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外，極權式國家的現代化（戈巴契夫改革在1986年底堅決脫離了其軌道）要求有自己的政治主體，可能成為這一主體的是國家機關、軍隊、執政的黨。總之，這裏指的是準備承擔深入的社會經濟變革風險的相當大部分民族精英。在晚期蘇聯的精英中是否有這樣的人呢？讓我們回憶一下沙赫納紮羅夫在與安德羅波夫的談話中對此公開表示的懷疑，看來，蘇聯改革的設計師本人也同意他的意見，因為設計師開始越過官員直接向群眾呼籲。
可以認為，圍繞1987年經濟改革的初步嚐試所發生的持續不斷的鬥爭是對晚期蘇聯官員改革潛力的某種實際檢驗。回首往事，戈巴契夫本人也認為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是“極其困難的任務……”［14］當然，在這條道路上邁出的最初幾步尤其困難。“社會主義思維”定式再加上國有經濟權力關係的重大改變涉及的巨大利益，能夠將遙遠征程上的任何改革埋葬。反對改革尤為激烈的是經濟官僚的“總參謀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物資技術供應委員會、財政部、政府機關、依靠經理群體的各部，時任總理的尼·雷日科夫常常充當這些部分的喉舌，因此當時他與戈巴契夫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經過持久的較量，改革派陣營與保守派陣營達成了理智的妥協，按照當時的標準通過的決定是根本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這些決定為將經濟引上市場軌道開闢了道路，但隻是開闢了道路而已。
眾所周知，1987年的經濟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麵的：蘇聯社會共同體喪失了經營才能，強大的經濟官僚拒不執行通過的決定，改革者不能堅持到底（特別是在價格政策上），在新的和複雜的事業中不可避免的錯誤和失誤。結果喪失了寶貴的時間，失去了使居民開始痛苦地適應新的經濟生活條件的最佳時機；貨幣供應量不加控製地增長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壞了消費市場，最後這個“戰略性失誤”［15］對改革的命運產生了極其有害的影響。
從這段可悲的歷史中可以得出什麽結論呢？第一個也是主要的結論是：在改革的“戈巴契夫階段”之初，社會力量的客觀對比允許在不觸動政治領域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深入的經濟改革。
第二個結論：在經濟戰線上集中力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顧這一經歷時戈巴契夫的親密戰友和改革設計師之一的瓦·梅德韋傑夫寫道：“……留給我們用於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的時間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應採取異乎尋常的措施，堅決轉向市場關係。”［16］
第三個結論：可以用深入的經濟變革這塊試金石來檢驗蘇聯社會的政治製度在新的條件下的活動能力，指出這一製度形變的未來途徑。
第四個結論：盡可能將經濟變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成為一體，因為反對戈巴契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對派很容易利用這種情況興風作浪。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結論：由於改革而產生的新的經濟主體或遲或早都會要求有維護其利益的政治代表，這些新的經濟主體在以後的改革過程中不僅是經濟進程，而且是政治進程的因素，而且他們不會是“社會主義選擇”的信徒。
看來，連戈巴契夫本人也不相信當時所選擇的行動路線是正確的。後來他認為：“經濟改革落後於政治改革。”［17］
在當時選擇道路時占上風的意見是什麽呢？對此安·格拉喬夫發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開始的改革的經濟方麵始終從屬於主要的方麵即政治方麵並必須為之服務，看來，應把這一點看做主要原因。”［18］
蘇聯的製度框架將經濟緊緊局限於政治，一切都被意識形態濃霧所籠罩，這一製度為了自衛會迫使侵害其基礎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為邏輯。然而問題是，戈巴契夫領導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現實情況”強加的行為模式的？
唱唱
戈巴契夫改革的第二個分水嶺在時間方麵與第一個分水嶺在某一點上是同步的。這不是偶然的，在耗盡“安德羅波夫改革”的潛力之後，戈巴契夫在摸索著尋找通往未來之路，他越來越相信，蘇聯製度的問題不在於修理，甚至不在於大修，而在於改變製度本身，蘇聯製度架構的一切一切——從頂棚到地基——都得更換，所以各個領域深入改革的計劃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它們相互碰撞和彼此競爭。
對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種理解，可以用各種方式進行，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與經濟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於優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會上選擇了旨在加速社會民主化的激進方案。晚期蘇聯社會變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沒有進行認真的討論。
政治改革是戈巴契夫改革的核心，因為蘇聯製度的實質是黨的國家，確切些說是“黨—國家”，這種製度結構是在十月革命後的70年中緊緊地長在一起的暹羅雙生子。戈巴契夫為把兩者分開、將其變為正常的現代政黨（多個政黨）和國家而打算採取的行動需要在實施時準確計算、周密安排，否則二者都會變成虛弱不堪、萎靡不振的東西，無力承受改革的過重負擔。事實果然如此。
可以認為，圍繞1987年經濟改革的初步嚐試所發生的持續不斷的鬥爭是對晚期蘇聯官員改革潛力的某種實際檢驗。回首往事，戈巴契夫本人也認為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是“極其困難的任務……”［14］當然，在這條道路上邁出的最初幾步尤其困難。“社會主義思維”定式再加上國有經濟權力關係的重大改變涉及的巨大利益，能夠將遙遠征程上的任何改革埋葬。反對改革尤為激烈的是經濟官僚的“總參謀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物資技術供應委員會、財政部、政府機關、依靠經理群體的各部，時任總理的尼·雷日科夫常常充當這些部分的喉舌，因此當時他與戈巴契夫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經過持久的較量，改革派陣營與保守派陣營達成了理智的妥協，按照當時的標準通過的決定是根本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這些決定為將經濟引上市場軌道開闢了道路，但隻是開闢了道路而已。
眾所周知，1987年的經濟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麵的：蘇聯社會共同體喪失了經營才能，強大的經濟官僚拒不執行通過的決定，改革者不能堅持到底（特別是在價格政策上），在新的和複雜的事業中不可避免的錯誤和失誤。結果喪失了寶貴的時間，失去了使居民開始痛苦地適應新的經濟生活條件的最佳時機；貨幣供應量不加控製地增長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壞了消費市場，最後這個“戰略性失誤”［15］對改革的命運產生了極其有害的影響。
從這段可悲的歷史中可以得出什麽結論呢？第一個也是主要的結論是：在改革的“戈巴契夫階段”之初，社會力量的客觀對比允許在不觸動政治領域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深入的經濟改革。
第二個結論：在經濟戰線上集中力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顧這一經歷時戈巴契夫的親密戰友和改革設計師之一的瓦·梅德韋傑夫寫道：“……留給我們用於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的時間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應採取異乎尋常的措施，堅決轉向市場關係。”［16］
第三個結論：可以用深入的經濟變革這塊試金石來檢驗蘇聯社會的政治製度在新的條件下的活動能力，指出這一製度形變的未來途徑。
第四個結論：盡可能將經濟變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成為一體，因為反對戈巴契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對派很容易利用這種情況興風作浪。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結論：由於改革而產生的新的經濟主體或遲或早都會要求有維護其利益的政治代表，這些新的經濟主體在以後的改革過程中不僅是經濟進程，而且是政治進程的因素，而且他們不會是“社會主義選擇”的信徒。
看來，連戈巴契夫本人也不相信當時所選擇的行動路線是正確的。後來他認為：“經濟改革落後於政治改革。”［17］
在當時選擇道路時占上風的意見是什麽呢？對此安·格拉喬夫發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開始的改革的經濟方麵始終從屬於主要的方麵即政治方麵並必須為之服務，看來，應把這一點看做主要原因。”［18］
蘇聯的製度框架將經濟緊緊局限於政治，一切都被意識形態濃霧所籠罩，這一製度為了自衛會迫使侵害其基礎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為邏輯。然而問題是，戈巴契夫領導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現實情況”強加的行為模式的？
唱唱
戈巴契夫改革的第二個分水嶺在時間方麵與第一個分水嶺在某一點上是同步的。這不是偶然的，在耗盡“安德羅波夫改革”的潛力之後，戈巴契夫在摸索著尋找通往未來之路，他越來越相信，蘇聯製度的問題不在於修理，甚至不在於大修，而在於改變製度本身，蘇聯製度架構的一切一切——從頂棚到地基——都得更換，所以各個領域深入改革的計劃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它們相互碰撞和彼此競爭。
對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種理解，可以用各種方式進行，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與經濟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於優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會上選擇了旨在加速社會民主化的激進方案。晚期蘇聯社會變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沒有進行認真的討論。
政治改革是戈巴契夫改革的核心，因為蘇聯製度的實質是黨的國家，確切些說是“黨—國家”，這種製度結構是在十月革命後的70年中緊緊地長在一起的暹羅雙生子。戈巴契夫為把兩者分開、將其變為正常的現代政黨（多個政黨）和國家而打算採取的行動需要在實施時準確計算、周密安排，否則二者都會變成虛弱不堪、萎靡不振的東西，無力承受改革的過重負擔。事實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