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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疑，初期的政治改革鞏固了改革領導人的陣地，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從1988年10月1日起）的戈巴契夫獲得了新的支點，擴大了迴旋的餘地，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轉瞬之間成了當時蘇聯電視媒體上“最流行的電視係列片”，大大加快了群眾的政治啟蒙和教育，在蘇聯製度即將終結時出現了某種類似現代代議製的東西，為俄羅斯議會製度的恢復奠定了基礎，行政指令體製遭到了致命打擊而難以恢復。
誠然，當時這種結構不久就暴露出了嚴重的缺點。黨與操縱杆分離，失去軸心的權力機關效率日漸低下，國家這艘航船失去了穩定性；政治改革啟動的種種進程迅速脫離了改革領導人的控製；進程開始了，但常常是偏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原來，在改革形勢下活躍起來的群眾是一把可以指向各個方向的“雙刃劍”，蘇聯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沖毀了改革方針的群眾基礎，而大大地幫了民族主義者、左翼和右翼激進派的忙。
今天，吸取了往事的痛苦經驗教訓的我們，可以理性地權衡一下實行政治改革的其他方案：例如，應當放棄成效甚微的恢復“蘇維埃政權”（蘇維埃以前隻不過是黨的機關專政的遮羞布）的種種嚐試，立即採取總統製共和國的方針；推舉戈巴契夫作為蘇共在1988年春天舉行的自由的、民主的選舉中的國家總統候選人；戈巴契夫若在誠實的、競爭的選舉中取得有法律保障的勝利，就會使他具有必要的合法性和安全係數，沒有這些則會使其在關鍵時刻容易遭到論敵的攻擊，建立新的垂直行政權，包括選舉或任命的州長。
“蘇共問題”需要予以同樣的關注。把蘇共這個當時第二超級大國的“主宰”變為議會鬥爭的工具的轉變，即使是對一個久經風雨的黨來說也太突然了，可以尋找更鼓舞人心的做法，如召開蘇共——“總統黨”——非常代表大會（1989年春），從而讓“領導和指導的黨”朝仍然掌握著民主架構框架內國家操縱杆的現代執政黨的方向發展（如日本自由民主黨、義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墨西哥革命組織黨、印度國大黨等等）。為了在與其他力量激烈競爭中取得勝利，轉型中的黨在自己的政治發展中不應當與社會失去聯繫；可以推動黨內民主在各種綱領、各個流派和派別基礎上向前發展；即使“文明地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和更為守舊的（共產）黨也沒有什麽可怕的，分裂可以奠定兩黨製的基礎，這對於總統製共和國來說是最佳結果。改革派依仗總統職位和執政黨可以平靜地參加最高蘇維埃和其他代表機關的選舉，而不必擔心反製度力量會帶來致命危險的崛起。
上麵大致敘述的行動計劃除極為重要地鞏固了過渡時期的國家架構以外，還能產生其他積極的效果，特別是能促使蘇共黨內和蘇維埃國家機關中的官僚和思想保守的人與改革派領導人保持一致，而且有兩隻結實的大錨能夠阻止他們鬧事和怠工。一是共同參政可以壓倒任何想法和考慮；二是不斷擴大的國家財產私有化的廣闊前景，國家資產的私有化過程可以使執政精英能夠保證自己久經考驗的幹部得到最優惠待遇。
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這種戰略切實取得成效，但另外一點也是對的：政治改革——改革的關鍵一戰——要求對各種方案進行仔細研究。從戈巴契夫腦力衝鋒參加者的會議來看，當時對提出的許多問題都進行了討論，但還不夠充分，而且也沒有對各種行動方案的優缺點進行公正的評價［30］。
唱唱
與前兩個分水嶺不同，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分水嶺戈巴契夫不是自己走過的，而是被洶湧的改革浪潮衝過去的。戈巴契夫早在1987年年中就感覺到蘇聯民族國家製度日益臨近的危機的徵兆：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氛圍中克裏木韃靼人的活動突然活躍起來，在聯盟國家的最薄弱環節——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發生動盪，半年之後卡拉巴赫風雲突變。
卡拉巴赫危機立即成為當時蘇聯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首要問題，這一危機的背後隱藏著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蘇聯的許多錯綜複雜問題，從1989年起，族際衝突迅速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潛力，使形式上是聯邦製、實質上是單一製的蘇聯國家的存在成了問題。
與經濟和政治改革不同，戈巴契夫在這方麵用於思考和決策的時間不多，這裏已成為迂迴的空間。起初，在還沒有出現對聯盟直接威脅時，他“……力圖製定統一的解決民族間爭端的民主方法”［31］。
在這件棘手的事情上執政的蘇共沒有給予自己的總書記以幫助［32］，當時蘇共的領導層強烈主張“整頓秩序”，黨的機關對雨後春筍般發展的民族分離運動心存戒備、疑慮重重，習慣於行政管理方式的機關權勢分子在爭取群眾的能力方麵明顯不如“人民陣線”的領導者［33］。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進程中戈巴契夫單槍匹馬地對付被他所喚起的民族分離自發勢力，他感到他正在輸掉與時間的競賽。關於對好戰的民族主義估計不足、動作總是遲緩、對局勢被迫作出反應等話題，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於他後來的回憶錄中［34］。實質上當時蘇聯的情況給予他的隻有兩種選擇：使用強力還是尋求和解，即與在原為獨立國家的聯邦共和國內形成的民族精英進行合作，事態發展的結果盡人皆知：民族分離勢力肢解和葬送了多民族聯盟。這樣的結局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呢？
誠然，當時這種結構不久就暴露出了嚴重的缺點。黨與操縱杆分離，失去軸心的權力機關效率日漸低下，國家這艘航船失去了穩定性；政治改革啟動的種種進程迅速脫離了改革領導人的控製；進程開始了，但常常是偏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原來，在改革形勢下活躍起來的群眾是一把可以指向各個方向的“雙刃劍”，蘇聯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沖毀了改革方針的群眾基礎，而大大地幫了民族主義者、左翼和右翼激進派的忙。
今天，吸取了往事的痛苦經驗教訓的我們，可以理性地權衡一下實行政治改革的其他方案：例如，應當放棄成效甚微的恢復“蘇維埃政權”（蘇維埃以前隻不過是黨的機關專政的遮羞布）的種種嚐試，立即採取總統製共和國的方針；推舉戈巴契夫作為蘇共在1988年春天舉行的自由的、民主的選舉中的國家總統候選人；戈巴契夫若在誠實的、競爭的選舉中取得有法律保障的勝利，就會使他具有必要的合法性和安全係數，沒有這些則會使其在關鍵時刻容易遭到論敵的攻擊，建立新的垂直行政權，包括選舉或任命的州長。
“蘇共問題”需要予以同樣的關注。把蘇共這個當時第二超級大國的“主宰”變為議會鬥爭的工具的轉變，即使是對一個久經風雨的黨來說也太突然了，可以尋找更鼓舞人心的做法，如召開蘇共——“總統黨”——非常代表大會（1989年春），從而讓“領導和指導的黨”朝仍然掌握著民主架構框架內國家操縱杆的現代執政黨的方向發展（如日本自由民主黨、義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墨西哥革命組織黨、印度國大黨等等）。為了在與其他力量激烈競爭中取得勝利，轉型中的黨在自己的政治發展中不應當與社會失去聯繫；可以推動黨內民主在各種綱領、各個流派和派別基礎上向前發展；即使“文明地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和更為守舊的（共產）黨也沒有什麽可怕的，分裂可以奠定兩黨製的基礎，這對於總統製共和國來說是最佳結果。改革派依仗總統職位和執政黨可以平靜地參加最高蘇維埃和其他代表機關的選舉，而不必擔心反製度力量會帶來致命危險的崛起。
上麵大致敘述的行動計劃除極為重要地鞏固了過渡時期的國家架構以外，還能產生其他積極的效果，特別是能促使蘇共黨內和蘇維埃國家機關中的官僚和思想保守的人與改革派領導人保持一致，而且有兩隻結實的大錨能夠阻止他們鬧事和怠工。一是共同參政可以壓倒任何想法和考慮；二是不斷擴大的國家財產私有化的廣闊前景，國家資產的私有化過程可以使執政精英能夠保證自己久經考驗的幹部得到最優惠待遇。
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這種戰略切實取得成效，但另外一點也是對的：政治改革——改革的關鍵一戰——要求對各種方案進行仔細研究。從戈巴契夫腦力衝鋒參加者的會議來看，當時對提出的許多問題都進行了討論，但還不夠充分，而且也沒有對各種行動方案的優缺點進行公正的評價［30］。
唱唱
與前兩個分水嶺不同，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分水嶺戈巴契夫不是自己走過的，而是被洶湧的改革浪潮衝過去的。戈巴契夫早在1987年年中就感覺到蘇聯民族國家製度日益臨近的危機的徵兆：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氛圍中克裏木韃靼人的活動突然活躍起來，在聯盟國家的最薄弱環節——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發生動盪，半年之後卡拉巴赫風雲突變。
卡拉巴赫危機立即成為當時蘇聯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首要問題，這一危機的背後隱藏著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蘇聯的許多錯綜複雜問題，從1989年起，族際衝突迅速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潛力，使形式上是聯邦製、實質上是單一製的蘇聯國家的存在成了問題。
與經濟和政治改革不同，戈巴契夫在這方麵用於思考和決策的時間不多，這裏已成為迂迴的空間。起初，在還沒有出現對聯盟直接威脅時，他“……力圖製定統一的解決民族間爭端的民主方法”［31］。
在這件棘手的事情上執政的蘇共沒有給予自己的總書記以幫助［32］，當時蘇共的領導層強烈主張“整頓秩序”，黨的機關對雨後春筍般發展的民族分離運動心存戒備、疑慮重重，習慣於行政管理方式的機關權勢分子在爭取群眾的能力方麵明顯不如“人民陣線”的領導者［33］。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進程中戈巴契夫單槍匹馬地對付被他所喚起的民族分離自發勢力，他感到他正在輸掉與時間的競賽。關於對好戰的民族主義估計不足、動作總是遲緩、對局勢被迫作出反應等話題，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於他後來的回憶錄中［34］。實質上當時蘇聯的情況給予他的隻有兩種選擇：使用強力還是尋求和解，即與在原為獨立國家的聯邦共和國內形成的民族精英進行合作，事態發展的結果盡人皆知：民族分離勢力肢解和葬送了多民族聯盟。這樣的結局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