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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6)
注釋
［1］維·勃蘭特《回憶錄》(譯自德文)，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頁。
［2］同上，第79頁。
［3］《前進報》1970年12月24日。
［4］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39頁。
［5］據卡·索爾薩後來回憶，在華盛頓“裏根的人”起初對社會黨國際的代表極不友好，“指責我們是西方的叛徒”。直到後來，在時任美國副總統老布希的促進下，態度才變得正常起來（《人民新聞報》1989年3月9日）。
［6］《真理報》1985年5月10日。
［7］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09頁。
［8］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頁。
［9］《真理報》1985年10月2日。
［10］“帕爾梅委員會”（裁軍和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的報告《共同安全》於1982年發表，參看《所有人的安全》，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82年版。
［11］蘇·米勒、海·波特霍夫《德國社會民主黨簡史。1848—1990》（譯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遺蹟出版社2000版，第281頁。
［12］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14頁。
［13］同上，第410頁。以勃蘭特為主席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勃蘭特委員會”）於1980年和1983年先後發表了兩份關於北南關係的報告。
［14］同上，第408頁。
［15］當時義大利社會黨人的報紙《前進報》刊登了我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並給它加了一個醒目的標題《社會黨國際的同誌們，握住我們的手》。然而文章卻配發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站在柏林圍牆前麵的勃蘭特（《前進報》1988年4月10日）。
［16］詳見Б.c.奧爾洛夫《社會民主黨是俄羅斯學術研究的對象》，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2000年版。
［17］米·謝·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講話》（1988年12月7日），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18］參看《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堆石頭的時代》，載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89年第8期。
［19］以前曾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阿爾布費拉，1983年）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利馬，1986年）發出這樣的信件。
［20］《社會黨國際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德哥爾摩，1986年6月》，倫敦1989年版，第23頁。關於共產主義文件中寫道：“共產主義失去了它在十月革命之後和在反法西斯鬥爭時期對一部分工人運動和知識分子曾經有過的吸引力。史達林主義的罪行，大規模的鎮壓和踐踏人權，再加上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毀了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選擇或作為未來模式的共產主義思想。”同上，第38頁。在我國宣言（俄文版，作了一些刪節）刊登在《共產黨人》雜誌1989年第16期上。
［21］該雜誌西班牙文版第1期於1990年春在馬德裏出版，開頭的兩篇文章是米·戈巴契夫的《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和維·勃蘭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未來》。參看俄文版：《未來的社會主義。政治辯論紀錄》，第1冊，1990年第1期。這份雜誌用俄文總共出了3期。
［22］維·勃蘭特前引書，第509頁。
［23］同上，第489、505頁。
［24］《論現階段蘇共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載於《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11期。
［25］《社會主義大事記》1990年第1期第4—5頁。
［26］《真理報》1990年7月13日。
［27］參看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486頁。
［28］《真理報》1991年6月25日。
［29］轉引自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488頁。
［30］托·邁耶爾《社會民主黨的變化。邁向21世紀的黨》（譯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遺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
我們的選擇是希望通過民主化和演進形式在社會主義選擇的範圍內使國家人性化和服務化。
——摘自米·謝·戈巴契夫與茲·姆利納日的談話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1)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
鮑裏斯·斯拉文
過去永遠是理解現在和將來的基礎，這也完全適用於對戈巴契夫改革的理解，現在許多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都從改革出發歷數當代現實及其矛盾和問題。自開始改革已過去了20年，但圍繞戈巴契夫改革的思想鬥爭不僅沒有平息，而且像當今大眾傳媒表明的那樣，每到歷史和俄羅斯政策的轉折關頭都會加強。這一鬥爭的焦點是改革的實質、社會革新的實踐、改革在歷史上的地位等問題。總之，一切都說明，戈巴契夫改革的意義遠遠超出1980年代後5年這一時間範圍。
革命還是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當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幾乎所有流派都在開始思考戈巴契夫改革的實質和實踐。例如，對於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來說，包括赤裸裸的國家利益至上主義者和新史達林主義者看來，戈巴契夫改革成了當今俄羅斯一切災難的象徵，從蘇聯解體和實施“休克療法”政策到國際恐怖主義的破壞活動。前俄羅斯國防部長伊戈爾·羅季奧諾夫寫道：“目前的恐怖活動和扣押人質，都是‘改革’和蘇聯解體的產物，是民族分離主義者開始進行並得到葉爾欽與戈巴契夫鼓勵的爭取‘獨立’和‘自主’的戰爭的產物。”［1］
注釋
［1］維·勃蘭特《回憶錄》(譯自德文)，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頁。
［2］同上，第79頁。
［3］《前進報》1970年12月24日。
［4］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39頁。
［5］據卡·索爾薩後來回憶，在華盛頓“裏根的人”起初對社會黨國際的代表極不友好，“指責我們是西方的叛徒”。直到後來，在時任美國副總統老布希的促進下，態度才變得正常起來（《人民新聞報》1989年3月9日）。
［6］《真理報》1985年5月10日。
［7］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09頁。
［8］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頁。
［9］《真理報》1985年10月2日。
［10］“帕爾梅委員會”（裁軍和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的報告《共同安全》於1982年發表，參看《所有人的安全》，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82年版。
［11］蘇·米勒、海·波特霍夫《德國社會民主黨簡史。1848—1990》（譯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遺蹟出版社2000版，第281頁。
［12］維·勃蘭特前引書，第414頁。
［13］同上，第410頁。以勃蘭特為主席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勃蘭特委員會”）於1980年和1983年先後發表了兩份關於北南關係的報告。
［14］同上，第408頁。
［15］當時義大利社會黨人的報紙《前進報》刊登了我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並給它加了一個醒目的標題《社會黨國際的同誌們，握住我們的手》。然而文章卻配發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站在柏林圍牆前麵的勃蘭特（《前進報》1988年4月10日）。
［16］詳見Б.c.奧爾洛夫《社會民主黨是俄羅斯學術研究的對象》，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2000年版。
［17］米·謝·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講話》（1988年12月7日），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18］參看《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堆石頭的時代》，載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89年第8期。
［19］以前曾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阿爾布費拉，1983年）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利馬，1986年）發出這樣的信件。
［20］《社會黨國際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德哥爾摩，1986年6月》，倫敦1989年版，第23頁。關於共產主義文件中寫道：“共產主義失去了它在十月革命之後和在反法西斯鬥爭時期對一部分工人運動和知識分子曾經有過的吸引力。史達林主義的罪行，大規模的鎮壓和踐踏人權，再加上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毀了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選擇或作為未來模式的共產主義思想。”同上，第38頁。在我國宣言（俄文版，作了一些刪節）刊登在《共產黨人》雜誌1989年第16期上。
［21］該雜誌西班牙文版第1期於1990年春在馬德裏出版，開頭的兩篇文章是米·戈巴契夫的《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和維·勃蘭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未來》。參看俄文版：《未來的社會主義。政治辯論紀錄》，第1冊，1990年第1期。這份雜誌用俄文總共出了3期。
［22］維·勃蘭特前引書，第509頁。
［23］同上，第489、505頁。
［24］《論現階段蘇共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載於《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11期。
［25］《社會主義大事記》1990年第1期第4—5頁。
［26］《真理報》1990年7月13日。
［27］參看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486頁。
［28］《真理報》1991年6月25日。
［29］轉引自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488頁。
［30］托·邁耶爾《社會民主黨的變化。邁向21世紀的黨》（譯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遺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
我們的選擇是希望通過民主化和演進形式在社會主義選擇的範圍內使國家人性化和服務化。
——摘自米·謝·戈巴契夫與茲·姆利納日的談話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1)
當代人對戈巴契夫改革的詮釋
鮑裏斯·斯拉文
過去永遠是理解現在和將來的基礎，這也完全適用於對戈巴契夫改革的理解，現在許多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都從改革出發歷數當代現實及其矛盾和問題。自開始改革已過去了20年，但圍繞戈巴契夫改革的思想鬥爭不僅沒有平息，而且像當今大眾傳媒表明的那樣，每到歷史和俄羅斯政策的轉折關頭都會加強。這一鬥爭的焦點是改革的實質、社會革新的實踐、改革在歷史上的地位等問題。總之，一切都說明，戈巴契夫改革的意義遠遠超出1980年代後5年這一時間範圍。
革命還是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當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幾乎所有流派都在開始思考戈巴契夫改革的實質和實踐。例如，對於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來說，包括赤裸裸的國家利益至上主義者和新史達林主義者看來，戈巴契夫改革成了當今俄羅斯一切災難的象徵，從蘇聯解體和實施“休克療法”政策到國際恐怖主義的破壞活動。前俄羅斯國防部長伊戈爾·羅季奧諾夫寫道：“目前的恐怖活動和扣押人質，都是‘改革’和蘇聯解體的產物，是民族分離主義者開始進行並得到葉爾欽與戈巴契夫鼓勵的爭取‘獨立’和‘自主’的戰爭的產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