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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整個計劃也許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而史達林時代的這個特殊產物沒有任何可能生存下去，是這樣嗎？從已發生的事情的角度來看做出肯定回答［19］的誘惑很大，但我們不要急於作出最後判決。
在“黨—國家”組合中蘇共確實是“領導和指導”力量，蘇共自我改革、在後蘇聯社會共同體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熱烈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
總的來說，擁有將近2000萬黨員的蘇共（上世紀80年代中）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1）黨的機關；（2）聲名狼藉的官僚；（3）黨員群眾。其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專門的說法。
要估計黨的基層群眾的改革潛力非常容易。當然，蘇共有許多用來調整的“壓艙物”，以保證其“工人和農民的黨”所需要的社會成分；同時，所有積極的社會成分都渴望加入黨，而且靠種種真話和假話進入了黨內，在這個意義上說蘇共確實是“先鋒隊”，它留給反製度勢力的是“不毛之地”。當然，一般黨員、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因而不會特別留戀舊製度。
許多共產黨員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復興，在改革“施工員”和普通人中間占優勢的是有黨證的人，千百萬黨員群眾是把改革推向前進，而不是往後拉。
確定官僚對戈巴契夫改革的態度則要複雜得多。他們在蘇聯社會共同體中占據著特權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變革，按照“社會主義陣營”殘缺不全的標準，他們生活得相當不錯，他們擔心會失去什麽，他們知道，蘇聯製度確實有發黴的地方，但又希望黴變自動消散，或至少在他們這一代能堅持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4)
對於蘇聯改革命運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總數不止100萬人的整個官僚階層的立場，而是這一階層的上層即“首長們”的立場，隨著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層變得越來越消極，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們朝這一方向的演進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這一問題用另一種方式提出或許更正確：戈巴契夫能否在不作過多讓步和不偏離既定目標的情況下把蘇聯精英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集團爭取到自己一邊？他們是否準備在走過“安德羅波夫階段”後繼續沿著戈巴契夫確定的改革路線前進？今天未必有誰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巴契夫這一代國家領導人既保持了繼承性，同時又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前輩有明顯的差別，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視野比較開闊，對周圍世界的認識更符合實際，他們是繼史達林之後掌管這個超級大國的第二代，這給他們的內心世界和社會政治觀點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他們的前輩即十月革命時代形成的“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軍團”骨子裏是世界革命的最後士兵，與“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為不穩定產物的戈巴契夫這一代人，個性方麵要成熟得多，他們不可能不敏感地覺察到自己個人和團體地位的根本的兩麵性，一方麵，他們是執掌大權和支配巨大資源的人；另一方麵，他們隻不過是高級國家官吏，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取決於所擔任的職務和在“官名錄”中的位置，沒有那把“官椅”你什麽都不是，不能傳給孩子們任何東西，他們審視周圍世界之後會發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其他國家，像他們這樣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遠有其自身的價值。
事到如今可以說，蘇聯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兩麵性，註定這一群體相當無恥而冷漠地與製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對改革持同情態度，他們就應當認識到自己在新製度中的應有的位置。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們吸收了沒有反精英的蘇聯社會共同體中幾乎所有的變化因素。
事實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蘇聯精英的許多代表人物就極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權權力體係中的地位發生了變換，他們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從“左麵”避開了改革，將改革推向了遠離“社會主義選擇”的地方。正像蘇聯這一時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黨、蘇維埃、經濟官僚中，關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徹底性的派別也日漸成熟”［20］。因此在後蘇聯的俄羅斯許多出身於“舊官僚”的人得以保住並鞏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戈巴契夫非常了解這些人，這些人看風使舵、隨機應變，這在官僚中已司空見慣，他對這一點不抱幻想，但也不認為有多大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拒絕了認真“對付”他們的執著建議，他不喜歡這樣做，也不認為有特別的必要；顯然，他憑直覺感到，這些人不會為“共產主義的光明理想”而戰鬥，而會同任何人妥協。
最後說說蘇共黨的機關。在蘇聯“黨—國家”體製中，龐大而極具權威的蘇共黨的機關是製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黨的機關認為自己就是黨，而且為此還有種種理由。戈巴契夫也信奉“幹部決定一切”的原則，並給予蘇共黨的機關堅持不懈的關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結論，認為不幸的根源就在這裏，於是他竭力限製黨的領導人的權欲。作為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牢牢控製著他們，以避免重演赫魯雪夫的悲慘命運。
在“黨—國家”組合中蘇共確實是“領導和指導”力量，蘇共自我改革、在後蘇聯社會共同體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熱烈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
總的來說，擁有將近2000萬黨員的蘇共（上世紀80年代中）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1）黨的機關；（2）聲名狼藉的官僚；（3）黨員群眾。其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專門的說法。
要估計黨的基層群眾的改革潛力非常容易。當然，蘇共有許多用來調整的“壓艙物”，以保證其“工人和農民的黨”所需要的社會成分；同時，所有積極的社會成分都渴望加入黨，而且靠種種真話和假話進入了黨內，在這個意義上說蘇共確實是“先鋒隊”，它留給反製度勢力的是“不毛之地”。當然，一般黨員、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因而不會特別留戀舊製度。
許多共產黨員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復興，在改革“施工員”和普通人中間占優勢的是有黨證的人，千百萬黨員群眾是把改革推向前進，而不是往後拉。
確定官僚對戈巴契夫改革的態度則要複雜得多。他們在蘇聯社會共同體中占據著特權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變革，按照“社會主義陣營”殘缺不全的標準，他們生活得相當不錯，他們擔心會失去什麽，他們知道，蘇聯製度確實有發黴的地方，但又希望黴變自動消散，或至少在他們這一代能堅持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個分水嶺(4)
對於蘇聯改革命運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總數不止100萬人的整個官僚階層的立場，而是這一階層的上層即“首長們”的立場，隨著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層變得越來越消極，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們朝這一方向的演進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這一問題用另一種方式提出或許更正確：戈巴契夫能否在不作過多讓步和不偏離既定目標的情況下把蘇聯精英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集團爭取到自己一邊？他們是否準備在走過“安德羅波夫階段”後繼續沿著戈巴契夫確定的改革路線前進？今天未必有誰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巴契夫這一代國家領導人既保持了繼承性，同時又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前輩有明顯的差別，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視野比較開闊，對周圍世界的認識更符合實際，他們是繼史達林之後掌管這個超級大國的第二代，這給他們的內心世界和社會政治觀點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他們的前輩即十月革命時代形成的“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軍團”骨子裏是世界革命的最後士兵，與“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為不穩定產物的戈巴契夫這一代人，個性方麵要成熟得多，他們不可能不敏感地覺察到自己個人和團體地位的根本的兩麵性，一方麵，他們是執掌大權和支配巨大資源的人；另一方麵，他們隻不過是高級國家官吏，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取決於所擔任的職務和在“官名錄”中的位置，沒有那把“官椅”你什麽都不是，不能傳給孩子們任何東西，他們審視周圍世界之後會發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其他國家，像他們這樣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遠有其自身的價值。
事到如今可以說，蘇聯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兩麵性，註定這一群體相當無恥而冷漠地與製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對改革持同情態度，他們就應當認識到自己在新製度中的應有的位置。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們吸收了沒有反精英的蘇聯社會共同體中幾乎所有的變化因素。
事實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蘇聯精英的許多代表人物就極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權權力體係中的地位發生了變換，他們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從“左麵”避開了改革，將改革推向了遠離“社會主義選擇”的地方。正像蘇聯這一時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黨、蘇維埃、經濟官僚中，關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徹底性的派別也日漸成熟”［20］。因此在後蘇聯的俄羅斯許多出身於“舊官僚”的人得以保住並鞏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戈巴契夫非常了解這些人，這些人看風使舵、隨機應變，這在官僚中已司空見慣，他對這一點不抱幻想，但也不認為有多大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拒絕了認真“對付”他們的執著建議，他不喜歡這樣做，也不認為有特別的必要；顯然，他憑直覺感到，這些人不會為“共產主義的光明理想”而戰鬥，而會同任何人妥協。
最後說說蘇共黨的機關。在蘇聯“黨—國家”體製中，龐大而極具權威的蘇共黨的機關是製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黨的機關認為自己就是黨，而且為此還有種種理由。戈巴契夫也信奉“幹部決定一切”的原則，並給予蘇共黨的機關堅持不懈的關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結論，認為不幸的根源就在這裏，於是他竭力限製黨的領導人的權欲。作為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牢牢控製著他們，以避免重演赫魯雪夫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