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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史達林威權主義使人們對在我國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希望破滅了許多年，他使用了非常動員手段來實施工業化和進行戰爭，但未能使蘇聯社會對需要自由創作和普遍民主的科技革命新階段作好準備，結果史達林威權主義製度使蘇聯在20世紀下半葉處於停滯狀態，給整個世界左派運動造成了難以癒合的重創。
眾所周知，史達林威權主義是在政權先後同“左派”、“右派”反對派激烈鬥爭中形成的，蘇聯社會上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個大的社會階層沒嚐到這一鬥爭的後果。史達林威權主義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是某些社會群體因革命動盪和國內戰爭而疲憊不堪的結果；這種疲憊尤為明顯地表現在許多蘇聯公民對消除1930年代革命參加者的訴訟過程要麽表示贊成，要麽無動於衷。同時不能忘記，被關在勞改營中並堅持鬥爭的成千上萬的人實際上在政治上都是反對史達林及其削弱國內民主的方針的，這是徹底相信革命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
應當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就其實質來說傾向於民主而非威權主義，威權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和反動，其社會基礎，我們再說一遍，是官僚階層。但由於官僚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所以它隻能或是為勞動或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威權主義政權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不可能長期存在：它遲早會蛻化。這種蛻化或者將導致政治革命和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確立，或者以反革命告終，從而導致“野蠻資本主義”的確立，以及勞動者的急劇貧困化和社會的極化。通過改革的歷史和改革後的俄羅斯，可以看到這一切在實踐中是如何發生的。
按照我們的觀點，把戈巴契夫改革看做蘇聯社會徹底擺脫史達林威權主義的任何表現和堅決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是最客觀最符合歷史事實的。社會主義的這些特點成了蘇共中央向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綱領的基礎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看待戈巴契夫改革的觀點與當今新自由主義和強權共產主義的解釋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們的觀點，戈巴契夫改革既不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也不是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這一改革就其實質來說是對蘇聯社會的革命革新，它要實現自由、公正、團結和人道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理想。簡言之，戈巴契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第一次反威權主義政治革命。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2)
摒棄教條
我們國家常常會發生奇怪的事情：舊的教條和神話還未僵死，新的教條和神話已取而代之，把威權主義與包括改革在內的蘇聯社會歷史、戈巴契夫與葉爾欽、改革時期與後改革時期相提並論就是這種最新的教條和神話。然而沒有比這離真理更遠的了。下麵我們努力解釋一下。
當年，為顯示“創新精神”，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完全不加批判地從a.烏拉姆、理·派普斯、茲·布熱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裏引進了“威權主義”這一概念［8］來評價蘇聯社會的製度和歷史。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威權主義”概念首先適用於評價政權製度，而不是社會的社會經濟製度或社會歷史；如果說到蘇聯，“威權主義”概念首先與史達林政權的統治，而不是整個蘇聯社會歷史有關。真理是具體的，在史達林威權主義之後是其他的政治製度：赫魯雪夫的極權主義民主政體，勃列日涅夫的極權主義和戈巴契夫改革時期從極權主義向民主的過渡。那些像В.諾沃德沃爾斯卡婭一樣把戈巴契夫改革與史達林威權主義相提並論的人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即這一改革是對史達林威權主義的直接歷史否定和抑製。
當然，史達林威權主義多年來一直為蘇聯社會所固有，然而把蘇聯歷史看做一條威權主義形成和確立的不間斷的線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這意味著把各種社會力量、政黨和派別的矛盾以及尖銳的政治鬥爭抽象化，而這種矛盾和鬥爭構成了蘇聯歷史的重要部分；在歷史科學中這種方法尤其無效，因為它不是去研究社會生活中的真實事實，而是把這些事實裝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說到這裏我們要指出，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塔克爾和史蒂文·科恩對約·史達林和尼·布哈林這樣的政治家作了專門研究，他們認為威權主義概念是難有成效的歷史認識工具，在他們看來，這一概念過於粗糙，無法根據它來理解錯綜複雜、矛盾重重的蘇聯歷史，包括當局和反對派的相互關係等等［9］。
我們再說一遍：戈巴契夫改革不是史達林威權主義的繼續，而是對它的否定和抑製。在蘇聯歷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兩種趨勢進行過極其激烈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盡人皆知：給威權主義以重創的赫魯雪夫“解凍”取代了史達林獨裁製度，後來它又被試圖恢復史達林製度的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政權體製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因為史達林主義是與新時期的要求、與正在到來的後工業新時代背道而馳的現象，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逐漸讓位於米·戈巴契夫及其一班人所實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過分析蘇聯改革的歷史，我們認為改革上世紀80年代中蘇聯所存在的社會和製度是完全可能的，在這裏我們完全贊同美國史·科恩教授的觀點和理由，他對蘇聯製度是否可以改革的問題作了肯定地回答［10］。當然，擁護改革的人也持類似的政治和方法論觀點，他們從一開始就堅決要擺脫當時還存在的史達林主義的殘餘。然而在戈巴契夫改革停止後，關於戈巴契夫從改革前時期繼承下來的製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這種思想的隻是反對改革的人）在以前擁護改革的人中不脛而走。例如，一位著名院士（媒體毫無根據地認為他扮演了“改革建築師”的角色）認為，蘇聯製度“生滿了鏽，它對一切新事物都充滿敵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紮斯拉夫斯卡婭持比較溫和的觀點，她認為從內部根本改革蘇聯社會在當時是可能的：“當時社會對變革的要求非常強烈。但現在我認識到，這一任務實際上是無法完成的。”［12］
眾所周知，史達林威權主義是在政權先後同“左派”、“右派”反對派激烈鬥爭中形成的，蘇聯社會上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個大的社會階層沒嚐到這一鬥爭的後果。史達林威權主義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是某些社會群體因革命動盪和國內戰爭而疲憊不堪的結果；這種疲憊尤為明顯地表現在許多蘇聯公民對消除1930年代革命參加者的訴訟過程要麽表示贊成，要麽無動於衷。同時不能忘記，被關在勞改營中並堅持鬥爭的成千上萬的人實際上在政治上都是反對史達林及其削弱國內民主的方針的，這是徹底相信革命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
應當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就其實質來說傾向於民主而非威權主義，威權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和反動，其社會基礎，我們再說一遍，是官僚階層。但由於官僚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所以它隻能或是為勞動或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威權主義政權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不可能長期存在：它遲早會蛻化。這種蛻化或者將導致政治革命和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確立，或者以反革命告終，從而導致“野蠻資本主義”的確立，以及勞動者的急劇貧困化和社會的極化。通過改革的歷史和改革後的俄羅斯，可以看到這一切在實踐中是如何發生的。
按照我們的觀點，把戈巴契夫改革看做蘇聯社會徹底擺脫史達林威權主義的任何表現和堅決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是最客觀最符合歷史事實的。社會主義的這些特點成了蘇共中央向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綱領的基礎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看待戈巴契夫改革的觀點與當今新自由主義和強權共產主義的解釋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們的觀點，戈巴契夫改革既不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也不是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這一改革就其實質來說是對蘇聯社會的革命革新，它要實現自由、公正、團結和人道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理想。簡言之，戈巴契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第一次反威權主義政治革命。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2)
摒棄教條
我們國家常常會發生奇怪的事情：舊的教條和神話還未僵死，新的教條和神話已取而代之，把威權主義與包括改革在內的蘇聯社會歷史、戈巴契夫與葉爾欽、改革時期與後改革時期相提並論就是這種最新的教條和神話。然而沒有比這離真理更遠的了。下麵我們努力解釋一下。
當年，為顯示“創新精神”，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完全不加批判地從a.烏拉姆、理·派普斯、茲·布熱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裏引進了“威權主義”這一概念［8］來評價蘇聯社會的製度和歷史。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威權主義”概念首先適用於評價政權製度，而不是社會的社會經濟製度或社會歷史；如果說到蘇聯，“威權主義”概念首先與史達林政權的統治，而不是整個蘇聯社會歷史有關。真理是具體的，在史達林威權主義之後是其他的政治製度：赫魯雪夫的極權主義民主政體，勃列日涅夫的極權主義和戈巴契夫改革時期從極權主義向民主的過渡。那些像В.諾沃德沃爾斯卡婭一樣把戈巴契夫改革與史達林威權主義相提並論的人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即這一改革是對史達林威權主義的直接歷史否定和抑製。
當然，史達林威權主義多年來一直為蘇聯社會所固有，然而把蘇聯歷史看做一條威權主義形成和確立的不間斷的線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這意味著把各種社會力量、政黨和派別的矛盾以及尖銳的政治鬥爭抽象化，而這種矛盾和鬥爭構成了蘇聯歷史的重要部分；在歷史科學中這種方法尤其無效，因為它不是去研究社會生活中的真實事實，而是把這些事實裝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說到這裏我們要指出，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塔克爾和史蒂文·科恩對約·史達林和尼·布哈林這樣的政治家作了專門研究，他們認為威權主義概念是難有成效的歷史認識工具，在他們看來，這一概念過於粗糙，無法根據它來理解錯綜複雜、矛盾重重的蘇聯歷史，包括當局和反對派的相互關係等等［9］。
我們再說一遍：戈巴契夫改革不是史達林威權主義的繼續，而是對它的否定和抑製。在蘇聯歷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兩種趨勢進行過極其激烈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盡人皆知：給威權主義以重創的赫魯雪夫“解凍”取代了史達林獨裁製度，後來它又被試圖恢復史達林製度的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政權體製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因為史達林主義是與新時期的要求、與正在到來的後工業新時代背道而馳的現象，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逐漸讓位於米·戈巴契夫及其一班人所實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過分析蘇聯改革的歷史，我們認為改革上世紀80年代中蘇聯所存在的社會和製度是完全可能的，在這裏我們完全贊同美國史·科恩教授的觀點和理由，他對蘇聯製度是否可以改革的問題作了肯定地回答［10］。當然，擁護改革的人也持類似的政治和方法論觀點，他們從一開始就堅決要擺脫當時還存在的史達林主義的殘餘。然而在戈巴契夫改革停止後，關於戈巴契夫從改革前時期繼承下來的製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這種思想的隻是反對改革的人）在以前擁護改革的人中不脛而走。例如，一位著名院士（媒體毫無根據地認為他扮演了“改革建築師”的角色）認為，蘇聯製度“生滿了鏽，它對一切新事物都充滿敵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紮斯拉夫斯卡婭持比較溫和的觀點，她認為從內部根本改革蘇聯社會在當時是可能的：“當時社會對變革的要求非常強烈。但現在我認識到，這一任務實際上是無法完成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