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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當然是一個過於大膽的、不現實的推測；但蘇共以及波蘭統一工人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義大利共產黨的代表應邀以觀察員的身份第一次參加了不久後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德哥爾摩，1989年6月）。代表蘇共參加的是卡連·布魯坦茨（蘇共中央國際部副部長）、維克托·雷金（局長）和筆者。代表大會開幕前夕勃蘭特接見了我們，我們向他轉交了蘇共中央致代表大會的信件［19］。實際上所有與我們談話的人都對我們的到來表示歡迎，認為這是社會黨國際和蘇共之間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與會的多米尼加革命黨領導人培尼亞·戈麥斯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明顯有些誇張：蘇聯代表的參加，他說，“反映了社會主義大家庭重新統一的過程”。
幾乎所有發言者在講話中都提到蘇聯改革及支持蘇聯改革的問題。一個明確的看法是，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麵不能僅僅充當消極的觀察員（與某些保守派不同），這是社會民主黨的責任，特別是不要讓蘇聯改革轉向資本主義軌道（尼爾·金諾克、米歇爾·羅卡爾），一個引人注意的新問題是：要意識到這樣的轉變是不符合社會民主黨的利益的。
爭論表明，社會民主黨把擴大自己影響範圍的希望與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東歐國家的改革連在一起，但同時立場也發生了分化，這反映了各黨和各個活動家之間在評價蘇聯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方麵的分歧。一些人在給予“戈巴契夫的勇敢改革”以應有評價的同時，以勝利者的口吻咄咄逼人地談起“共產主義的破產”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勝利。另一些人在講話中對蘇聯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的命運表示擔憂，談起改革進程麵臨的危險，提出必須幫助蘇聯及東歐國家把改革進程維繫在社會主義軌道內（巴爾、金諾克、索爾薩）。社會民主黨對蘇聯和東歐國家變化的雙重態度還有另一個表現：一方麵打算支持那裏已經出現的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和流派，另一方麵又擔心這樣做會助長極端主義勢力，破壞業已形成的與執政黨的合作，為此在最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勃蘭特強調指出：“社會民主黨不是用來出口的。”
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社會黨國際綱領——原則宣言，取代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新宣言的開頭寫道：“社會主義思想為整個世界的人的想像力所掌握，這一思想產生了成功的政治運動，對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作用，為20世紀麵貌的形成做出了貢獻。”［20］這樣的開頭在初稿中沒有，綱領的主要作者之一托·邁耶爾在弗羅伊登堡給我看過初稿，東歐、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事態發展使社會黨國際領導人對展現在社會民主黨麵前的前景非常樂觀，“這是一次樂觀的代表大會”，——勃蘭特在告別談話中對我們說。
唱唱
這樣樂觀的情緒也從表麵上感染了戈巴契夫和勃蘭特在莫斯科的會見，勃蘭特是在1989年10月中旬即在柏林圍牆倒塌幾星期前來到莫斯科“講學”的。戈巴契夫對所謂東歐國家發生的事情意味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破產的看法提出異議；他談到社會主義在文明普遍發展的情況下可能的發展並肯定了“我們與社會民主黨的接近”。勃蘭特在對此作出回應時表示相信，與那些宣告社會主義滅亡的人所說的相反，從歷史觀點來看社會主義“正處於新的起點”。自然他指的是被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不同於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蘇聯的國家主義製度是社會主義的，認為這種製度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
勃蘭特建議派社會黨國際代表團去蘇聯，討論定期交換意見的形式和主題，不僅就和平與裁軍問題，而且還要就諸如世界經濟、生態、科技革命、北南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代表團於1990年2月底抵達蘇聯，其間還訪問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勃蘭特還提議由戈巴契夫和他本人為新的國際雜誌《未來的社會主義》第1期寫前兩篇文章，倡議出版該雜誌（用歐洲幾國語言）的是西班牙社會黨人［21］。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5)
但勃蘭特關心的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未來，而且也有對蘇聯改革近期前景的擔憂，他意識到戈巴契夫及其國內戰友們所麵臨的巨大困難，盡管“克裏姆林宮第一人”的真誠意圖使他“比以前少了一些疑問”，但對蘇聯和平革新是否還有成功的可能性——對此他已經不再抱有信心［22］。
1989年秋東歐事態的迅猛發展使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意外。無疑，德國社會民主黨希望民主德國、其他東歐國家和蘇聯按照社會民主黨的方案發生變化，但希望這將是逐漸的、演進的過程，不希望發生急劇的、革命的破壞，盡管這種方案沒有排除。1989年夏天勃蘭特在即將寫完自己的《回憶錄》時推測，萊比錫、德勒斯登和民主德國的其他城市遲早會有“數十萬人而不是數萬人走上街頭”，以爭取自己的權利［23］，這來得比預測的要早，已經開始的兩德統一進程削弱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地位，該黨希望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認為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建立德國聯邦。然而赫爾穆特·科爾政府採取了加速統一的方針，這提高了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兩個德國的居民中的聲望，而1990年12月2日全德聯邦議院選舉的結果令德國社會民主黨大失所望。
幾乎所有發言者在講話中都提到蘇聯改革及支持蘇聯改革的問題。一個明確的看法是，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麵不能僅僅充當消極的觀察員（與某些保守派不同），這是社會民主黨的責任，特別是不要讓蘇聯改革轉向資本主義軌道（尼爾·金諾克、米歇爾·羅卡爾），一個引人注意的新問題是：要意識到這樣的轉變是不符合社會民主黨的利益的。
爭論表明，社會民主黨把擴大自己影響範圍的希望與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東歐國家的改革連在一起，但同時立場也發生了分化，這反映了各黨和各個活動家之間在評價蘇聯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方麵的分歧。一些人在給予“戈巴契夫的勇敢改革”以應有評價的同時，以勝利者的口吻咄咄逼人地談起“共產主義的破產”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勝利。另一些人在講話中對蘇聯及東歐國家改革進程的命運表示擔憂，談起改革進程麵臨的危險，提出必須幫助蘇聯及東歐國家把改革進程維繫在社會主義軌道內（巴爾、金諾克、索爾薩）。社會民主黨對蘇聯和東歐國家變化的雙重態度還有另一個表現：一方麵打算支持那裏已經出現的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和流派，另一方麵又擔心這樣做會助長極端主義勢力，破壞業已形成的與執政黨的合作，為此在最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勃蘭特強調指出：“社會民主黨不是用來出口的。”
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社會黨國際綱領——原則宣言，取代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新宣言的開頭寫道：“社會主義思想為整個世界的人的想像力所掌握，這一思想產生了成功的政治運動，對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作用，為20世紀麵貌的形成做出了貢獻。”［20］這樣的開頭在初稿中沒有，綱領的主要作者之一托·邁耶爾在弗羅伊登堡給我看過初稿，東歐、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事態發展使社會黨國際領導人對展現在社會民主黨麵前的前景非常樂觀，“這是一次樂觀的代表大會”，——勃蘭特在告別談話中對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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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樂觀的情緒也從表麵上感染了戈巴契夫和勃蘭特在莫斯科的會見，勃蘭特是在1989年10月中旬即在柏林圍牆倒塌幾星期前來到莫斯科“講學”的。戈巴契夫對所謂東歐國家發生的事情意味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破產的看法提出異議；他談到社會主義在文明普遍發展的情況下可能的發展並肯定了“我們與社會民主黨的接近”。勃蘭特在對此作出回應時表示相信，與那些宣告社會主義滅亡的人所說的相反，從歷史觀點來看社會主義“正處於新的起點”。自然他指的是被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不同於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蘇聯的國家主義製度是社會主義的，認為這種製度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
勃蘭特建議派社會黨國際代表團去蘇聯，討論定期交換意見的形式和主題，不僅就和平與裁軍問題，而且還要就諸如世界經濟、生態、科技革命、北南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代表團於1990年2月底抵達蘇聯，其間還訪問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勃蘭特還提議由戈巴契夫和他本人為新的國際雜誌《未來的社會主義》第1期寫前兩篇文章，倡議出版該雜誌（用歐洲幾國語言）的是西班牙社會黨人［21］。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5)
但勃蘭特關心的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未來，而且也有對蘇聯改革近期前景的擔憂，他意識到戈巴契夫及其國內戰友們所麵臨的巨大困難，盡管“克裏姆林宮第一人”的真誠意圖使他“比以前少了一些疑問”，但對蘇聯和平革新是否還有成功的可能性——對此他已經不再抱有信心［22］。
1989年秋東歐事態的迅猛發展使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意外。無疑，德國社會民主黨希望民主德國、其他東歐國家和蘇聯按照社會民主黨的方案發生變化，但希望這將是逐漸的、演進的過程，不希望發生急劇的、革命的破壞，盡管這種方案沒有排除。1989年夏天勃蘭特在即將寫完自己的《回憶錄》時推測，萊比錫、德勒斯登和民主德國的其他城市遲早會有“數十萬人而不是數萬人走上街頭”，以爭取自己的權利［23］，這來得比預測的要早，已經開始的兩德統一進程削弱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地位，該黨希望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認為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建立德國聯邦。然而赫爾穆特·科爾政府採取了加速統一的方針，這提高了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兩個德國的居民中的聲望，而1990年12月2日全德聯邦議院選舉的結果令德國社會民主黨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