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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轉入更積極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階段後，蘇聯對社會民主黨的管理經驗產生了興趣。1988年6月蘇聯專家小組（阿巴爾金、阿甘別吉揚等）抵達瑞典，目的是學習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活動的經驗。這一專家小組提交了詳細的報告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些建議在改進管理、計劃和經濟機製委員會會議上進行過討論，委員會同意關於在本國實踐中有可能利用瑞典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的研究組織計劃。1989年9月在莫斯科再次與瑞典人就這個問題舉行了會談；當時決定成立若幹個共同工作小組來具體研究一些問題，如改造稅收體係、發展合作製、所有製形式、價格形成政策等。蘇共中央書記處於同年12月通過了《關於學習社會民主黨的實踐經驗》的決定，批準了近兩年的活動計劃（這一計劃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實施）。
在黨際接觸發展的同時，蘇聯社會科學對作為政治運動的西方社會民主黨的研究興趣不斷增長——為此出現的既有新的機遇也有新的動機［16］。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研究跨部門委員會，委員會領導人為亞歷山大·加爾金教授。該委員會認為自己的任務是促進對社會民主黨的研究工作，幫助克服對於社會民主黨的過時的、歪曲的看法，發展與接近社會民主黨的學術理論中心的合作。參加該委員會的有科學院一些研究所的代表，其中包括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該所在鮑裏斯·奧爾洛夫的領導下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社會民主黨問題的研究工作並出版了情報分析材料彙編。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4)
1988年12月由古斯塔夫·海涅曼科學院（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基金會教育中心）在西德弗羅伊登堡市組織的討論會成為開始向新型關係過渡的證明。參加討論會的有來自10個西方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以及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執政黨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員。會上討論了上麵提到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共同文件《意識形態爭論與共同安全》中提出的問題。會議認為，不應把這份文件看做是兩德之間的，文件具有國際意義。社會民主黨方麵為會前一個星期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講話感到歡欣鼓舞，他們援引了他的一段話：“現實生活要求摒棄陳規舊矩和過時的觀點，丟棄幻想。”［17］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對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共同文件的思想作了評價。“這是戈巴契夫時代的文件”，——揚·韋爾斯姆（荷蘭工黨）說。附和他的意見的埃普勒（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說：“沒有戈巴契夫這一文件根本不可能問世。”
黨際討論中出現了新階段：起初意識形態問題被排除於討論之外；然後這些問題被列入討論之中，但當時首先關注的是差別；現在提到首位的是某些一致的方麵，而且這種一致開始不斷擴大。一些與會者指出，從這一觀點來看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共同文件已經落後於事情的發展，應當繼續前進，消除互相印象中“敵人的形象”。與托馬斯·邁耶爾（時任蘇聯科學院院長和討論參加者）的談話歷歷在目。他說，馬克思主義中有一個明顯的矛盾——合理組織社會（在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麵）的意圖與人的自由發展的原則之間的矛盾，試圖解決這一矛盾的嚐試導致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歪曲，使其在一些情況下變為國家極權主義，在另一些情況下則變為無政府主義；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於必須承認：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應當追求的不是某種終極和諧狀態——無法達到的目標，而是要試圖緩和這一矛盾，其中包括把市場與“嚴格的計劃”結合起來。邁耶爾說，如果贊同這一點，那麽“我們將擁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討論園地”。
尤裏·克拉辛（時任蘇聯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關於在1989年共同紀念作為“共同遺產”的第二國際100周年的建議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人的腦海中還清晰地記得蘇共在長期宣傳中對第二國際的侮辱性評價）。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社會科學院院長奧托·雷因戈爾德贊同克拉辛的建議，埃普勒立即表示支持這一想法，並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定會贊同。
當時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簽署了關於在莫斯科開辦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基金會代表處的協議，基金會駐莫斯科代表處的開辦儀式於1989年4月舉行，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福格爾參加了儀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舉辦了紀念第二國際100周年的名為“勞動世界與人類命運”的國際研討會。在蘇共中央的“十月”飯店（今為“阿爾巴特”飯店）圓桌旁就坐的有來自蘇聯、東歐國家和西方社會民主黨（比利時、英國、義大利、聯邦德國、瑞士、瑞典）的代表。討論相當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稱“同誌”，坦誠地、毫無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編輯部（布拉格）建議瑞士社會黨人讓·西格列爾和筆者繼續進行對話，並將對話在雜誌上發表［18］。對話內容相當尖銳，因為作為左派社會黨人的西格列爾不喜歡耍外交手腕，建議討論最棘手的問題。他在給予蘇聯改革以應有的評價（“令人關注的進程，就像凝滯的、寂靜的冰川上的火山爆發”）的同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認為蘇聯改革會由於不斷遇到嚴重阻礙而難以為繼，因為在這位對話者看來，在保留一黨製的情況下這些阻礙是無法克服的。但他作了如下表示：“我作為一名社會民主黨人，盼望有一天在社會黨國際的各個機構中能有蘇共的代表。”
在黨際接觸發展的同時，蘇聯社會科學對作為政治運動的西方社會民主黨的研究興趣不斷增長——為此出現的既有新的機遇也有新的動機［16］。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研究跨部門委員會，委員會領導人為亞歷山大·加爾金教授。該委員會認為自己的任務是促進對社會民主黨的研究工作，幫助克服對於社會民主黨的過時的、歪曲的看法，發展與接近社會民主黨的學術理論中心的合作。參加該委員會的有科學院一些研究所的代表，其中包括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該所在鮑裏斯·奧爾洛夫的領導下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社會民主黨問題的研究工作並出版了情報分析材料彙編。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4)
1988年12月由古斯塔夫·海涅曼科學院（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基金會教育中心）在西德弗羅伊登堡市組織的討論會成為開始向新型關係過渡的證明。參加討論會的有來自10個西方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以及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執政黨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員。會上討論了上麵提到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共同文件《意識形態爭論與共同安全》中提出的問題。會議認為，不應把這份文件看做是兩德之間的，文件具有國際意義。社會民主黨方麵為會前一個星期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講話感到歡欣鼓舞，他們援引了他的一段話：“現實生活要求摒棄陳規舊矩和過時的觀點，丟棄幻想。”［17］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對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共同文件的思想作了評價。“這是戈巴契夫時代的文件”，——揚·韋爾斯姆（荷蘭工黨）說。附和他的意見的埃普勒（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說：“沒有戈巴契夫這一文件根本不可能問世。”
黨際討論中出現了新階段：起初意識形態問題被排除於討論之外；然後這些問題被列入討論之中，但當時首先關注的是差別；現在提到首位的是某些一致的方麵，而且這種一致開始不斷擴大。一些與會者指出，從這一觀點來看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共同文件已經落後於事情的發展，應當繼續前進，消除互相印象中“敵人的形象”。與托馬斯·邁耶爾（時任蘇聯科學院院長和討論參加者）的談話歷歷在目。他說，馬克思主義中有一個明顯的矛盾——合理組織社會（在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麵）的意圖與人的自由發展的原則之間的矛盾，試圖解決這一矛盾的嚐試導致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歪曲，使其在一些情況下變為國家極權主義，在另一些情況下則變為無政府主義；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於必須承認：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應當追求的不是某種終極和諧狀態——無法達到的目標，而是要試圖緩和這一矛盾，其中包括把市場與“嚴格的計劃”結合起來。邁耶爾說，如果贊同這一點，那麽“我們將擁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討論園地”。
尤裏·克拉辛（時任蘇聯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關於在1989年共同紀念作為“共同遺產”的第二國際100周年的建議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人的腦海中還清晰地記得蘇共在長期宣傳中對第二國際的侮辱性評價）。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社會科學院院長奧托·雷因戈爾德贊同克拉辛的建議，埃普勒立即表示支持這一想法，並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定會贊同。
當時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簽署了關於在莫斯科開辦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基金會代表處的協議，基金會駐莫斯科代表處的開辦儀式於1989年4月舉行，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福格爾參加了儀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舉辦了紀念第二國際100周年的名為“勞動世界與人類命運”的國際研討會。在蘇共中央的“十月”飯店（今為“阿爾巴特”飯店）圓桌旁就坐的有來自蘇聯、東歐國家和西方社會民主黨（比利時、英國、義大利、聯邦德國、瑞士、瑞典）的代表。討論相當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稱“同誌”，坦誠地、毫無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編輯部（布拉格）建議瑞士社會黨人讓·西格列爾和筆者繼續進行對話，並將對話在雜誌上發表［18］。對話內容相當尖銳，因為作為左派社會黨人的西格列爾不喜歡耍外交手腕，建議討論最棘手的問題。他在給予蘇聯改革以應有的評價（“令人關注的進程，就像凝滯的、寂靜的冰川上的火山爆發”）的同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認為蘇聯改革會由於不斷遇到嚴重阻礙而難以為繼，因為在這位對話者看來，在保留一黨製的情況下這些阻礙是無法克服的。但他作了如下表示：“我作為一名社會民主黨人，盼望有一天在社會黨國際的各個機構中能有蘇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