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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很明顯，戈巴契夫改革作為各種實踐活動的綜合過程盡管已遭到失敗，但改革同時也為人類開闢了新的發展機會，從而成為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年代不是過眼雲煙，它們在社會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改革的經驗已成為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認識到一種現實的選擇——既不要被醜化了的兵營式社會主義，也不要在後改革時期形成的官僚寡頭資本主義。
當今的俄羅斯極其需要這種選擇——即便它目前還隻是一種潛在的選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1)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
維克多·庫瓦爾金
20年對於一個人來說是整整一生，20年可以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區分開，但是20年對於歷史發展來說隻是一瞬間。對於全麵分析像戈巴契夫改革這種規模的現象來說，20年的時間距離根本不算長，許多事件參與者還健在，政治和人的激情尚未消失，遠非所有秘密都已揭開。
對於像筆者這樣衷心擁護當時戈巴契夫改革、並作為急劇減少的戈巴契夫克裏姆林宮班子成員迎來可怕的1991年12月的人來說，20年的時間距離就更短了。甚至在今天，在過去了這麽多年之後，我仍然難以用一個分析家應有的平靜和超脫心態來思考和評判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數年中，論述蘇聯存在的最後時期的文章和書籍為數不少，但總結性的、有分量的著作並不多，在這一類文獻中最多的是親歷者的回憶錄，這些人自然要把自己說成是最好的。一篇文章無論如何也填補不了這個空白。我的任務簡單得多：把俄羅斯歷史上那個多事之秋的某些爭論問題表述出來，對所涉及的問題談一談個人的見解。
我先從一個似乎是表麵的問題談起：歷史當時給了戈巴契夫改革多少時間。答案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將近7年。但真是這樣嗎？有充分理由可以說，被稱之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比米·謝·戈巴契夫執政時間短得多。
按照權威的評價，真正的改革可以從蘇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會的籌備和召開算起，前一年半應看做是改革的開始，是“前改革”時期，其內容將在下麵談到。
同樣，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劇性結局，不是在1990年12月，甚至不是在1991年8月出現的，實際上，迅速成熟的俄羅斯議會選舉鮑·尼·葉爾欽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並通過主權宣言（1990年6月上半月）才是一道分界線，這之後已很難談得上繼續改革進程了，此後蘇聯出現了“兩個中心”並存的局麵，後來變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在俄羅斯像在所有國家一樣，兩個政權並存意味著殘酷的奪權鬥爭，直至其中一方取得完全勝利為止。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比較正常地繼續進行改革。
實際上，嚴格意義上的改革進行了大約三年半［1］，這一時間不足以使任何國家的生活發生根本的轉折。對蘇聯來說，三年半的時間——要使這樣一個複雜而脆弱的機體發生深刻變形，實在是太少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錯誤和失誤的代價翻了好幾番。唱唱
對於戈巴契夫改革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到底賦予這一概念什麽意義。當時蘇聯改革的倡導者試圖通過改革來復興社會主義，賦予社會主義以民主和人道的性質。我們認為，這裏指的是蘇聯（俄羅斯）尋找擺脫自稱為“現實社會主義”的威權主義體製的途徑，這種走出“國家社會主義”迷宮和死胡同的行動有許多意思——從恢復市場經濟到確立思想多元論，——但其中心意思是從蘇共集權和警察專政轉向建立在權利至上基礎上的現代代議製架構。
對於理解蘇聯改革進程的性質、過程和結果來說，確定行動的出發點具有重大意義。1985年初，當東方超級大國出現了一位新領袖時，蘇聯是個什麽國家呢？
嚴格地說，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個問題也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尤·安德羅波夫就公開指出，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並不很了解，無論是動盪的改革年代，還是後來後蘇聯國家豐富的歷史，都未能使我們對蘇聯製度的本質有進一步的認識。
如果隻是對晚期蘇聯的政治製度作出評價，那麽主要爭論集中在對這一製度的認定上：是威權主義製度還是極權主義製度。通過認真研究發現，這兩種觀點都不是特別有說服力，未必可以簡單地在勃列日涅夫的蘇聯和史達林的蘇聯（更不用說納粹德國了）之間劃等號，製度似乎是一樣的，但做法卻不相同。同時也難以把晚期蘇聯製度稱作極權主義製度。極權主義畢竟需要有1985年時的蘇聯顯然還沒有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首先是經濟和個人生活領域的自由。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製度定義為國家主義，這一製度在其存在的70年中發生了複雜的演進，其內部潛力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還未完全耗盡。
根據這種觀點，當時蘇聯改革——不管改革的倡導者的主觀願望和意圖如何——意味著改變社會政治製度，與國家主義告別，向自由民主邁進。從大眾心理、意識、行為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意味著三個重大轉變：（1）從商品和服務分配的國家硬性調節（保證使每個人維持最低生活標準）轉向商品貨幣關係（將使相當單一的蘇聯社會迅速出現社會分化）；（2）從純粹為作秀而形式主義地參加政治生活轉向自覺選擇和對政權施加影響的現實可能性；（3）從上麵強加的思想一致轉向個人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自決。對於“蘇維埃人”來說，這一改革意味著從一種社會世界突然轉到了另一種社會世界，而這個世界他們原先大概隻是從雜誌和電影中有所了解，而且常常是被歪曲的。
戈巴契夫改革年代不是過眼雲煙，它們在社會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改革的經驗已成為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認識到一種現實的選擇——既不要被醜化了的兵營式社會主義，也不要在後改革時期形成的官僚寡頭資本主義。
當今的俄羅斯極其需要這種選擇——即便它目前還隻是一種潛在的選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1)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
維克多·庫瓦爾金
20年對於一個人來說是整整一生，20年可以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區分開，但是20年對於歷史發展來說隻是一瞬間。對於全麵分析像戈巴契夫改革這種規模的現象來說，20年的時間距離根本不算長，許多事件參與者還健在，政治和人的激情尚未消失，遠非所有秘密都已揭開。
對於像筆者這樣衷心擁護當時戈巴契夫改革、並作為急劇減少的戈巴契夫克裏姆林宮班子成員迎來可怕的1991年12月的人來說，20年的時間距離就更短了。甚至在今天，在過去了這麽多年之後，我仍然難以用一個分析家應有的平靜和超脫心態來思考和評判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數年中，論述蘇聯存在的最後時期的文章和書籍為數不少，但總結性的、有分量的著作並不多，在這一類文獻中最多的是親歷者的回憶錄，這些人自然要把自己說成是最好的。一篇文章無論如何也填補不了這個空白。我的任務簡單得多：把俄羅斯歷史上那個多事之秋的某些爭論問題表述出來，對所涉及的問題談一談個人的見解。
我先從一個似乎是表麵的問題談起：歷史當時給了戈巴契夫改革多少時間。答案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將近7年。但真是這樣嗎？有充分理由可以說，被稱之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比米·謝·戈巴契夫執政時間短得多。
按照權威的評價，真正的改革可以從蘇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會的籌備和召開算起，前一年半應看做是改革的開始，是“前改革”時期，其內容將在下麵談到。
同樣，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劇性結局，不是在1990年12月，甚至不是在1991年8月出現的，實際上，迅速成熟的俄羅斯議會選舉鮑·尼·葉爾欽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並通過主權宣言（1990年6月上半月）才是一道分界線，這之後已很難談得上繼續改革進程了，此後蘇聯出現了“兩個中心”並存的局麵，後來變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在俄羅斯像在所有國家一樣，兩個政權並存意味著殘酷的奪權鬥爭，直至其中一方取得完全勝利為止。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比較正常地繼續進行改革。
實際上，嚴格意義上的改革進行了大約三年半［1］，這一時間不足以使任何國家的生活發生根本的轉折。對蘇聯來說，三年半的時間——要使這樣一個複雜而脆弱的機體發生深刻變形，實在是太少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錯誤和失誤的代價翻了好幾番。唱唱
對於戈巴契夫改革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到底賦予這一概念什麽意義。當時蘇聯改革的倡導者試圖通過改革來復興社會主義，賦予社會主義以民主和人道的性質。我們認為，這裏指的是蘇聯（俄羅斯）尋找擺脫自稱為“現實社會主義”的威權主義體製的途徑，這種走出“國家社會主義”迷宮和死胡同的行動有許多意思——從恢復市場經濟到確立思想多元論，——但其中心意思是從蘇共集權和警察專政轉向建立在權利至上基礎上的現代代議製架構。
對於理解蘇聯改革進程的性質、過程和結果來說，確定行動的出發點具有重大意義。1985年初，當東方超級大國出現了一位新領袖時，蘇聯是個什麽國家呢？
嚴格地說，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個問題也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尤·安德羅波夫就公開指出，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並不很了解，無論是動盪的改革年代，還是後來後蘇聯國家豐富的歷史，都未能使我們對蘇聯製度的本質有進一步的認識。
如果隻是對晚期蘇聯的政治製度作出評價，那麽主要爭論集中在對這一製度的認定上：是威權主義製度還是極權主義製度。通過認真研究發現，這兩種觀點都不是特別有說服力，未必可以簡單地在勃列日涅夫的蘇聯和史達林的蘇聯（更不用說納粹德國了）之間劃等號，製度似乎是一樣的，但做法卻不相同。同時也難以把晚期蘇聯製度稱作極權主義製度。極權主義畢竟需要有1985年時的蘇聯顯然還沒有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首先是經濟和個人生活領域的自由。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製度定義為國家主義，這一製度在其存在的70年中發生了複雜的演進，其內部潛力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還未完全耗盡。
根據這種觀點，當時蘇聯改革——不管改革的倡導者的主觀願望和意圖如何——意味著改變社會政治製度，與國家主義告別，向自由民主邁進。從大眾心理、意識、行為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意味著三個重大轉變：（1）從商品和服務分配的國家硬性調節（保證使每個人維持最低生活標準）轉向商品貨幣關係（將使相當單一的蘇聯社會迅速出現社會分化）；（2）從純粹為作秀而形式主義地參加政治生活轉向自覺選擇和對政權施加影響的現實可能性；（3）從上麵強加的思想一致轉向個人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自決。對於“蘇維埃人”來說，這一改革意味著從一種社會世界突然轉到了另一種社會世界，而這個世界他們原先大概隻是從雜誌和電影中有所了解，而且常常是被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