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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2］參看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42、356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25、428頁。另見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40頁。
［23］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38頁。
［24］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254頁。
［2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24、542、548頁。
［26］參看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0頁。還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人的職能”。誠然，持這種觀點的安·格拉喬夫還認為，“……戈巴契夫實質上沒有為‘第二個黨’——改革黨（即支持改革的普通黨員。——作者注）在組織上的形成做任何事情。”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228、229頁。
［27］參看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17頁。另見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87頁。
［28］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47頁。
［29］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29頁。
［30］參看瓦·梅德韋傑夫前引書，第74—75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326—330頁；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38頁。
［31］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09頁。
［32］回首往事，阿·切爾尼亞耶夫悲哀地認為：“不光是利加喬夫沒能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助手’。而且整個當時的管理機關也是如此。悲劇的根源就在這裏。”——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50頁。
［33］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回憶了黨的領導人對提比裏西血腥事件的反應，他寫道：“……我們的幹部認為政治手段是軟弱的表現。他們的主要論據是——強力。”——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15頁。
［34］參看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496、501、514、517、518頁，第2卷第499頁。
［3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20頁。
［36］轉引自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301頁。
［37］瓦·梅德韋傑夫和格·沙赫納紮羅夫也認為國內兩個政權的出現是在1991年3—4月，即在當年發生極其尖銳的政治危機之後。參看瓦·梅德韋傑夫前引書第181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02頁。
［38］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1頁。格·沙赫納紮羅夫這位未來條約“之父”後來回憶說：“圍繞這份文件群情激昂、眾說紛紜。”——同上，第401頁。
［3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50頁。
［40］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7頁。
［41］А.c.巴爾先科夫前引書，第207頁。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1)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
亞歷山大·維貝爾
米·謝·戈巴契夫以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接見的第一個外國代表團是社會黨國際裁軍協商委員會。這是在1985年3月22日，該代表團團長是芬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理事會主席和社會黨國際副主席卡列維·索爾薩，代表團成員有社會黨國際秘書長彭蒂·韋內寧以及來自奧地利、英國（工黨）、西班牙、加拿大、芬蘭、法國、聯邦德國、瑞士、日本等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理事會成員。
社會民主黨人在改革開始之前很久就表示對與蘇聯領導人直接接觸有興趣。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該黨主席維利·勃蘭特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不顧當時在西方保守派中占上風的對抗主張，把消除歐洲分裂的前景與和平共處和緩和的政策連在一起，順便說一下，他在這方麵得到了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充分理解，勃蘭特不接受“過分誇大的威權主義論”，他在那一時期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製度並非死水一潭”［1］。
當然，對於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領導人來說擺在首位的是德國問題。勃蘭特的觀點與波恩官方方針不同，他認為必須承認民主德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存在的事實，必須承認沿奧得河—尼斯河劃定的邊界，在他看來，隻有同蘇聯達成協議，而不是同蘇聯相對立，德國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2］。東方集團國家事態的發展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有理由相信各國共產主義政權內部將會逐步發生變化，相信緩和政策和東西方之間新的關係的建立將促進這一變化的發生。
上世紀6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獲得了把這些認識變為實際政策的機會。1969年9月勃蘭特就任聯邦德國總理，領導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從其獲得這一名稱時起）不顧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為代表的右翼反對派的反對，很快就宣布承認民主德國和沿奧得河—尼斯河劃定的邊界，這一點在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和聯邦德國同波蘭、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別簽訂的條約以及四大國關於西柏林的協定中得到了確認。這樣就為上世紀70年代的緩和奠定了基礎。
［23］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38頁。
［24］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254頁。
［2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24、542、548頁。
［26］參看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0頁。還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人的職能”。誠然，持這種觀點的安·格拉喬夫還認為，“……戈巴契夫實質上沒有為‘第二個黨’——改革黨（即支持改革的普通黨員。——作者注）在組織上的形成做任何事情。”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228、229頁。
［27］參看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17頁。另見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87頁。
［28］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47頁。
［29］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29頁。
［30］參看瓦·梅德韋傑夫前引書，第74—75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326—330頁；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38頁。
［31］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09頁。
［32］回首往事，阿·切爾尼亞耶夫悲哀地認為：“不光是利加喬夫沒能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助手’。而且整個當時的管理機關也是如此。悲劇的根源就在這裏。”——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前引書，第250頁。
［33］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回憶了黨的領導人對提比裏西血腥事件的反應，他寫道：“……我們的幹部認為政治手段是軟弱的表現。他們的主要論據是——強力。”——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15頁。
［34］參看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496、501、514、517、518頁，第2卷第499頁。
［3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520頁。
［36］轉引自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301頁。
［37］瓦·梅德韋傑夫和格·沙赫納紮羅夫也認為國內兩個政權的出現是在1991年3—4月，即在當年發生極其尖銳的政治危機之後。參看瓦·梅德韋傑夫前引書第181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02頁。
［38］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1頁。格·沙赫納紮羅夫這位未來條約“之父”後來回憶說：“圍繞這份文件群情激昂、眾說紛紜。”——同上，第401頁。
［3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2卷第550頁。
［40］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17頁。
［41］А.c.巴爾先科夫前引書，第207頁。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1)
戈巴契夫改革與國際社會民主黨
亞歷山大·維貝爾
米·謝·戈巴契夫以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接見的第一個外國代表團是社會黨國際裁軍協商委員會。這是在1985年3月22日，該代表團團長是芬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理事會主席和社會黨國際副主席卡列維·索爾薩，代表團成員有社會黨國際秘書長彭蒂·韋內寧以及來自奧地利、英國（工黨）、西班牙、加拿大、芬蘭、法國、聯邦德國、瑞士、日本等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理事會成員。
社會民主黨人在改革開始之前很久就表示對與蘇聯領導人直接接觸有興趣。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該黨主席維利·勃蘭特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不顧當時在西方保守派中占上風的對抗主張，把消除歐洲分裂的前景與和平共處和緩和的政策連在一起，順便說一下，他在這方麵得到了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充分理解，勃蘭特不接受“過分誇大的威權主義論”，他在那一時期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製度並非死水一潭”［1］。
當然，對於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領導人來說擺在首位的是德國問題。勃蘭特的觀點與波恩官方方針不同，他認為必須承認民主德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存在的事實，必須承認沿奧得河—尼斯河劃定的邊界，在他看來，隻有同蘇聯達成協議，而不是同蘇聯相對立，德國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2］。東方集團國家事態的發展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有理由相信各國共產主義政權內部將會逐步發生變化，相信緩和政策和東西方之間新的關係的建立將促進這一變化的發生。
上世紀6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獲得了把這些認識變為實際政策的機會。1969年9月勃蘭特就任聯邦德國總理，領導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從其獲得這一名稱時起）不顧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為代表的右翼反對派的反對，很快就宣布承認民主德國和沿奧得河—尼斯河劃定的邊界，這一點在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和聯邦德國同波蘭、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別簽訂的條約以及四大國關於西柏林的協定中得到了確認。這樣就為上世紀70年代的緩和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