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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今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在談論戈巴契夫改革的極大破壞性，說戈巴契夫“為共產主義挖掘了墳墓，開闢了蘇聯解體之路”［2］。一些俄羅斯政治學家將這一思想作了發揮。他們認為戈巴契夫“實質上消滅了取代自由主義民主的俄羅斯文明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他實現的是美國哲學家弗蘭西斯·福山稱作‘歷史的終結’的東西，即所有其他文明方案均遭失敗，隻有自由主義取得勝利”［3］。
極右派和極左派在戈巴契夫改革具有破壞性這一總的評價上是一致的，他們不一致的地方在於一派把戈巴契夫改革稱作“革命”，而另一派則稱作“反革命”，一派認為改革是進步，而另一派則認為是俄羅斯的全麵倒退。例如，前葉爾欽助手、現為“英傑姆”研究中心領導人的格奧爾吉·薩塔羅夫在戈巴契夫基金會講演時公開指出：“我們經歷過，也許還要經歷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發動的革命。”［4］著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如今“俄羅斯共產主義”理論家和捍衛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對改革持相反的評價，稱之為“改革浩劫”和“蘇聯反革命”［5］。當代俄羅斯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代表人物也持這一觀點，認為戈巴契夫改革是“打著革新蘇聯社會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旗號進行的反革命”［6］的必然結果。
可見，對於極左派和極右派來說，對於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的共產黨人和新自由派來說，戈巴契夫改革實質上意味著同一個概念——蘇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模式的破產和向當代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轉變。我們看到，“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術語在這裏具有極大的評價意義：一種是積極的，另一種是消極的。
戈巴契夫的改革實質究竟是什麽，它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又是怎樣呢？
沒有對蘇聯社會歷史的全麵了解，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看來，對於蘇聯社會歷史來說重要的是兩種基本趨勢的鬥爭：民主趨勢和反民主趨勢。民主趨勢反映的是大多數人民首先是勞動者的利益；反民主趨勢通常體現的是寄生在不發達的蘇聯社會機體上的本國官僚的利益。
民主趨勢來自我國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來自列寧政治遺囑中的思想，列寧的政治遺囑指出了民主革新蘇維埃國家的現實途徑，論證了新的、不同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創造性地發展了國家合作化和加速文化發展的思想。正是這一趨勢在20世紀下半葉催生了赫魯雪夫“解凍”和戈巴契夫改革。
反民主趨勢（極權主義趨勢，威權主義趨勢——可以有不同的叫法）反映的首先是蘇聯官僚和某些邊緣群體的小資產階級、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需求，結果約·史達林成了這一趨勢的最典型代表者，成了這些社會階層的喉舌，這一趨勢最終導致在蘇聯建立了威權主義政權，這一政權造成了加速工業化和農業提前集體化的悲劇後果，在上世紀30年代進行了非法的大規模鎮壓，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催生出新史達林主義並在改革時期和後改革時期使新史達林主義死灰復燃。
戈巴契夫改革及改革所催生的1980年代後5年的革新進程，實質上是對在我國的史達林威權主義模式中得到完全體現的反民主趨勢的否定和抑製。從這一角度來看完全可以把這一改革稱作為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理想而進行的和平的反威權主義革命。下麵我們更詳細地解釋一下。
盡管戈巴契夫改革的敵人和偽朋友把這一改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並說三道四，但改革還是“自上而下地”、依據使社會回歸十月革命民主理想的思想在歷史上發生了。眾所周知，這場革命一開始就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掀起了巨大的民主浪潮。在群眾落實蘇維埃政權關於在國內建立和平，把土地交給農民、工廠交給工人，民族自決等的重要口號和法令的活動中可以看到民主的影子；民主在國內戰爭後的新經濟政策中，在以後年代發展教育和文化中，也不斷為自己開闢著道路，正是在這一時期人民的社會和藝術創作日趨繁榮，詩歌、造型藝術、戲劇、電影中的各種流派不斷湧現和發展；受到十月革命理想鼓舞的創作知識分子的代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層麵的新的蘇維埃文化，包括文學藝術的一些代表作，如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和長詩，巴別爾描寫輕騎兵的小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等等。
同樣眾所周知的是，一段時間之後十月革命的影響急劇削弱，反作用出現了——“革命開始吞食人本身”。這一時期（人們公正地稱其為“史達林熱月政變”）正值威權主義政權的建立，這一政權要打擊的首先是進行革命的人，即所謂的“列寧近衛軍”。如果不算史達林，那麽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積極參加十月革命的著名人物，到1940年代初一個都沒有剩下。因此，今天那些試圖證明像列寧和史達林這樣的政治人物的同一性的人［7］，是把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建立蘇聯和消滅官僚主義國家機關等問題上立場截然不同的人相提並論。他們還重提早已被人們忘記的史達林關於兩個領袖的說法，按照這一說法“列寧是昨天的史達林”，而“史達林是今天的列寧”。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是劊子手，而另一個是其犧牲品，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而且是肉體意義上的。
極右派和極左派在戈巴契夫改革具有破壞性這一總的評價上是一致的，他們不一致的地方在於一派把戈巴契夫改革稱作“革命”，而另一派則稱作“反革命”，一派認為改革是進步，而另一派則認為是俄羅斯的全麵倒退。例如，前葉爾欽助手、現為“英傑姆”研究中心領導人的格奧爾吉·薩塔羅夫在戈巴契夫基金會講演時公開指出：“我們經歷過，也許還要經歷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發動的革命。”［4］著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如今“俄羅斯共產主義”理論家和捍衛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對改革持相反的評價，稱之為“改革浩劫”和“蘇聯反革命”［5］。當代俄羅斯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代表人物也持這一觀點，認為戈巴契夫改革是“打著革新蘇聯社會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旗號進行的反革命”［6］的必然結果。
可見，對於極左派和極右派來說，對於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的共產黨人和新自由派來說，戈巴契夫改革實質上意味著同一個概念——蘇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模式的破產和向當代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轉變。我們看到，“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術語在這裏具有極大的評價意義：一種是積極的，另一種是消極的。
戈巴契夫的改革實質究竟是什麽，它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又是怎樣呢？
沒有對蘇聯社會歷史的全麵了解，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看來，對於蘇聯社會歷史來說重要的是兩種基本趨勢的鬥爭：民主趨勢和反民主趨勢。民主趨勢反映的是大多數人民首先是勞動者的利益；反民主趨勢通常體現的是寄生在不發達的蘇聯社會機體上的本國官僚的利益。
民主趨勢來自我國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來自列寧政治遺囑中的思想，列寧的政治遺囑指出了民主革新蘇維埃國家的現實途徑，論證了新的、不同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創造性地發展了國家合作化和加速文化發展的思想。正是這一趨勢在20世紀下半葉催生了赫魯雪夫“解凍”和戈巴契夫改革。
反民主趨勢（極權主義趨勢，威權主義趨勢——可以有不同的叫法）反映的首先是蘇聯官僚和某些邊緣群體的小資產階級、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需求，結果約·史達林成了這一趨勢的最典型代表者，成了這些社會階層的喉舌，這一趨勢最終導致在蘇聯建立了威權主義政權，這一政權造成了加速工業化和農業提前集體化的悲劇後果，在上世紀30年代進行了非法的大規模鎮壓，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催生出新史達林主義並在改革時期和後改革時期使新史達林主義死灰復燃。
戈巴契夫改革及改革所催生的1980年代後5年的革新進程，實質上是對在我國的史達林威權主義模式中得到完全體現的反民主趨勢的否定和抑製。從這一角度來看完全可以把這一改革稱作為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理想而進行的和平的反威權主義革命。下麵我們更詳細地解釋一下。
盡管戈巴契夫改革的敵人和偽朋友把這一改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並說三道四，但改革還是“自上而下地”、依據使社會回歸十月革命民主理想的思想在歷史上發生了。眾所周知，這場革命一開始就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掀起了巨大的民主浪潮。在群眾落實蘇維埃政權關於在國內建立和平，把土地交給農民、工廠交給工人，民族自決等的重要口號和法令的活動中可以看到民主的影子；民主在國內戰爭後的新經濟政策中，在以後年代發展教育和文化中，也不斷為自己開闢著道路，正是在這一時期人民的社會和藝術創作日趨繁榮，詩歌、造型藝術、戲劇、電影中的各種流派不斷湧現和發展；受到十月革命理想鼓舞的創作知識分子的代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層麵的新的蘇維埃文化，包括文學藝術的一些代表作，如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和長詩，巴別爾描寫輕騎兵的小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等等。
同樣眾所周知的是，一段時間之後十月革命的影響急劇削弱，反作用出現了——“革命開始吞食人本身”。這一時期（人們公正地稱其為“史達林熱月政變”）正值威權主義政權的建立，這一政權要打擊的首先是進行革命的人，即所謂的“列寧近衛軍”。如果不算史達林，那麽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積極參加十月革命的著名人物，到1940年代初一個都沒有剩下。因此，今天那些試圖證明像列寧和史達林這樣的政治人物的同一性的人［7］，是把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建立蘇聯和消滅官僚主義國家機關等問題上立場截然不同的人相提並論。他們還重提早已被人們忘記的史達林關於兩個領袖的說法，按照這一說法“列寧是昨天的史達林”，而“史達林是今天的列寧”。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是劊子手，而另一個是其犧牲品，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而且是肉體意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