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遺留給戈巴契夫的安德羅波夫綱領能由安德裏波夫本人來完成，情況無疑會好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他會使“未被利用的社會主義潛力”非神話化，也許能夠給自己的繼任者留下更多的實際改革經驗，少留一些錯覺，但他未能進一步前進。於是“國家社會主義”復甦和消除的任務都落到了戈巴契夫領導集團的肩上。這一把各種歷史任務結合起來的明顯矛盾的做法必然使戈巴契夫改革的路線具有曲折的性質。
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禁酒運動（1985年5月）的規模和意義引人注目，關於這次運動眾說紛紜，但基本上是否定的聲音，這樣的評價並非十分公正，但在這裏無法就這個問題展開爭論，對於我們來說，在當時情況下禁酒運動是重要的，因為它是戈巴契夫構想所遭遇的嚴峻考驗的先兆。
在戈巴契夫自己對這一情況的解釋中，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之間的大“縫隙”引人注目［7］，在需要進行有計劃的長期圍攻的地方，展開了勝利希望渺茫的艱難的騎兵攻擊。後來在解釋和論證反“酗酒”運動的突擊速度時，他寫道：“我們剷除這一可怕的禍害的心願太迫切了。”［8］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經濟領域另一個不成功的試驗，即所謂的國家驗收中，當時正在向民用企業推廣軍用工廠實行的產品質量監督體係，後來戈巴契夫對那些考慮不夠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樣的解釋：“希望用各種手段來更快地提高產品質量……時不我待”［9］。
禁酒運動——對改革者的戰鬥洗禮——證明當時改革者的迫切的、甚至過大的歷史時代感。這一點用不著大驚小怪，在經過勃列日涅夫的停滯之後，改革者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失去的（“速度”），一種感覺常常壓在人的心頭（根據後來的事態來看——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即時間的限額已經用完，一切計劃的東西本來昨天就應去做，人們急於想要使改革的進程不可逆轉，讓保守派沒有可能把一切恢復原狀；同時，與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對抗的僵硬邏輯讓人躍躍欲試；最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痼疾——急躁常常讓人與時間賽跑。
禁酒運動的失敗是對改革者的嚴厲警告，想一下子做許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理由的，但效果適得其反，在狂熱的改革日子裏要聽到這樣的警告並作出正確結論談何容易。唱唱
在艱難度過“安德羅波夫階段”之後，1986年年中，改革者來到了通往越來越渺茫的未來的道路分水嶺。該是對已故總書記與格·沙赫納紮羅夫早在20年前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作出實際回答的時候了。請注意，這裏指的是在不觸動政治製度的情況下改革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問題。
蘇聯國內一位研究這個時期的學者認為，1986年年中至下半年“上層”對於進一步改革蘇聯社會形成了兩種思路：“經濟技術方法”和“政治方法”。如果說在第一種情況下經濟改革需要在政治製度穩定的情況下進行，那麽第二種思路則要求社會迅速和堅定地實現民主化。黨的領導層中的民主派一心要進行政治改革，他們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他們打算進行的變革的規模［10］。盡管加快進行政治製度改革存在明顯風險，特別是在經濟問題和困難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仍然作出了採取第二種思路的選擇［11］。
同時，對像“改革”和“公開性”這樣重要的戈巴契夫改革的概念的反思日益深入；戈巴契夫發現自己的方針不斷遭到反對，於是越來越強調正在進行的事業的革命性。作為一般改變工作作風而開始的改革從此以後成了與威權主義的歷史決裂、社會實行深刻民主化的標誌，同樣，作為“上層”與“下層”保持逆向聯繫渠道的“公開性”，逐漸成為民主化的最重要槓桿，成為提高群眾社會和政治積極性的獨特手段。
我們在思想上跨越將安德羅波夫的“前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改革”［12］本身劃分開的1986年和1987年分界線後，回顧過去並再次向自己提出了那個“老大難問題”：這次向前沖，從經濟改革向政治改革的“大飛躍”，在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展開全麵進攻的決定到底有多少根據？根據“市場社會主義”有計劃地進行經濟改革的實際戰略（這一戰略在前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以及越南都產生了良好的結果）是否會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呢？
有許多重要論據表明，戈巴契夫的班子在1987年前夕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70年（三代人！）形成和夯實的“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排斥經濟新措施：所有人都記得這方麵特別是柯西金改革的不成功創舉的例子；在“回潮”的打擊下，不僅經濟改革，而且改革者本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赫魯雪夫的例子歷歷在目［13］。對於正在形成的改革的群眾基礎——黨政精英、知識分子、青年中的革新派——來說，“經濟傾向”有可能過於枯燥乏味。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3)
除了這些重要情況外，還可以再補充一點。這一點潛移默化，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裏指的是存在於從思想上準備和激勵改革的人的意識中的“世界格局”，在這一格局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作為風向標和效仿榜樣的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方的社會發展經驗（其核心是自由的個人）遮蓋和排擠了其餘一切經驗，特別是當時的“風雲人物”沒有注意到極其成功的東方極權式國家現代化這一現象：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地區）等。要知道從種類上來說，這一現象對蘇聯社會的意義並不比誘人的西方模式小。
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禁酒運動（1985年5月）的規模和意義引人注目，關於這次運動眾說紛紜，但基本上是否定的聲音，這樣的評價並非十分公正，但在這裏無法就這個問題展開爭論，對於我們來說，在當時情況下禁酒運動是重要的，因為它是戈巴契夫構想所遭遇的嚴峻考驗的先兆。
在戈巴契夫自己對這一情況的解釋中，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之間的大“縫隙”引人注目［7］，在需要進行有計劃的長期圍攻的地方，展開了勝利希望渺茫的艱難的騎兵攻擊。後來在解釋和論證反“酗酒”運動的突擊速度時，他寫道：“我們剷除這一可怕的禍害的心願太迫切了。”［8］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經濟領域另一個不成功的試驗，即所謂的國家驗收中，當時正在向民用企業推廣軍用工廠實行的產品質量監督體係，後來戈巴契夫對那些考慮不夠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樣的解釋：“希望用各種手段來更快地提高產品質量……時不我待”［9］。
禁酒運動——對改革者的戰鬥洗禮——證明當時改革者的迫切的、甚至過大的歷史時代感。這一點用不著大驚小怪，在經過勃列日涅夫的停滯之後，改革者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失去的（“速度”），一種感覺常常壓在人的心頭（根據後來的事態來看——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即時間的限額已經用完，一切計劃的東西本來昨天就應去做，人們急於想要使改革的進程不可逆轉，讓保守派沒有可能把一切恢復原狀；同時，與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對抗的僵硬邏輯讓人躍躍欲試；最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痼疾——急躁常常讓人與時間賽跑。
禁酒運動的失敗是對改革者的嚴厲警告，想一下子做許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理由的，但效果適得其反，在狂熱的改革日子裏要聽到這樣的警告並作出正確結論談何容易。唱唱
在艱難度過“安德羅波夫階段”之後，1986年年中，改革者來到了通往越來越渺茫的未來的道路分水嶺。該是對已故總書記與格·沙赫納紮羅夫早在20年前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作出實際回答的時候了。請注意，這裏指的是在不觸動政治製度的情況下改革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問題。
蘇聯國內一位研究這個時期的學者認為，1986年年中至下半年“上層”對於進一步改革蘇聯社會形成了兩種思路：“經濟技術方法”和“政治方法”。如果說在第一種情況下經濟改革需要在政治製度穩定的情況下進行，那麽第二種思路則要求社會迅速和堅定地實現民主化。黨的領導層中的民主派一心要進行政治改革，他們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他們打算進行的變革的規模［10］。盡管加快進行政治製度改革存在明顯風險，特別是在經濟問題和困難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仍然作出了採取第二種思路的選擇［11］。
同時，對像“改革”和“公開性”這樣重要的戈巴契夫改革的概念的反思日益深入；戈巴契夫發現自己的方針不斷遭到反對，於是越來越強調正在進行的事業的革命性。作為一般改變工作作風而開始的改革從此以後成了與威權主義的歷史決裂、社會實行深刻民主化的標誌，同樣，作為“上層”與“下層”保持逆向聯繫渠道的“公開性”，逐漸成為民主化的最重要槓桿，成為提高群眾社會和政治積極性的獨特手段。
我們在思想上跨越將安德羅波夫的“前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改革”［12］本身劃分開的1986年和1987年分界線後，回顧過去並再次向自己提出了那個“老大難問題”：這次向前沖，從經濟改革向政治改革的“大飛躍”，在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展開全麵進攻的決定到底有多少根據？根據“市場社會主義”有計劃地進行經濟改革的實際戰略（這一戰略在前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以及越南都產生了良好的結果）是否會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呢？
有許多重要論據表明，戈巴契夫的班子在1987年前夕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70年（三代人！）形成和夯實的“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排斥經濟新措施：所有人都記得這方麵特別是柯西金改革的不成功創舉的例子；在“回潮”的打擊下，不僅經濟改革，而且改革者本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赫魯雪夫的例子歷歷在目［13］。對於正在形成的改革的群眾基礎——黨政精英、知識分子、青年中的革新派——來說，“經濟傾向”有可能過於枯燥乏味。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3)
除了這些重要情況外，還可以再補充一點。這一點潛移默化，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裏指的是存在於從思想上準備和激勵改革的人的意識中的“世界格局”，在這一格局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作為風向標和效仿榜樣的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方的社會發展經驗（其核心是自由的個人）遮蓋和排擠了其餘一切經驗，特別是當時的“風雲人物”沒有注意到極其成功的東方極權式國家現代化這一現象：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地區）等。要知道從種類上來說，這一現象對蘇聯社會的意義並不比誘人的西方模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