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唱


    1988年4月5日勃蘭特再次在莫斯科會見了戈巴契夫,這一次他有比以前更充分的理由認為,與右派專政不同,蘇聯的社會製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蘇聯當時民主化進程本身獲得內在進展,而且無可懷疑的是,蘇聯的政策——無論是對內政策還是對外政策——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


    勃蘭特關心的自然是蘇聯改革的前景,是蘇聯領導人對改革的看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對話者對在改革深入情況下日益增多的困難的坦率評價——當時行政指令體製停止了運行,而新的經濟和政治機製還未形成。用勃蘭特的話來說,戈巴契夫並不掩飾官僚中間不斷增長的不滿和不同意見。勃蘭特後來回憶說:“當時我並不知道戈巴契夫能否戰勝這種反抗,而如果能,那麽用什麽方式。但我一秒鍾也不懷疑,我們應當歡迎蘇聯改革和改革者取得的任何勝利。”[12]


    引起勃蘭特特別關注的是戈巴契夫及其同事們對諸如降低對抗程度、合理減少軍費開支、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和保護環境提供資金等高於一般意識形態爭論的全球任務的關心。勃蘭特指出,在講話和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蘇聯新領導人明顯受到了帕爾梅和我與我們的委員會或更早時候與我們的世界各國朋友們共同提出的思想的影響。”[13]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援引了戈巴契夫本人在這次談話中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吸收了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黨國際所創造的許多東西,其中包括勃蘭特和帕爾梅的委員會所研究的許多東西。”[14]這次會見的重要意義在於,兩位領導人在談話中討論了意識形態問題,討論了新的社會主義思想模式和發展蘇共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關係的新的可能性[15]。


    在這方麵很快就邁出了新的一步:蘇共第一次受邀派代表參加社會黨國際在馬德裏召開的例行委員會會議(1988年5月11—12日)。蘇共中央派去參會的是國際部工作人員——亞歷山大·佐托夫和筆者(當時均為國際部顧問)。正像韋內寧對我們所說的那樣,社會黨國際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非易事”,因為各黨對與共產黨人接觸態度不同,但“沒有人提出異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對正在變化的“東西方”關係,尤其是蘇聯的變化、蘇美關係的進展、由於美國開始總統競選活動而使談判進程遇到的困難,作出“歐洲的回答”。


    討論的參加者(70個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包括來賓和觀察員)的注意力集中在蘇聯發生的進程上,他們認為當時這些可以確認無疑的進程使人們對歐洲和歐洲社會民主黨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新的作用抱有希望。包括維利·勃蘭特、菲利浦·岡薩雷斯、奧斯卡·拉封丹、尼爾·金諾克在內的一些人在講話中用了相當大篇幅來分析“戈巴契夫現象”、蘇聯的改革進程、改革的前景和對世界與歐洲政治的影響。一位參加討論的人對我們說:“看,你們的戈巴契夫成了討論的中心人物。”


    岡薩雷斯在開幕詞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戈巴契夫把蘇聯操縱了幾十年的“自動駕駛儀斷開了”,並給蘇聯政治指出了新的方向。岡薩雷斯呼籲要對蘇聯的改革給予冷靜的、客觀的評價,要評價事實,而不要評價意圖。他說,應當對戈巴契夫改革遇到的內部困難給予理解;盡管改革有種種局限和矛盾,但社會民主黨人關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他們不會失去任何東西,但可以贏得很多東西。


    勃蘭特向會見的參加者談了他與戈巴契夫會談的感受,會談使他相信,裁軍的歷史性機遇已經出現。至於蘇聯改革的前景,那麽在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情況下,誰也不知道改革是否能以勝利告終。但社會民主黨人希望蘇聯改革取得成功。西方,勃蘭特補充說,他指的是保守派,不應當產生這樣的印象,認為他在評價蘇聯改革時沒有信心、猶豫不決,或者更糟——希望中止這一進程。(這些話贏得了掌聲)勃蘭特在社會黨國際主席團內部會議上作了關於他與戈巴契夫會談的專門報告。


    當勃蘭特在馬德裏宣布社會黨國際委員會會議開幕這一天,戈巴契夫在莫斯科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漢斯·約亨·福格爾(他是在1987年接替勃蘭特擔任這一職務的)。福格爾說,我們“以黨的方式”關心蘇聯改革的成功,這一政策符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利益,從我們黨方麵來說希望蘇聯改革成功有“自己的自私考慮”。“我們能提供什麽幫助呢?”——他問道。福格爾通報說,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基金會(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打算為年輕的蘇聯經理提供20—30個進修名額,建議蘇聯能邀請聯邦德國有經驗的工程師和技工來蘇聯工作。他對《意識形態爭論與共同安全》這一文件讚不絕口,據說,戈巴契夫在文件簽署之前就已看過了。


    1988年6月底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召開。在代表會議舉行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勃蘭特的助手林登貝格就在莫斯科。我有機會問了他的感受。他在談到蘇聯改革時並不隱瞞他對所有問題能同時得到解決的擔心,他認為(這次會議)經濟決議不太具體,特別是在價格改革方麵;引起他不安的還有,在關於蘇聯政治改革的爭論中多黨製問題被提到了首位;這會不會使會議日程不堪重負呢?林登貝格個人的意見是:一黨製還是多黨製——不是原則問題,主要在於社會監督權力的獨立體係,而這一體係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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