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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述政治力量在八月叛亂期間的鬥爭尤為激烈，當時在3天時間內發生了三次重要的歷史轉折。第一次轉折是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為代表的保守派實施的，他們在首都組織了政權交替並宣布蘇聯總統米·謝·戈巴契夫為無行為能力的人；為此所有民主力量都作出了回答，他們不願意回到改革前時代，他們製止了叛亂分子，把總統從“福羅斯囚禁地”解救出來；最後，第三次歷史轉折出現於聚集在鮑裏斯·葉爾欽周圍的激進民主派的幕後活動中，葉爾欽在叛亂期間轉而將聯盟政權的國家主要機構控製在自己手中，所以從福羅斯返回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不得不專門發布指令收回政權和對國家的控製。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5)
這一缺乏研究的社會生活時期，實際上是蘇聯聯盟總統和俄羅斯總統兩個政權並存的時期，這一時期各共和國與中央的鬥爭急劇激化，各共和國開始公開脫離中央（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未經批準退出聯盟，烏克蘭就獨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俄羅斯總統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拖延通過他們已草簽的聯盟條約，等等），結果米·謝·戈巴契夫旨在保存聯盟的不懈努力沒有達到目的。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和蘇聯歷史的最後一個時期以聯盟的解體而結束，三個共和國的總統——俄羅斯的葉爾欽、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的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中依照雙邊協議實施了這一解體行動。這三個人的名字成了一個曾經決定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國家的解體和許多民族的悲劇的象徵。
在我們看來，聯盟的解體和改革的中斷是兩支對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行動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兩支力量在俄羅斯議會聯手投票贊成批準別洛韋日協定。結果在幾百名俄羅斯議員中投“反對票”的隻有區區幾人。
這樣一來，改革就以聯盟的解體即以那個應當改革的客體的消失而告結束。1991年12月25日米·謝·戈巴契夫關於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著名電視講話對這一時刻的記錄準確到了分鍾。我想強調指出，這裏我們說的是改革結束的純形式的時刻。在這一時刻的範圍之外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思想政治影響仍然存在，在我看來，在改革的戰略——在俄羅斯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實現之前這一影響將保持其現實意義。
改革和後改革。
戈巴契夫與葉爾欽
認為改革與後改革時期完全一致，也許是關於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最不正確的說法，這一說法還認為，鮑裏斯·葉爾欽繼續和發展了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開始的事業，最執著地堅持這一觀點的是歷史學博士伊戈爾·弗羅揚諾夫，他鼓吹關於改革者的陰謀論，認為“葉爾欽走的是戈巴契夫指出的道路”。［31］
這樣不加區分地把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相提並論的觀點，使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變成了完全的消極過程，認為這個過程沒有隨著戈巴契夫的去職而結束，還在繼續，並必然會變成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由此將產生種種破壞性的社會經濟後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會分化為少數極富有的人和多數貧困的窮人，犯罪和流浪兒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個意識清醒的人都應該明白，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改革和鮑裏斯·葉爾欽的後改革之間，實際上存在重要的質的區別，這兩位政治活動家的本質區別也同樣多。例如，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者從來沒有把在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或效仿美國的社會運轉模式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他們力圖（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幾年）發現和揭示“社會主義製度”的民主“潛力”，並為其補充以社會為取向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的西歐各國來說，市場經濟是最有代表性的。鮑裏斯·葉爾欽的追隨者則相反，他們在叛亂發生很久以前就通過自己的領袖聲稱：“俄羅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後選擇，它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它也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要走美利堅合眾國所走過的文明道路。”［32］
事實已經多次證明，“之後”不等於“因此”。葉爾欽—蓋達爾的激進改革時期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繼續，而是對這一改革的否定——不僅從社會政治內容來看，而且從社會改革的方法來看均是如此。不應當忘記，戈巴契夫改革的策劃和實施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點直到最近戈巴契夫還在不停地講［33］，至於說葉爾欽的“激進改革”，那是為了那些在八月叛亂失敗和蘇聯被“別洛韋日的老闆們”解散之後取得政權的民族和集團的狹隘利益而進行的。
改革和後改革之間在社會關係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別。例如，改革者順應1991年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極力避免使用極端的首先是強力的手段解決遺留問題，特別是社會和民族關係領域的問題。而集結在鮑裏斯·葉爾欽周圍的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擁護者則相反，他們無視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採取了許多極端行動，包括強力行動，這樣的冒險行動有：搞垮聯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療法”和發放私有化債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宮，發動車臣戰爭，等等。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5)
這一缺乏研究的社會生活時期，實際上是蘇聯聯盟總統和俄羅斯總統兩個政權並存的時期，這一時期各共和國與中央的鬥爭急劇激化，各共和國開始公開脫離中央（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未經批準退出聯盟，烏克蘭就獨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俄羅斯總統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拖延通過他們已草簽的聯盟條約，等等），結果米·謝·戈巴契夫旨在保存聯盟的不懈努力沒有達到目的。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和蘇聯歷史的最後一個時期以聯盟的解體而結束，三個共和國的總統——俄羅斯的葉爾欽、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的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中依照雙邊協議實施了這一解體行動。這三個人的名字成了一個曾經決定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國家的解體和許多民族的悲劇的象徵。
在我們看來，聯盟的解體和改革的中斷是兩支對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行動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兩支力量在俄羅斯議會聯手投票贊成批準別洛韋日協定。結果在幾百名俄羅斯議員中投“反對票”的隻有區區幾人。
這樣一來，改革就以聯盟的解體即以那個應當改革的客體的消失而告結束。1991年12月25日米·謝·戈巴契夫關於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著名電視講話對這一時刻的記錄準確到了分鍾。我想強調指出，這裏我們說的是改革結束的純形式的時刻。在這一時刻的範圍之外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思想政治影響仍然存在，在我看來，在改革的戰略——在俄羅斯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實現之前這一影響將保持其現實意義。
改革和後改革。
戈巴契夫與葉爾欽
認為改革與後改革時期完全一致，也許是關於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最不正確的說法，這一說法還認為，鮑裏斯·葉爾欽繼續和發展了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開始的事業，最執著地堅持這一觀點的是歷史學博士伊戈爾·弗羅揚諾夫，他鼓吹關於改革者的陰謀論，認為“葉爾欽走的是戈巴契夫指出的道路”。［31］
這樣不加區分地把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相提並論的觀點，使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變成了完全的消極過程，認為這個過程沒有隨著戈巴契夫的去職而結束，還在繼續，並必然會變成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由此將產生種種破壞性的社會經濟後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會分化為少數極富有的人和多數貧困的窮人，犯罪和流浪兒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個意識清醒的人都應該明白，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改革和鮑裏斯·葉爾欽的後改革之間，實際上存在重要的質的區別，這兩位政治活動家的本質區別也同樣多。例如，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者從來沒有把在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或效仿美國的社會運轉模式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他們力圖（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幾年）發現和揭示“社會主義製度”的民主“潛力”，並為其補充以社會為取向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的西歐各國來說，市場經濟是最有代表性的。鮑裏斯·葉爾欽的追隨者則相反，他們在叛亂發生很久以前就通過自己的領袖聲稱：“俄羅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後選擇，它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它也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要走美利堅合眾國所走過的文明道路。”［32］
事實已經多次證明，“之後”不等於“因此”。葉爾欽—蓋達爾的激進改革時期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繼續，而是對這一改革的否定——不僅從社會政治內容來看，而且從社會改革的方法來看均是如此。不應當忘記，戈巴契夫改革的策劃和實施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點直到最近戈巴契夫還在不停地講［33］，至於說葉爾欽的“激進改革”，那是為了那些在八月叛亂失敗和蘇聯被“別洛韋日的老闆們”解散之後取得政權的民族和集團的狹隘利益而進行的。
改革和後改革之間在社會關係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別。例如，改革者順應1991年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極力避免使用極端的首先是強力的手段解決遺留問題，特別是社會和民族關係領域的問題。而集結在鮑裏斯·葉爾欽周圍的新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擁護者則相反，他們無視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採取了許多極端行動，包括強力行動，這樣的冒險行動有：搞垮聯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療法”和發放私有化債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宮，發動車臣戰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