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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群體與一部分知識分子結成夥伴關係，目的是共同反對與戈巴契夫名字密不可分的改革，這種夥伴關係的一個象徵是，傑出學者、民主主義者、高級知識分子安·德·薩哈羅夫院士和粗魯專橫、極其卑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黨的機關工作人員鮑·尼·葉爾欽這兩個無法比較、無法相提並論的人物，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跨地區議員團的兩主席，而這個議員團則是與改革的領導層對立的反對派力量的核心。
後來的事態發展已為大家所熟知。黨的行政官僚中的原教旨主義派對改革政策的抵製日益強烈；得到次要權力集團中黨的經濟骨幹暗中支持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站在看似民主的立場上對改革發起進攻；最高權力集團中的原教旨主義者試圖發動政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陰謀），舉國上下對叛亂分子群起而攻之；鮑·尼·葉爾欽及其由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拚湊的班子趁此浪潮掌握政權；次要權力集團中黨的經濟官員占據各地的權力位置；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現有的政治行政架構及整個社會管理體係被毀壞。
最初發生的改變被大多數公民視為旨在繼續改革的比較堅決的方針，俄羅斯新政權開始也曾假託普遍的情緒來加深這種印象。實際上這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繼續，而是“對改革的改革”。新班子在1991年的悲劇性事件後為國家提出的方針所依據的價值取向根本不同於戈巴契夫改革的主要價值觀。戈巴契夫改革要求對現有的社會製度進行革新。後改革時期的目標則是完全消滅這一製度。戈巴契夫改革的定位是使國家走上漸進發展的道路。後改革時期則是要採取極端的改造手段。戈巴契夫改革的推動因素是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達到普遍幸福的願望。後改革時期則隻為少數人——沒有“額外道德”負擔、精明強幹和無所顧忌的人謀福利。戈巴契夫改革的經濟綱領提出在多種所有製形式（合作製、私有製、地方所有製和國有製）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它們之間的競賽應當成為生產集約化、廣泛使用科技革命成果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因素。後改革時期採取的則是確立私有製對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的壟斷地位的方針。私有化的意義正在於此，在私有化過程中瓜分和盜取了數十年來所積累的社會財富。結果，形成了目前的畸形經濟製度，國家的主要財富一方麵集中在高層官僚手中，另一方麵則集中在金融工業寡頭手中。戈巴契夫改革的方向是民主變革，也就是使包括政治製度在內的一切社會關係真正民主化。後改革時期的民主隻是掩飾對普通民眾的輕視態度的幌子，其作用不過是幫助維持政權和保持尊貴的西方合作夥伴所能接受的政府形象。戈巴契夫改革要求以革新之後的各自由加盟共和國聯合體形式保留蘇聯。後改革時期的特點則是公開敵視蘇聯，把它視為行將就木的帝國，把它的毀滅視為加入其中的各民族的幸福。於是便有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意識的行動。戈巴契夫改革的目的是創造條件來消除國家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激烈對抗，並使國家以有影響的平等夥伴身份進入國際社會。後改革時期則使國家充當了從主人桌上撿拾剩飯的“西方世界”僕從的角色。
換句話說，直到現在仍被稱為1991年的“八月民主革命”的那次行動，實際上是一場對改革的鎮壓。1993年秋天坦克炮轟白宮指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大廈。——編者注（改革僅存碩果之一）事件，為國內生活的這一時期劃上了最後的句號。由此可見，國內所建立的政權與民主不能相容。
唱唱
歷史事件的真實地位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顯現出來。也許正因為如此，戈巴契夫改革尚未得到不帶政治偏好的、審慎和客觀的評價。但已經能接近這一目標了。
戈巴契夫改革在錯綜矛盾的俄羅斯歷史上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呢？
任何現象隻有在比較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評價。戈巴契夫改革是在13年之前被宣告死亡的，從那時以來積累了足以把戈巴契夫改革與後改革時期的實際結果加以比較的材料。後改革時期究竟為俄羅斯帶來了什麽呢？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承認上個世紀90年代是破壞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經濟、社會、文化、安全都遭到破壞，21世紀初的事態發展盡管有某些積極的表現，但也沒有理由得到稍微樂觀一點的評價。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無誤的結論：強製取消改革乃是悲劇性的錯誤，在上個世紀80年代，俄羅斯社會有過唯一一次走上符合其全體成員的利益並可避免無謂的損失和動盪的全麵革新道路的機會，當時已具備實現革新所必需的前提條件：物質基礎、社會氛圍以及可以依靠的國家政權架構；然而機會卻沒有被利用，所有的人——做事的人、不做事的人、一味地妨礙做事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此負有罪責。
當然，發生的事情已經結束，任何“如果”都是沒有意義的，失去的機會無法重新得到，正如即便想回到過去也不能做到一樣。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保留戈巴契夫改革時期遺留下來的積極成果，首先是民主程序和製度架構。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由官僚和寡頭主宰一切的社會正越來越明顯地滑向極權主義的泥潭，阻止這種趨勢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一件大事。新形勢的一個特點是，參與阻止這種趨勢的不僅有早就支持改革的人，還有許多曾經詛咒改革的人。但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還有另外一個在內涵上同樣重要的方麵。戈巴契夫改革其實就是將民主的社會主義（它要求建立以團結和社會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構和程序保障的堅實自由為基礎的社會製度）思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次大規模嚐試，這一嚐試的意義大大超過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後者在尚未採取最初的實際步驟以前即被扼殺。
後來的事態發展已為大家所熟知。黨的行政官僚中的原教旨主義派對改革政策的抵製日益強烈；得到次要權力集團中黨的經濟骨幹暗中支持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站在看似民主的立場上對改革發起進攻；最高權力集團中的原教旨主義者試圖發動政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陰謀），舉國上下對叛亂分子群起而攻之；鮑·尼·葉爾欽及其由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拚湊的班子趁此浪潮掌握政權；次要權力集團中黨的經濟官員占據各地的權力位置；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現有的政治行政架構及整個社會管理體係被毀壞。
最初發生的改變被大多數公民視為旨在繼續改革的比較堅決的方針，俄羅斯新政權開始也曾假託普遍的情緒來加深這種印象。實際上這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繼續，而是“對改革的改革”。新班子在1991年的悲劇性事件後為國家提出的方針所依據的價值取向根本不同於戈巴契夫改革的主要價值觀。戈巴契夫改革要求對現有的社會製度進行革新。後改革時期的目標則是完全消滅這一製度。戈巴契夫改革的定位是使國家走上漸進發展的道路。後改革時期則是要採取極端的改造手段。戈巴契夫改革的推動因素是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達到普遍幸福的願望。後改革時期則隻為少數人——沒有“額外道德”負擔、精明強幹和無所顧忌的人謀福利。戈巴契夫改革的經濟綱領提出在多種所有製形式（合作製、私有製、地方所有製和國有製）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它們之間的競賽應當成為生產集約化、廣泛使用科技革命成果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因素。後改革時期採取的則是確立私有製對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的壟斷地位的方針。私有化的意義正在於此，在私有化過程中瓜分和盜取了數十年來所積累的社會財富。結果，形成了目前的畸形經濟製度，國家的主要財富一方麵集中在高層官僚手中，另一方麵則集中在金融工業寡頭手中。戈巴契夫改革的方向是民主變革，也就是使包括政治製度在內的一切社會關係真正民主化。後改革時期的民主隻是掩飾對普通民眾的輕視態度的幌子，其作用不過是幫助維持政權和保持尊貴的西方合作夥伴所能接受的政府形象。戈巴契夫改革要求以革新之後的各自由加盟共和國聯合體形式保留蘇聯。後改革時期的特點則是公開敵視蘇聯，把它視為行將就木的帝國，把它的毀滅視為加入其中的各民族的幸福。於是便有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意識的行動。戈巴契夫改革的目的是創造條件來消除國家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激烈對抗，並使國家以有影響的平等夥伴身份進入國際社會。後改革時期則使國家充當了從主人桌上撿拾剩飯的“西方世界”僕從的角色。
換句話說，直到現在仍被稱為1991年的“八月民主革命”的那次行動，實際上是一場對改革的鎮壓。1993年秋天坦克炮轟白宮指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大廈。——編者注（改革僅存碩果之一）事件，為國內生活的這一時期劃上了最後的句號。由此可見，國內所建立的政權與民主不能相容。
唱唱
歷史事件的真實地位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顯現出來。也許正因為如此，戈巴契夫改革尚未得到不帶政治偏好的、審慎和客觀的評價。但已經能接近這一目標了。
戈巴契夫改革在錯綜矛盾的俄羅斯歷史上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呢？
任何現象隻有在比較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評價。戈巴契夫改革是在13年之前被宣告死亡的，從那時以來積累了足以把戈巴契夫改革與後改革時期的實際結果加以比較的材料。後改革時期究竟為俄羅斯帶來了什麽呢？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承認上個世紀90年代是破壞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經濟、社會、文化、安全都遭到破壞，21世紀初的事態發展盡管有某些積極的表現，但也沒有理由得到稍微樂觀一點的評價。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無誤的結論：強製取消改革乃是悲劇性的錯誤，在上個世紀80年代，俄羅斯社會有過唯一一次走上符合其全體成員的利益並可避免無謂的損失和動盪的全麵革新道路的機會，當時已具備實現革新所必需的前提條件：物質基礎、社會氛圍以及可以依靠的國家政權架構；然而機會卻沒有被利用，所有的人——做事的人、不做事的人、一味地妨礙做事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此負有罪責。
當然，發生的事情已經結束，任何“如果”都是沒有意義的，失去的機會無法重新得到，正如即便想回到過去也不能做到一樣。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保留戈巴契夫改革時期遺留下來的積極成果，首先是民主程序和製度架構。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由官僚和寡頭主宰一切的社會正越來越明顯地滑向極權主義的泥潭，阻止這種趨勢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一件大事。新形勢的一個特點是，參與阻止這種趨勢的不僅有早就支持改革的人，還有許多曾經詛咒改革的人。但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還有另外一個在內涵上同樣重要的方麵。戈巴契夫改革其實就是將民主的社會主義（它要求建立以團結和社會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構和程序保障的堅實自由為基礎的社會製度）思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次大規模嚐試，這一嚐試的意義大大超過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後者在尚未採取最初的實際步驟以前即被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