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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回首過去可以說，了解當時蘇聯改革命運的鑰匙是經濟、政治和思想改造的關係以及這些改造的相互製約和相互影響，常常爆發的爭論——改革可以而且應當在何種程度上步中國改革之後塵，是在以簡單和歪曲的方式提出這個“關鍵問題”。
這種提法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者麵對的是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然而這種提法仍然反映了問題的實質：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劇性結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不能夠、不善於或不願意把過重的“最高任務”分解為各個專門部分，把這些部分排一下隊，避免“倉促行事”，不企望一下子把所有問題都解決。
回顧往事，戈巴契夫領導集團的行動次序實際上是：意識形態革命——政治改革——經濟改造。這裏有其合理性，因為業已形成的國家主義的行政指令體製是一個靠教育打造在一起的整體，它打消了對其局部改革的想法；但同時在所有戰線發動進攻所造成的過重負擔，帶來了難以承受的風險。此外再加上在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明地區爆發的民族矛盾，迅速形成的保守和激進的反對派不惜一切手段奪取政權的行動，“歐洲社會主義體係”這一保護層的迅速瓦解，目的在於“消滅蘇維埃帝國”的外部強大勢力，使戈巴契夫領導集團沒有多少可能堅持下去並將已開始的偉大事業進行到底。
即使在相對單一的蘇聯社會，也隻有通過各種思想政治方案的激烈交鋒才能擺脫國家主義的製度，積極參加這一交鋒的有各種勢力，包括外部勢力。當然，他們勝出的機率取決於他們擁有的相應資源和潛力，這裏起主要作用的是後期蘇聯精英的各個部分：黨政幹部、經濟工作領導人、著名知識分子代表、“新浪潮”社會和政治活動家、影子經濟人士，甚至還有刑事犯罪團夥頭目。每一部分蘇聯“上層人士”都力圖將停滯社會蓬勃開展的改革納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所有人都匆忙表明對未來的態度，許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社會方案，他們有一個最小公分母：指的是把蘇聯地位變為後社會主義人類共同體中的權力和財產。
如果說戈巴契夫改革作為走向新製度的具有一定理性的運動是在1985年3—4月之後很久才開始的，那麽戈巴契夫執政的前一年半做了些什麽呢？在這個“前改革”時期（1985年春—1986年秋）戈巴契夫進行了把新生活引入衰老的蘇維埃製度的無望嚐試。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2)
嚴格地說，蘇聯的“前改革”不是開始於戈巴契夫，而是從他的前任和保護人尤·安德羅波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2年11月）後開始的，安德羅波夫把戈巴契夫看做其繼承人，正是從那時起“……在執政精英中出現了使現有的社會經濟製度徹底現代化的意向，然而力量在‘上層’的分布，意識形態上對特定價值體係的依戀，使得可能發生變化的餘地相當有限”。［2］
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的短促（實際上一年左右）使得他無法比較準確地確定採取的新措施的範圍。但我們知道這些新措施的邏輯和內在界限。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當時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在與其一位顧問進行坦誠交談時說：“……我完全相信：隻有在我們真正把經濟推向前進之後才能觸動國家。”［3］不過，安德羅波夫的政治革新綱領（“觸動國家”）是浮淺和有限的：擴大蘇維埃的權力，經濟工作領導人實行選舉製［4］。
當時與安德羅波夫談話的人，即這段引文的作者格·雷·沙赫納紮羅夫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988—1991年間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1991年任蘇聯總統顧問。1992年起任戈巴契夫基金會綜合問題研究組負責人。——編者注是安德羅波夫“寵愛的”顧問，他不同意上司的主要方針。他認為，不進行政治改革任何重要的經濟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會被抱成一團的蘇維埃官僚們扼殺在萌芽之中：蘇聯的“統治階層已經僵化，生活得不錯，對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顧，有何必要改變什麽”［5］。
兩位在黨內飛黃騰達的蘇維埃精英的傑出代表人物（上世紀80年代末格·沙赫納紮羅夫成為米·謝·戈巴契夫的助手，成為其為數不多的顧問和所信任的人之一）很久以前的這場爭論，像一滴水一樣反映了蘇聯“前改革”戰略的基本矛盾，20年之後這一矛盾戲劇性地占據了首位：是否可以逐步地、比較有秩序地、按照中國的模式改革蘇聯社會，或是應當全麵出擊，一蹴而就。
當然，把戈巴契夫的改革與鄧小平的改革截然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中國，而且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適宜在“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做，但問題依然存在。確切些說，在對蘇聯改革戰略的這一決定性選擇後麵隱藏著成堆的問題。
實際上蘇聯改革即加速奔向自由就從這一點開始。在前一年半中，戈巴契夫領導集團隻是接近了分水嶺，基本上完成了其前任的綱領，1985—1986年間行為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德羅波夫的方針和思想政治遺產所決定的，基本取向是——保持製度的穩定和“揭示社會主義的創造潛力”，後來這一點在“加快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口號中得到了體現。可見，問題甚至不在於經濟改革，而在於用“專家治國論”調整現有的製度，因為這一製度在政權“日漸癱瘓”的情況下已經鬆動［6］。坦率地說，已經不緊密了，但常言說得好，有什麽就吃什麽吧。
這種提法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者麵對的是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然而這種提法仍然反映了問題的實質：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劇性結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不能夠、不善於或不願意把過重的“最高任務”分解為各個專門部分，把這些部分排一下隊，避免“倉促行事”，不企望一下子把所有問題都解決。
回顧往事，戈巴契夫領導集團的行動次序實際上是：意識形態革命——政治改革——經濟改造。這裏有其合理性，因為業已形成的國家主義的行政指令體製是一個靠教育打造在一起的整體，它打消了對其局部改革的想法；但同時在所有戰線發動進攻所造成的過重負擔，帶來了難以承受的風險。此外再加上在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明地區爆發的民族矛盾，迅速形成的保守和激進的反對派不惜一切手段奪取政權的行動，“歐洲社會主義體係”這一保護層的迅速瓦解，目的在於“消滅蘇維埃帝國”的外部強大勢力，使戈巴契夫領導集團沒有多少可能堅持下去並將已開始的偉大事業進行到底。
即使在相對單一的蘇聯社會，也隻有通過各種思想政治方案的激烈交鋒才能擺脫國家主義的製度，積極參加這一交鋒的有各種勢力，包括外部勢力。當然，他們勝出的機率取決於他們擁有的相應資源和潛力，這裏起主要作用的是後期蘇聯精英的各個部分：黨政幹部、經濟工作領導人、著名知識分子代表、“新浪潮”社會和政治活動家、影子經濟人士，甚至還有刑事犯罪團夥頭目。每一部分蘇聯“上層人士”都力圖將停滯社會蓬勃開展的改革納入對自己有利的軌道，所有人都匆忙表明對未來的態度，許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社會方案，他們有一個最小公分母：指的是把蘇聯地位變為後社會主義人類共同體中的權力和財產。
如果說戈巴契夫改革作為走向新製度的具有一定理性的運動是在1985年3—4月之後很久才開始的，那麽戈巴契夫執政的前一年半做了些什麽呢？在這個“前改革”時期（1985年春—1986年秋）戈巴契夫進行了把新生活引入衰老的蘇維埃製度的無望嚐試。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2)
嚴格地說，蘇聯的“前改革”不是開始於戈巴契夫，而是從他的前任和保護人尤·安德羅波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2年11月）後開始的，安德羅波夫把戈巴契夫看做其繼承人，正是從那時起“……在執政精英中出現了使現有的社會經濟製度徹底現代化的意向，然而力量在‘上層’的分布，意識形態上對特定價值體係的依戀，使得可能發生變化的餘地相當有限”。［2］
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的短促（實際上一年左右）使得他無法比較準確地確定採取的新措施的範圍。但我們知道這些新措施的邏輯和內在界限。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當時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在與其一位顧問進行坦誠交談時說：“……我完全相信：隻有在我們真正把經濟推向前進之後才能觸動國家。”［3］不過，安德羅波夫的政治革新綱領（“觸動國家”）是浮淺和有限的：擴大蘇維埃的權力，經濟工作領導人實行選舉製［4］。
當時與安德羅波夫談話的人，即這段引文的作者格·雷·沙赫納紮羅夫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988—1991年間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1991年任蘇聯總統顧問。1992年起任戈巴契夫基金會綜合問題研究組負責人。——編者注是安德羅波夫“寵愛的”顧問，他不同意上司的主要方針。他認為，不進行政治改革任何重要的經濟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會被抱成一團的蘇維埃官僚們扼殺在萌芽之中：蘇聯的“統治階層已經僵化，生活得不錯，對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顧，有何必要改變什麽”［5］。
兩位在黨內飛黃騰達的蘇維埃精英的傑出代表人物（上世紀80年代末格·沙赫納紮羅夫成為米·謝·戈巴契夫的助手，成為其為數不多的顧問和所信任的人之一）很久以前的這場爭論，像一滴水一樣反映了蘇聯“前改革”戰略的基本矛盾，20年之後這一矛盾戲劇性地占據了首位：是否可以逐步地、比較有秩序地、按照中國的模式改革蘇聯社會，或是應當全麵出擊，一蹴而就。
當然，把戈巴契夫的改革與鄧小平的改革截然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中國，而且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適宜在“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做，但問題依然存在。確切些說，在對蘇聯改革戰略的這一決定性選擇後麵隱藏著成堆的問題。
實際上蘇聯改革即加速奔向自由就從這一點開始。在前一年半中，戈巴契夫領導集團隻是接近了分水嶺，基本上完成了其前任的綱領，1985—1986年間行為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德羅波夫的方針和思想政治遺產所決定的，基本取向是——保持製度的穩定和“揭示社會主義的創造潛力”，後來這一點在“加快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口號中得到了體現。可見，問題甚至不在於經濟改革，而在於用“專家治國論”調整現有的製度，因為這一製度在政權“日漸癱瘓”的情況下已經鬆動［6］。坦率地說，已經不緊密了，但常言說得好，有什麽就吃什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