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認為無法靠強力維護統一國家,於是選擇了第二條道路。在中央不斷削弱和出現兩個政權[37]的形勢下,聯邦總統和各共和國領導人之間開始進行馬拉鬆式的談判,這一談判被稱為新奧加廖沃進程。為了拯救聯盟國家,蘇聯總統同意與代表民族精英利益的各共和國領導人分享權力和聯邦財產。新奧加廖沃進程是一件“極其錯綜複雜的事情”[38],在這一進程中許多方麵、實際上是許多潛在國家的利益得到了協調,這一進程的成果是新的聯盟條約。但條約的簽署被1991年8月保守派和激進派在莫斯科的公開衝突而打斷,這一衝突為“地區—民族”離心勢力的活動開闢了廣闊的空間。


    今天,在評價準備就緒的聯盟條約方麵,各種意見大相逕庭。戈巴契夫認為“那些在當時階段為煥然一新的聯邦製國家奠定了基礎的原則具有生命力……”[39]贊同這一種評價的有他在“條約方麵”的最親密助手格·沙赫納紮羅夫。[40]


    但過去(和現在)遠非所有人都贊同這一評價。總體來看,八月陰謀分子以及其他某些有權勢的政治人物均不同意這一評價。當代研究戈巴契夫改革的一位主要人士認為,實際上條約“……意味著蘇聯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不復存在”[41]。


    盡管這場背靠背的爭論完全是虛擬的,但我認為戈巴契夫—沙赫納紮羅夫的評價更正確。因為他們說的是趨勢,並沒有預言可能的結局,而他們的論敵卻把聯盟國家在條約簽署後解體的現實可能性當成了既成事實。事實不是這樣:在提出的結構內聯盟將成為比今天的歐盟組織更緊密的構成體。


    實際上聯盟條約記錄了聯盟中央和各共和國精英在蘇聯政治歷史這一關鍵和極不穩定時刻的某種力量對比。從這個條約可以向不同的方向發展:聯盟國家得到鞏固或完全解體。事實果然如此,這給錯綜複雜和缺乏研究的改革歷史蒙上了陰影。唱唱


    我們僅僅談到了戈巴契夫改革這一重大問題的個別層麵。這一問題的許多方麵和特點甚至沒有提到。因為同時提出和要解決的還有對我國和世界真正命運攸關的對外政策問題。外交突破的準備和實施需要很長時間和巨大努力,而冷戰在蘇聯完全能夠接受的條件下的結束給了我們這一切。或者,比如說,意識形態在改革領導人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眾所周知,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都是戈巴契夫的指路明燈。我們假設命運女神向他微笑,他在他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戰鬥中以勝利告終,我們會處於什麽環境中呢?會處於許多人談到、但沒有人看到的“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中嗎?或者這是保留了以前時期社會成果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某種方案,是嗎?問題,除了問題還是問題……改革留下的問題比答案多得多。


    注釋


    [1]例如А.c.巴爾先科夫《俄羅斯當代歷史概論》,莫斯科2002年版,第43、81、172頁。


    [2]同上,第49頁。


    [3]格·沙赫納紮羅夫《自由的代價》,莫斯科1993年版,第28頁。另見第29—30頁。


    [4]同上,第28頁。


    [5]同上,第29頁。


    [6]詳見А.c.巴爾先科夫前引書,第58—63頁。


    [7]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38—342頁。


    [8]同上,第342頁。


    [9]同上,第343頁。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7)


    [10]瓦·梅德韋傑夫《在戈巴契夫的班子裏》,莫斯科1994年版,第44—45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莫斯科2001年版,第325頁。


    [11]А.c.巴爾先科夫前引書,第74—78頁。


    [12]戈巴契夫本人認為1986—1987年之交是“改革的第一次嚴重危機”(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11頁)。


    [13]安·格拉喬夫公開提出躲開“赫魯雪夫在例行中央全會上‘被解職’這一如影隨形的幽靈”。安·格拉喬夫《戈巴契夫》,莫斯科2001年版,第236頁。


    [14]米·謝·戈巴契夫《關於過去與未來的思考》,莫斯科1998年版,第69頁。


    [15]米·謝·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63頁。


    [16]瓦·梅德韋傑夫前引書,第54頁。


    [17]轉引自安·格拉喬夫前引書,第247頁。


    [18]同上,另見第218頁。


    [19]持這種觀點的是最後一任總書記的兩位“政治”助手阿·切爾尼亞耶夫和格·沙赫納紮羅夫。參看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在戈巴契夫身邊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版,第241—242頁;格·沙赫納紮羅夫《有領袖與沒有領袖》第421、430、431頁。


    [20]А.c.巴爾先科夫前引書,第121頁。另見第122頁。


    [21]光是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就有將近3000名工作人員。而黨內機關權勢分子的黨羽的數量要多100倍。1988年秋,當第一次機關大精簡開始後,要辭退的有80—90萬人(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在戈巴契夫身邊的六年》第23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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