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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重申其與共產主義劃清原則界限、拒絕與共產黨人開展任何統一行動的方針，這一原則立場，除世界觀方麵的原因以外，這裏還有另外的考慮——試圖反駁右翼反對派對社會民主黨人東方政策的攻擊。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著名思想家裏夏德·勒文塔爾所寫的那樣，社會民主黨人與右派不同，不把反對共產主義思想作為主要任務，從而避免了黨內右翼“反共產主義”的指責。南斯拉夫、捷克、義大利式的“改良共產主義”的出現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證明［3］。
不久之後，緩和政策發展的實際需要促使西歐社會主義黨改變在與執政的共產黨接觸問題上的立場。社會黨國際早在1956年即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起義被蘇聯軍隊鎮壓之後規定的、並在1969年的伊斯特本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重申的“不得與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的禁令實際上不再起作用。社會黨國際不得不承認（1972年），社會黨國際各黨“可以自行作出關於它們與其他黨的雙邊關係的決定”……
黨與黨之間的直接聯繫開始建立起來（這在冷戰還在進行的當時極不尋常）。一些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相繼訪問蘇聯，其中有比利時社會黨代表團（1972年）、英國工黨代表團(1973年)、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芬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團（1974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領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團（1975年），同年維·勃蘭特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身份訪問了莫斯科，與此同時蘇共代表團開始對西歐各國進行回訪。根據赫爾辛基最後文件（1976年）規定，蘇聯承擔了一定的人道主義義務（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這有很大意義），而莫斯科在這個文件上簽字成了促進社會民主黨人和蘇共進一步接觸和對話的重要補充因素。
是什麽促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這樣做呢？首先，是希望檢驗一下蘇聯領導人在緩和問題上的誠意，要蘇聯領導人相信改善東西方關係的美好前景，當然，還希望在本國輿論麵前扮演這種政策代言人的角色。同時這裏還有其他動機，即試圖使與東歐各國包括執政黨內的改革力量的接觸、聯繫方便和合法化。
這些動機由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發生而得到加強並有了特殊的意義。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對“布拉格之春”寄予極大的希望；捷克改革者以及“流亡的”捷克社會民主黨人得到了幫助，特別是奧地利社會黨人的幫助，但不僅僅如此。“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西歐社會民主黨堅定地認為，試圖繞開莫斯科使東歐各國發生所希望的變化的做法不會取得成效，反而會給這些國家的居民帶來嚴重的後果，與蘇共直接建立聯繫為在與東歐各國的某些政治力量之間“架設橋樑”開闢了可能性。
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當時在世界政治中出現的進展要求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方針現代化，20世紀70年代社會民主黨經歷了持續的危機，原因之一是各黨和各個流派在與共產黨人的關係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社會民主黨遇到困難和陣地遭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進程和新自由主義的進攻，這迫使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執政黨虛與委蛇地應付其自由主義對手，各種社會民主黨“終結方案”廣為流傳。
社會民主黨對此作出的回應是尋找“新的一致”、對時代挑戰的新對策。1976年在日內瓦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改組了社會黨國際領導層——勃蘭特當選為主席，進入領導核心的還有布魯諾·克賴斯基、奧洛夫·帕爾梅、弗朗索瓦·密特朗等。勃蘭特號召在三個方麵“重新起跑”：和平政策、北—南關係和人的權利，同時把擴大社會黨國際的影響範圍，克服“歐洲中心論”的狹窄眼界作為主要任務之一。
蘇共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對發展與社會黨國際最有影響的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聯繫表現出興趣，也是出於完全實用主義的考慮。對於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來說，重要的是確保蘇聯外交倡議得到更廣泛的國際支持，同時告訴本國人民，這種支持並非局限於“共產主義運動”範圍內，他們在呼籲社會民主黨人“在爭取和平、反對核戰爭威脅”方麵進行合作的同時，始終強調在意識形態領域根本不可能相互接近。
這種態度也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感到滿意。勃蘭特的親密朋友和戰友埃貢·巴爾根據新的現實情況提出了三位一體的模式，即:從和平利益的角度來看東歐“共產黨政府”是夥伴；從民主利益的角度來看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人（如果它們不是像法國和義大利那樣的群眾性的、有影響的黨）是敵人；從自由、公正和團結利益的角度來看他們在各國都是競爭者。當時共產黨的立場似乎鏡子般反映了這一模式。
“重新起跑”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社會黨國際決定召開裁軍會議並邀請美國和蘇聯代表參加。倡議召開這次會議的是勃蘭特和索爾薩。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局勢重又緊張起來，歐洲被拖入軍備競賽新階段，而讓人不解的是此時社會黨國際還沒有自己的這方麵行動領袖。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有可能在西德部署美國中遠程飛彈（應對蘇聯同類飛彈）、在戰場上出現核武器、計劃製造中子武器深感憂慮。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美國提出新的軍事學說、聲稱有可能在歐洲戰場進行“有限核戰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不久之後，緩和政策發展的實際需要促使西歐社會主義黨改變在與執政的共產黨接觸問題上的立場。社會黨國際早在1956年即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起義被蘇聯軍隊鎮壓之後規定的、並在1969年的伊斯特本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重申的“不得與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的禁令實際上不再起作用。社會黨國際不得不承認（1972年），社會黨國際各黨“可以自行作出關於它們與其他黨的雙邊關係的決定”……
黨與黨之間的直接聯繫開始建立起來（這在冷戰還在進行的當時極不尋常）。一些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相繼訪問蘇聯，其中有比利時社會黨代表團（1972年）、英國工黨代表團(1973年)、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芬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團（1974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領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團（1975年），同年維·勃蘭特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身份訪問了莫斯科，與此同時蘇共代表團開始對西歐各國進行回訪。根據赫爾辛基最後文件（1976年）規定，蘇聯承擔了一定的人道主義義務（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這有很大意義），而莫斯科在這個文件上簽字成了促進社會民主黨人和蘇共進一步接觸和對話的重要補充因素。
是什麽促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這樣做呢？首先，是希望檢驗一下蘇聯領導人在緩和問題上的誠意，要蘇聯領導人相信改善東西方關係的美好前景，當然，還希望在本國輿論麵前扮演這種政策代言人的角色。同時這裏還有其他動機，即試圖使與東歐各國包括執政黨內的改革力量的接觸、聯繫方便和合法化。
這些動機由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發生而得到加強並有了特殊的意義。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對“布拉格之春”寄予極大的希望；捷克改革者以及“流亡的”捷克社會民主黨人得到了幫助，特別是奧地利社會黨人的幫助，但不僅僅如此。“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西歐社會民主黨堅定地認為，試圖繞開莫斯科使東歐各國發生所希望的變化的做法不會取得成效，反而會給這些國家的居民帶來嚴重的後果，與蘇共直接建立聯繫為在與東歐各國的某些政治力量之間“架設橋樑”開闢了可能性。
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當時在世界政治中出現的進展要求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方針現代化，20世紀70年代社會民主黨經歷了持續的危機，原因之一是各黨和各個流派在與共產黨人的關係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社會民主黨遇到困難和陣地遭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進程和新自由主義的進攻，這迫使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執政黨虛與委蛇地應付其自由主義對手，各種社會民主黨“終結方案”廣為流傳。
社會民主黨對此作出的回應是尋找“新的一致”、對時代挑戰的新對策。1976年在日內瓦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改組了社會黨國際領導層——勃蘭特當選為主席，進入領導核心的還有布魯諾·克賴斯基、奧洛夫·帕爾梅、弗朗索瓦·密特朗等。勃蘭特號召在三個方麵“重新起跑”：和平政策、北—南關係和人的權利，同時把擴大社會黨國際的影響範圍，克服“歐洲中心論”的狹窄眼界作為主要任務之一。
蘇共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對發展與社會黨國際最有影響的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聯繫表現出興趣，也是出於完全實用主義的考慮。對於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來說，重要的是確保蘇聯外交倡議得到更廣泛的國際支持，同時告訴本國人民，這種支持並非局限於“共產主義運動”範圍內，他們在呼籲社會民主黨人“在爭取和平、反對核戰爭威脅”方麵進行合作的同時，始終強調在意識形態領域根本不可能相互接近。
這種態度也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感到滿意。勃蘭特的親密朋友和戰友埃貢·巴爾根據新的現實情況提出了三位一體的模式，即:從和平利益的角度來看東歐“共產黨政府”是夥伴；從民主利益的角度來看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人（如果它們不是像法國和義大利那樣的群眾性的、有影響的黨）是敵人；從自由、公正和團結利益的角度來看他們在各國都是競爭者。當時共產黨的立場似乎鏡子般反映了這一模式。
“重新起跑”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社會黨國際決定召開裁軍會議並邀請美國和蘇聯代表參加。倡議召開這次會議的是勃蘭特和索爾薩。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局勢重又緊張起來，歐洲被拖入軍備競賽新階段，而讓人不解的是此時社會黨國際還沒有自己的這方麵行動領袖。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有可能在西德部署美國中遠程飛彈（應對蘇聯同類飛彈）、在戰場上出現核武器、計劃製造中子武器深感憂慮。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美國提出新的軍事學說、聲稱有可能在歐洲戰場進行“有限核戰爭”的情況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