給西方各國政府及歐洲和美國的輿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1月，布希總統就任之後表示，他將在分析原有政策之後製定他的對蘇政策。他打算基本上繼續推行裏根的政策（他作為副總統曾是這一政策的支持者），但同時他認為有必要讓共和黨右翼相信，他不會表現“軟弱”，他推行的是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簡單地繼續他的前任所製定的政策。他的主要顧問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印象沒有當時裏根總統和舒爾茨國務卿深。這是一些“現實主義者”，他們對未解決的冷戰問題的關注超過了對1987年和1988年方針發生的變化的關注。
在喬治·布希就任總統之前不久，美國情報共同體對蘇聯經濟改革的前景作出了評估。題為《戈巴契夫的經濟綱領：麵臨的困難》的報告指出，改革的經濟成果最多可以說是不大。報告作者們預言，前麵的道路將是困難的。盡管政策本身也許是有前途的，但在“社會動盪和官僚持懷疑態度”的情況下，要取得“消費商品和服務的生產的增長”將是特別困難的。盡管情況令人悲觀，但報告作者們承認，“戈巴契夫多次採取根本措施扭轉了失敗，因此我們不能排除在國有經濟成分中迅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嚐試”［8］。
當布希總統表示將對美國對蘇政策進行分析時，我從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給他拍了三份長篇電報，對蘇聯的國內事態、蘇聯對外政策和涉及美國政策的建議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9］。美國新政府的一些官員試圖讓布希總統相信，戈巴契夫希望搞好蘇聯經濟隻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美國，戈巴契夫若不改變方針，他本人很快就會被剝奪權力，也就是說，1964年被推翻的尼基塔·赫魯雪夫身上發生的事情很快就會重演。我的三份電報的目的是批駁這兩種說法。我預言，戈巴契夫極有可能在布希政府的整個任期內甚至在更長時間內呆在自己的崗位上，他所進行的改革將使蘇聯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我不能完全相信改革能大大改善蘇聯經濟。我還預言，由於民族衝突的徵兆不斷在蘇聯出現，將會產生一些問題。關於美國的政策，我提出了如下建議：“在我們麵前出現了歷史性機遇，使我們可以檢驗蘇聯在多大程度上希望與其餘世界建立新的相互關係並加強蘇聯的那些可以走向‘更實用的’經濟和更多元的社會的趨勢。”我寫道，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應當支持改革，因為蘇聯政治製度和社會的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