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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2)
下麵一個事實說明了當時即在20世紀70—80年代之交人們對核戰爭威脅的關注程度。1980年秋在馬德裏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我作為《新時代》周刊的特派記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社會黨國際總書記伯恩特·卡爾遜（我以前就認識他，他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難中遇難）提議舉行“一對一”的會見並講了這樣一件事：社會黨國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活動家（卡爾遜沒有指名道姓，但當時可以猜出指的是勃蘭特）提議“在自己人中間”討論一下，是否到了把人類基本知識代碼化並把這些信息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到月球上去的時候！
社會黨國際裁軍會議於1978年5月在赫爾辛基舉行，一些與會者對以蘇共中央書記鮑·波諾馬廖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參會存有一定戒心。但第一步已經邁出。波諾馬廖夫的講話提出了在裁軍等問題上建立某種協同動作經常機製的想法，這一提議受到與會各方積極回應。社會黨國際由於自身成分複雜而無法作為談判夥伴表態，於是決定成立一個裁軍問題工作小組，小組受命進行必要的接觸，包括與蘇方，小組負責人是索爾薩，正像後來勃蘭特所寫的那樣，他是“十分了解莫斯科政治舞台的專家”［4］，後來這一機構改組為社會黨國際裁軍和軍控協商委員會。
到1985年春大約有20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與蘇共建立了聯繫，並通過互派代表團、交換信件和信息保持著聯繫，協商委員會對莫斯科和華盛頓進行了一係列“穿梭式”訪問，以便同官方人士、外交官、軍事專家討論那些能夠推動當時停滯不前的蘇美談判進程的想法和建議。國際社會民主黨主張回到緩和的立場，在當時對裏根政府堅持“星球大戰”計劃並向“萬惡的帝國”發出威脅的對抗方針是某種製衡［5］。米·謝·戈巴契夫在其1985年3月會見協商委員會時有種種理由對該委員會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
唱唱
米·謝·戈巴契夫在蘇聯取得領導地位和他倡導實行的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引起了特別關注。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比他們的右派、保守派陣營的論敵更有對這一轉變的意義作出正確評價的準備。雙方對發展關係的關注有了新的動機。
在社會民主黨人方麵這一點在最初幾個月就表現出來：1985年5月比利時、義大利、法國和希臘社會黨代表團，英國工黨代表團，芬蘭和瑞典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與其他許多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慶祝活動，這樣做顯然不僅是為了對蘇聯各族人民為共同戰勝法西斯作出的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而且是為了對蘇聯領導人更替後的形勢進行“試探”。英國工黨領導人尼爾·金諾克當時致信戈巴契夫（他們在這之前即1984年12月在倫敦見過麵）表示，希望恢復1945年偉大勝利帶來的合作精神［6］。
同年5月底，維利·勃蘭特應戈巴契夫邀請來到莫斯科，舉行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見（順便說一句，在這之前不久裏根拒絕會見正在美國訪問的勃蘭特），會談給勃蘭特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是戈巴契夫在回答所謂“人道主義”問題時的坦誠，勃蘭特後來在回憶這次會見時寫道：“早在1985年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就認為戈巴契夫是一位內行幹練、了解情況、堅定而又靈活的對話者。關於個人的歷史作用的永恆爭論獲得了新的同時又特別鮮明的色彩。有關人員相信，他的論證方式在很多方麵反映了他和他的夫人多年來屢屢在思想上遭遇的失敗。然而即使了解蘇聯現實情況的人也不懷疑，蘇聯內外政策將要發生多麽深刻的變化。”［7］
戈巴契夫本人通過這次會見也相信，同國際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協同動作存在著現實可能性［8］，對話雙方商定通過受託人保持經常接觸。這一聯繫渠道後來一直暢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米·謝·戈巴契夫以總書記身份進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就安排給了社會黨人——法國總統密特朗；當時西方輿論注意到這一情況，盡管訪問具有國事性質，法國電視台在訪問前夕對戈巴契夫進行了專訪，記者們問道：“據說你們與歐洲所有社會民主黨政府都保持著良好關係，是嗎？”戈巴契夫答道：“近年來我們與各社會民主黨進行了積極的合作……我們認為，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會妨礙在解決戰爭與和平等迫切問題上的合作。”［9］
社會黨國際第二次裁軍會議於1985年10月中旬在維也納召開，此時距擬議中的蘇美日內瓦最高級會晤隻有5個星期，這樣一來，這次會議就成了向世界輿論表示其憂慮並呼籲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達成積極協議的合適機會。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美國、蘇聯、聯合國以及中國、印度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官方代表，會上許多發言人提到蘇聯新領導人的和平建議，認為這些建議值得認真對待和討論。
因此，美國政府代表——軍控和裁軍署署長肯尼斯·阿德爾曼的發言使人們大失所望。阿德爾曼在會議第二天才抵達，而且第二天上午議程安排他發言他又不在會場，這很可能是一個花招：讓蘇聯代表（鮑·波諾馬廖夫）第一個走上講壇，以便隨後對蘇聯以前的整個政策提出指責，試圖以此證明美國戰略防禦倡議是“防禦性的”。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對會議產生了消極影響，人們紛紛向阿德爾曼提出問題，然而他的回答並未消除提問者的疑問和憂慮。在向裏根和戈巴契夫發出的《維也納呼籲書》中提出的建議與蘇聯新的對外政策大體上是一致的，這一政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在戈巴契夫向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在此之前即在1986年1月15日的聲明中所提出的銷毀核武器的計劃中，獲得了更加具體的說明。
下麵一個事實說明了當時即在20世紀70—80年代之交人們對核戰爭威脅的關注程度。1980年秋在馬德裏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我作為《新時代》周刊的特派記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社會黨國際總書記伯恩特·卡爾遜（我以前就認識他，他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難中遇難）提議舉行“一對一”的會見並講了這樣一件事：社會黨國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活動家（卡爾遜沒有指名道姓，但當時可以猜出指的是勃蘭特）提議“在自己人中間”討論一下，是否到了把人類基本知識代碼化並把這些信息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到月球上去的時候！
社會黨國際裁軍會議於1978年5月在赫爾辛基舉行，一些與會者對以蘇共中央書記鮑·波諾馬廖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參會存有一定戒心。但第一步已經邁出。波諾馬廖夫的講話提出了在裁軍等問題上建立某種協同動作經常機製的想法，這一提議受到與會各方積極回應。社會黨國際由於自身成分複雜而無法作為談判夥伴表態，於是決定成立一個裁軍問題工作小組，小組受命進行必要的接觸，包括與蘇方，小組負責人是索爾薩，正像後來勃蘭特所寫的那樣，他是“十分了解莫斯科政治舞台的專家”［4］，後來這一機構改組為社會黨國際裁軍和軍控協商委員會。
到1985年春大約有20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與蘇共建立了聯繫，並通過互派代表團、交換信件和信息保持著聯繫，協商委員會對莫斯科和華盛頓進行了一係列“穿梭式”訪問，以便同官方人士、外交官、軍事專家討論那些能夠推動當時停滯不前的蘇美談判進程的想法和建議。國際社會民主黨主張回到緩和的立場，在當時對裏根政府堅持“星球大戰”計劃並向“萬惡的帝國”發出威脅的對抗方針是某種製衡［5］。米·謝·戈巴契夫在其1985年3月會見協商委員會時有種種理由對該委員會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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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謝·戈巴契夫在蘇聯取得領導地位和他倡導實行的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引起了特別關注。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比他們的右派、保守派陣營的論敵更有對這一轉變的意義作出正確評價的準備。雙方對發展關係的關注有了新的動機。
在社會民主黨人方麵這一點在最初幾個月就表現出來：1985年5月比利時、義大利、法國和希臘社會黨代表團，英國工黨代表團，芬蘭和瑞典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與其他許多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慶祝活動，這樣做顯然不僅是為了對蘇聯各族人民為共同戰勝法西斯作出的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而且是為了對蘇聯領導人更替後的形勢進行“試探”。英國工黨領導人尼爾·金諾克當時致信戈巴契夫（他們在這之前即1984年12月在倫敦見過麵）表示，希望恢復1945年偉大勝利帶來的合作精神［6］。
同年5月底，維利·勃蘭特應戈巴契夫邀請來到莫斯科，舉行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見（順便說一句，在這之前不久裏根拒絕會見正在美國訪問的勃蘭特），會談給勃蘭特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是戈巴契夫在回答所謂“人道主義”問題時的坦誠，勃蘭特後來在回憶這次會見時寫道：“早在1985年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就認為戈巴契夫是一位內行幹練、了解情況、堅定而又靈活的對話者。關於個人的歷史作用的永恆爭論獲得了新的同時又特別鮮明的色彩。有關人員相信，他的論證方式在很多方麵反映了他和他的夫人多年來屢屢在思想上遭遇的失敗。然而即使了解蘇聯現實情況的人也不懷疑，蘇聯內外政策將要發生多麽深刻的變化。”［7］
戈巴契夫本人通過這次會見也相信，同國際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協同動作存在著現實可能性［8］，對話雙方商定通過受託人保持經常接觸。這一聯繫渠道後來一直暢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米·謝·戈巴契夫以總書記身份進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就安排給了社會黨人——法國總統密特朗；當時西方輿論注意到這一情況，盡管訪問具有國事性質，法國電視台在訪問前夕對戈巴契夫進行了專訪，記者們問道：“據說你們與歐洲所有社會民主黨政府都保持著良好關係，是嗎？”戈巴契夫答道：“近年來我們與各社會民主黨進行了積極的合作……我們認為，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會妨礙在解決戰爭與和平等迫切問題上的合作。”［9］
社會黨國際第二次裁軍會議於1985年10月中旬在維也納召開，此時距擬議中的蘇美日內瓦最高級會晤隻有5個星期，這樣一來，這次會議就成了向世界輿論表示其憂慮並呼籲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達成積極協議的合適機會。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美國、蘇聯、聯合國以及中國、印度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官方代表，會上許多發言人提到蘇聯新領導人的和平建議，認為這些建議值得認真對待和討論。
因此，美國政府代表——軍控和裁軍署署長肯尼斯·阿德爾曼的發言使人們大失所望。阿德爾曼在會議第二天才抵達，而且第二天上午議程安排他發言他又不在會場，這很可能是一個花招：讓蘇聯代表（鮑·波諾馬廖夫）第一個走上講壇，以便隨後對蘇聯以前的整個政策提出指責，試圖以此證明美國戰略防禦倡議是“防禦性的”。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對會議產生了消極影響，人們紛紛向阿德爾曼提出問題，然而他的回答並未消除提問者的疑問和憂慮。在向裏根和戈巴契夫發出的《維也納呼籲書》中提出的建議與蘇聯新的對外政策大體上是一致的，這一政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在戈巴契夫向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在此之前即在1986年1月15日的聲明中所提出的銷毀核武器的計劃中，獲得了更加具體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