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強力解決“民族問題”——實質上是保留聯盟國家——的方案很快即被放棄，戈巴契夫改革時期使用強力的典型例子是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圖事件。在這之後根據聯盟領導人的指示極少使用強力（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90年1月的巴庫事件）。
在族際衝突的大熔爐中，戈巴契夫徹底從“十月革命”演變為“二月革命”，從布爾什維主義演變為民族政治文化，麵對當時蘇聯國內日趨緊張的氛圍，最後一位蘇聯元首更加信服非暴力哲學，本國的經驗和世界的經驗都使他相信這一點，他擺脫了俄羅斯血腥的歷史，信奉權利至上、民主原則、人道主義價值、“新思維”；戈巴契夫越來越接近列·托爾斯泰和莫·甘地，他對強力部門嚴加控製，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談到奪去數百人生命的巴庫悲劇的教訓時寫道：“政權在極端情況下使用強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強力應被證明是絕對必需的，並嚴格限製使用的尺度。隻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著重線是文中原有的。——作者注）。”［35］
不能不對“邪惡帝國的萬能君主”這一立場的道德情操作出評價。但眾所周知，魔鬼隱藏在細節中，是否應該隻把屠殺和大規模械鬥看做“極端情況”呢？在某些時候製止聯合起來的分離主義者和極端激進派厚顏無恥地公然踐踏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破壞活動難道就不是“絕對必需”的嗎？對那些置任何理性論據不屑一顧、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奪取政權的人應如何處置呢？一個自願放棄憲法賦予自己合法使用暴力權力的國家將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呢？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6)
這些問題的合理性絕不能將戈巴契夫的道理一筆勾銷，戈巴契夫不使用暴力不僅是因為道德的絕對指令，而且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鑑於俄羅斯的沉重遺產，當時任何訴諸強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對自由的希望和憧憬。
戈巴契夫斷然拒絕用強力把人民驅趕到改革的自由王國中，而少了強力成分就無法走向那裏。不僅如此，不受約束的改革自發勢力有可能把失去自衛能力的國家打得粉碎。回顧過去，戈巴契夫本人對本國歷史給他設下的陷阱作了如下表述：“戈巴契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拒絕把暴力作為實施國家政策的基本手段。隻此一點就足以使國家解體。”［36］
看來，合理地使用強力是符合改革戰略的，從理論上說確實如此。從上麵所引用的這段在巴庫事件之後說的話可以看出，連戈巴契夫也認為有這種可能性。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從年輕時起就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是戈巴契夫的堅決支持者，他以軍人的方式對“改革的最佳點”作了簡短的概括：“培育和發展民主，培育和發展民主”。
盡管這一清晰的說法帶有調侃成分，但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思想。有效的、穩定的民主在俄羅斯隻能在摻雜有濃厚暴力因素的傳統文化基礎上——同時也是否定！——形成，戈巴契夫當時追求最高標準的民主原則，從而嚴重脫離了本國的土壤，於是在1990—1991年間連續不斷的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成了非常容易遭到攻擊的人。
但這隻說對了一半。真理的另一半完全在戈巴契夫一邊，蘇聯改革之父的問題——和不幸——在於，在俄羅斯合法使用強力極其迅速和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無法無天和暴力，在這裏奔向自由是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高昂代價，若是解放者不願意自願付出，歷史也會自行索取。
如此可怕的贖買——甚至要交出心愛的孩子——無論對於改革的倡導者來說，還是對於他的許多戰友和支持者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盡管讓人難以置信，但正是這一立場將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變成了戈巴契夫，變成了一位真正的歷史人物，也正是這一立場將其把偉大的改革事業進行到勝利為止的英勇努力無情地化為烏有。如果反綁著雙手上拳擊台，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奇蹟出現。
把劍插入鞘內，戈巴契夫所能指望的隻有自己的政治藝術了。當時他希望，在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良好影響下，“民族問題”將會逐漸緩和下來，但收效不大的改革隻能是火上澆油：經濟改革促使民族精英實行所謂的共和國經濟核算（實際上是肢解了統一的經濟體），政治改革勾起了窺測動向的“民族陣線”的野心，使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再隱瞞自己的分離主義意圖；在改革的關鍵階段許多地方的民族主義者鑽進了政權內部，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則向黨的領導人耳邊吹風，迫使其接受他們的口號和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已無法保持聯盟的原有形式和成員。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一遇分置就會退出。喬治亞、摩爾多瓦、亞塞拜然等部分中亞共和國則會效仿它們的榜樣。
但聯盟的核心——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會保留下來，完全有可能的是，還會有一些共和國加入它們的隊伍，它們加在一起擁有蘇聯的絕大部分領土、人口、資源和潛力，在這種情況下在後蘇聯地區產生的震動就會大大減少。
在族際衝突的大熔爐中，戈巴契夫徹底從“十月革命”演變為“二月革命”，從布爾什維主義演變為民族政治文化，麵對當時蘇聯國內日趨緊張的氛圍，最後一位蘇聯元首更加信服非暴力哲學，本國的經驗和世界的經驗都使他相信這一點，他擺脫了俄羅斯血腥的歷史，信奉權利至上、民主原則、人道主義價值、“新思維”；戈巴契夫越來越接近列·托爾斯泰和莫·甘地，他對強力部門嚴加控製，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談到奪去數百人生命的巴庫悲劇的教訓時寫道：“政權在極端情況下使用強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強力應被證明是絕對必需的，並嚴格限製使用的尺度。隻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著重線是文中原有的。——作者注）。”［35］
不能不對“邪惡帝國的萬能君主”這一立場的道德情操作出評價。但眾所周知，魔鬼隱藏在細節中，是否應該隻把屠殺和大規模械鬥看做“極端情況”呢？在某些時候製止聯合起來的分離主義者和極端激進派厚顏無恥地公然踐踏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破壞活動難道就不是“絕對必需”的嗎？對那些置任何理性論據不屑一顧、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奪取政權的人應如何處置呢？一個自願放棄憲法賦予自己合法使用暴力權力的國家將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呢？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6)
這些問題的合理性絕不能將戈巴契夫的道理一筆勾銷，戈巴契夫不使用暴力不僅是因為道德的絕對指令，而且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鑑於俄羅斯的沉重遺產，當時任何訴諸強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對自由的希望和憧憬。
戈巴契夫斷然拒絕用強力把人民驅趕到改革的自由王國中，而少了強力成分就無法走向那裏。不僅如此，不受約束的改革自發勢力有可能把失去自衛能力的國家打得粉碎。回顧過去，戈巴契夫本人對本國歷史給他設下的陷阱作了如下表述：“戈巴契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拒絕把暴力作為實施國家政策的基本手段。隻此一點就足以使國家解體。”［36］
看來，合理地使用強力是符合改革戰略的，從理論上說確實如此。從上麵所引用的這段在巴庫事件之後說的話可以看出，連戈巴契夫也認為有這種可能性。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從年輕時起就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是戈巴契夫的堅決支持者，他以軍人的方式對“改革的最佳點”作了簡短的概括：“培育和發展民主，培育和發展民主”。
盡管這一清晰的說法帶有調侃成分，但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思想。有效的、穩定的民主在俄羅斯隻能在摻雜有濃厚暴力因素的傳統文化基礎上——同時也是否定！——形成，戈巴契夫當時追求最高標準的民主原則，從而嚴重脫離了本國的土壤，於是在1990—1991年間連續不斷的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成了非常容易遭到攻擊的人。
但這隻說對了一半。真理的另一半完全在戈巴契夫一邊，蘇聯改革之父的問題——和不幸——在於，在俄羅斯合法使用強力極其迅速和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無法無天和暴力，在這裏奔向自由是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高昂代價，若是解放者不願意自願付出，歷史也會自行索取。
如此可怕的贖買——甚至要交出心愛的孩子——無論對於改革的倡導者來說，還是對於他的許多戰友和支持者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盡管讓人難以置信，但正是這一立場將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變成了戈巴契夫，變成了一位真正的歷史人物，也正是這一立場將其把偉大的改革事業進行到勝利為止的英勇努力無情地化為烏有。如果反綁著雙手上拳擊台，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奇蹟出現。
把劍插入鞘內，戈巴契夫所能指望的隻有自己的政治藝術了。當時他希望，在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良好影響下，“民族問題”將會逐漸緩和下來，但收效不大的改革隻能是火上澆油：經濟改革促使民族精英實行所謂的共和國經濟核算（實際上是肢解了統一的經濟體），政治改革勾起了窺測動向的“民族陣線”的野心，使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再隱瞞自己的分離主義意圖；在改革的關鍵階段許多地方的民族主義者鑽進了政權內部，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則向黨的領導人耳邊吹風，迫使其接受他們的口號和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已無法保持聯盟的原有形式和成員。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一遇分置就會退出。喬治亞、摩爾多瓦、亞塞拜然等部分中亞共和國則會效仿它們的榜樣。
但聯盟的核心——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會保留下來，完全有可能的是，還會有一些共和國加入它們的隊伍，它們加在一起擁有蘇聯的絕大部分領土、人口、資源和潛力，在這種情況下在後蘇聯地區產生的震動就會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