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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蘇共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傳來了社會黨國際主席、時任瑞典首相的奧洛夫·帕爾梅遇刺身亡的消息。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們默哀一分鍾悼念瑞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1993年6月戈巴契夫在斯德哥爾摩紀念帕爾梅的講演中說到：“不難想像事情的微妙：5000名代表，當時還是社會民主黨思想敵人的共產黨的代表大會，遠未發展到人們的頭腦已擺脫數十年來所灌輸的偏見和頑固教條程度的改革。但在我們中間，在蘇共領導人中間，沒有絲毫疑問：代表大會應當對這位卓越人物表示悼念。大會主席在宣布會議開幕時提議這樣做，全體代表起立默哀。”在默哀的這一刻，用戈巴契夫的話來說，一些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想解放、逐漸理解全人類價值重要性的東西印在了許多人的心目中。
按照韋內寧的評價，戈巴契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報告中關於國際關係問題的許多觀點與社會黨國際的根本方針是相近的，代表大會促使人思考，戈巴契夫的“新哲學”值得社會民主黨人給予最認真的關注。德國聯邦議院的一批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分析了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材料並得出結論，蘇聯的變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製定東方政策第二階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義，他們認為目的是促進建立“歐洲兩個政治體係之間平衡的政治和經濟相互依存網”，同時還打算利用社會黨國際東方政策的新階段鼓勵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別並展示與“民主反對派”的團結。
此時發展社會民主黨和東歐各國執政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平常之事。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負責按照總的協議協調“做社會民主黨工作”（這是黨內的習慣說法）的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該黨率先為接受社會民主黨思想和與社會民主黨協同行動敞開了大門，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積極扮演協調人的角色，為根據相互理解、信任、放棄武斷成見的精神製定處理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的總的概念性方法起了促進作用。
在社會民主黨國際方麵對此表示最積極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該黨擁有相應的物質和組織資源。建立共同工作小組來討論這樣或那樣的具體問題並確定共同立場的做法風靡一時。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與蘇共討論了削減軍費開支並利用騰出來的部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可能性，該黨與波蘭統一工人黨討論了歐洲安全政策和信任措施，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討論了保護環境問題，與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討論了經濟領域的合作問題，以及與德國統一社會黨討論了在中歐建立沒有化學武器、沒有核武器區和無核走廊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社會科學院共同製定了題為《意識形態爭論與共同安全》的文件，該文件於1987年8月在波恩和東柏林向社會輿論公布。
按照當時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主席的艾爾哈德·埃普勒的說法，這一文件接受和領會了來自戈巴契夫、來自他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他對帕爾梅委員會報告［10］的積極態度的動機。報告試圖確定為了使共同安全得到實現，兩個社會體係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應該發生哪些變化。回答是：雙方應承認對方有和平能力（不相互認為對方天生具有侵略性），有生存權，有演進和改革的能力。同時文件起草者承認兩個體係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認為意識形態鬥爭可以和應當以不破壞和不毒化國際關係的形式進行，也就是說要遵循意識形態爭論的一定規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3)
後來勃蘭特指出，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和東歐共產黨人試圖圍繞“勢不兩立的觀點”進行爭論的做法在他看來並不很成功。這一點德國統一社會黨當然也清楚，該黨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樣，並不打算“放棄原則”，但力求在當時建立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在民主德國國內，正像《德國社會民主黨簡明歷史》的作者指出的那樣，反對派不止一次利用上述文件來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合法的［11］。
上世紀80年代社會民主黨在尋求擺脫困難的出路時越來越注重技術成因文化和全球化進程所提出的問題和挑戰，向這一方向演進的還有戈巴契夫的“新思維”，這一思維具有某種社會民主黨的色彩不足為奇。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我國和整個世界的）》一書當時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戈巴契夫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70周年所作的報告也證明，蘇共改革派領導人準備對建立在意識形態教條基礎上的許多原來的評價重新加以審視，並對政治行動作出相應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發生大批社會民主主義取向的黨的代表參加莫斯科慶祝活動的不尋常事件。
在克裏姆林宮的隆重集會上卡·索爾薩代表社會黨國際講了話。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前夕舉行了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的各個政黨和運動的代表的國際性會見。參加會見的除了各國共產黨（不隻是執政黨）的代表外，還有許多社會民主黨活動家。這是自1922年“三個國際的代表會議”失敗之後雙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社會黨國際各黨代表講話的內容和調子在很大程度上出於把握政治分寸的考慮，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則表現出由衷的熱情，而且認為改革證明了社會民主黨選擇的正確。社會民主黨人當時未必對日趨衰落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報有什麽幻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產黨代表的評價則謹慎得多。
按照韋內寧的評價，戈巴契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報告中關於國際關係問題的許多觀點與社會黨國際的根本方針是相近的，代表大會促使人思考，戈巴契夫的“新哲學”值得社會民主黨人給予最認真的關注。德國聯邦議院的一批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分析了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材料並得出結論，蘇聯的變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製定東方政策第二階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義，他們認為目的是促進建立“歐洲兩個政治體係之間平衡的政治和經濟相互依存網”，同時還打算利用社會黨國際東方政策的新階段鼓勵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別並展示與“民主反對派”的團結。
此時發展社會民主黨和東歐各國執政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平常之事。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負責按照總的協議協調“做社會民主黨工作”（這是黨內的習慣說法）的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該黨率先為接受社會民主黨思想和與社會民主黨協同行動敞開了大門，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積極扮演協調人的角色，為根據相互理解、信任、放棄武斷成見的精神製定處理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的總的概念性方法起了促進作用。
在社會民主黨國際方麵對此表示最積極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該黨擁有相應的物質和組織資源。建立共同工作小組來討論這樣或那樣的具體問題並確定共同立場的做法風靡一時。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與蘇共討論了削減軍費開支並利用騰出來的部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可能性，該黨與波蘭統一工人黨討論了歐洲安全政策和信任措施，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討論了保護環境問題，與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討論了經濟領域的合作問題，以及與德國統一社會黨討論了在中歐建立沒有化學武器、沒有核武器區和無核走廊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社會科學院共同製定了題為《意識形態爭論與共同安全》的文件，該文件於1987年8月在波恩和東柏林向社會輿論公布。
按照當時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主席的艾爾哈德·埃普勒的說法，這一文件接受和領會了來自戈巴契夫、來自他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他對帕爾梅委員會報告［10］的積極態度的動機。報告試圖確定為了使共同安全得到實現，兩個社會體係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應該發生哪些變化。回答是：雙方應承認對方有和平能力（不相互認為對方天生具有侵略性），有生存權，有演進和改革的能力。同時文件起草者承認兩個體係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認為意識形態鬥爭可以和應當以不破壞和不毒化國際關係的形式進行，也就是說要遵循意識形態爭論的一定規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3)
後來勃蘭特指出，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和東歐共產黨人試圖圍繞“勢不兩立的觀點”進行爭論的做法在他看來並不很成功。這一點德國統一社會黨當然也清楚，該黨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樣，並不打算“放棄原則”，但力求在當時建立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在民主德國國內，正像《德國社會民主黨簡明歷史》的作者指出的那樣，反對派不止一次利用上述文件來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合法的［11］。
上世紀80年代社會民主黨在尋求擺脫困難的出路時越來越注重技術成因文化和全球化進程所提出的問題和挑戰，向這一方向演進的還有戈巴契夫的“新思維”，這一思維具有某種社會民主黨的色彩不足為奇。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我國和整個世界的）》一書當時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戈巴契夫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70周年所作的報告也證明，蘇共改革派領導人準備對建立在意識形態教條基礎上的許多原來的評價重新加以審視，並對政治行動作出相應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發生大批社會民主主義取向的黨的代表參加莫斯科慶祝活動的不尋常事件。
在克裏姆林宮的隆重集會上卡·索爾薩代表社會黨國際講了話。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前夕舉行了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的各個政黨和運動的代表的國際性會見。參加會見的除了各國共產黨（不隻是執政黨）的代表外，還有許多社會民主黨活動家。這是自1922年“三個國際的代表會議”失敗之後雙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社會黨國際各黨代表講話的內容和調子在很大程度上出於把握政治分寸的考慮，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則表現出由衷的熱情，而且認為改革證明了社會民主黨選擇的正確。社會民主黨人當時未必對日趨衰落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報有什麽幻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產黨代表的評價則謹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