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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外，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代表補充進各類管理者行列，蘇聯政權需要他們來增光添彩，他們在為蘇聯政權服務的同時，也把知識界所形成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喜好帶入權力機構。他們中許多人追求的目標不同於在蘇共的經濟骨幹隊伍所形成的目標，在這些目標中相當重要的是渴望清除蘇聯社會製度的弊端，恢復其價值基礎，大大提高管理決策的有效性，復甦已呈休眠狀態的反饋機製，從而克服蘇聯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疏遠。正是在這些人中形成了戈巴契夫改革伊始所需要的第二支積極分子隊伍。
民族關係方麵的矛盾也在加劇。蘇聯官方曾認為國內民族問題已基本上得到解決，但實際上這些問題和其他所有問題一樣隱藏在深處，以至於其爆炸性的危險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蘇聯民族問題的客觀基礎是由其民族結構的特點所造成的，這種民族結構的特點不僅在於民族的多樣性，還在於俄羅斯民族的顯著（在數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優勢。在蘇聯，尤其是在俄羅斯聯邦，社會生活的族際化是通過使在那裏定居的許多民族接受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傳統、俄羅斯精神氣質來實現的；反過來，由民族邊疆區特別迅猛發展的生產力所帶動的人口地區流動，則首先呈現為大量俄羅斯移民或講俄語的移民湧入原本緊密的民族共同體當中。正是在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業勞動者的基本隊伍，首先是技術知識分子的骨幹。
這種發展從長遠的角度看無疑是積極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異表現為社會差異的局麵，有相當多的管理幹部以及人文知識分子主要來自當地居民，而在生產部門就業的工業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羅斯人或講俄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各社會群體之間利益上的任何差別都必然帶有民族色彩，而對生活方式驟變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進程影響）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具有抵製強製推行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以及目標明確的俄羅斯化的形式。
這方麵還有許多主觀因素。蘇聯從建立初起推行的雙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極的作用。一方麵，蘇聯宣布並且部分實行了按地理區域確定民族共同體獨特性的方針，這表現為劃分所謂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種自治共同體並賦予其許多準國家的配置，大力培訓民族文化和管理幹部，這種“民族—地區”構成體的存在促使“冠名民族”形成了渴望自我認同的民族感。而另一方麵，這種政策的內涵由於在政治和經濟決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權製、對民族地區特殊利益的忽視以及特意實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無意義。
此外，人為劃分的“民族—地區”構成體等級（其實質就是民族等級）已變成一種多層次的心理傷害體係，它使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俄羅斯民族，使自治共和國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加盟共和國的冠名民族，而使沒有形成本民族區域的少數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其他所有民族。直接違背所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則、公認的道德和國際法準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一個又一個民族的鎮壓，是國家煽動的反猶太人運動以及權力機關的其他類似行動。
經濟政策也產生了雙重作用。其重要的中心環節之一是有著自身根據的民族邊疆區優先發展工業化的政策定位，這種政策定位一方麵使民族邊疆區地方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活方式迅速遭到破壞（從而激起當地民族和族群對一切“外來”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麵也使俄羅斯“宗主邦”的利益受到損害，因為它為多民族共和國付出了巨大資源，因此相當多的俄羅斯居民都認為這些共和國是沉重的包袱，甩掉它會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
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在蘇聯時期形成並壯大的知識分子成了積聚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達者，他們對即將發生的改變應當是怎樣的抱有各自不同的認識，不僅涉及地方同中央的關係，而且涉及各加盟國之間和自治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認識在強大中央政權尚存時沒有彰顯出來，即便有所流露，也是採取比較和緩的形式，但它們對政權架構的潛在壓力卻越來越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3)
絕大多數群眾的不滿在這一時期還不明顯，其最突出的表現是已經指出的與政權的疏遠，大多數人不願意採取積極的抗議行動，但也不打算在“上級”遭到攻擊時出麵保護。其中那些活躍分子也沒有稍微明確一點的目標定位，人們已經認識到應該反對什麽，而要回答應該爭取什麽的問題則要複雜得多，但在此時已有最初的跡象表明，爭取改變蘇聯社會現狀的運動正分化為各具不同價值體係的思想流派，其中有革新社會主義派、傳統民族主義派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派。
這就是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出現在蘇聯大政治領域時所麵對的國內局勢。
目標
歷史證明，當大多數人渴望改變時，能夠發現並表達他們意願的領導人就會出現在社會政治生活的前台。戈巴契夫上台時的情況正是如此。
名氣不大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件事，從一開始便引起銳意改變的莫斯科輿論界的關注。對他的好感來自許多方麵，既有在眾多“克裏姆林宮長老”襯托下尤為突出的年輕優勢，也有在他所達到的層次上十分罕見的傑出才智，既有對周圍人的親切友善，也有他對樂於接受和思考的新信息的開放態度。米·謝·戈巴契夫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也對他有利。他出身“外省”，來自勞動基層，十分了解莫斯科環路以外的現實生活，他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歷過赫魯雪夫時期的蘇共二十大和“解凍”以後的動盪歲月的磨鍊，他在蘇共各級管理機構的工作經歷，使他切實了解這一機構的運行的機製與存在的問題。
民族關係方麵的矛盾也在加劇。蘇聯官方曾認為國內民族問題已基本上得到解決，但實際上這些問題和其他所有問題一樣隱藏在深處，以至於其爆炸性的危險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蘇聯民族問題的客觀基礎是由其民族結構的特點所造成的，這種民族結構的特點不僅在於民族的多樣性，還在於俄羅斯民族的顯著（在數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優勢。在蘇聯，尤其是在俄羅斯聯邦，社會生活的族際化是通過使在那裏定居的許多民族接受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傳統、俄羅斯精神氣質來實現的；反過來，由民族邊疆區特別迅猛發展的生產力所帶動的人口地區流動，則首先呈現為大量俄羅斯移民或講俄語的移民湧入原本緊密的民族共同體當中。正是在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業勞動者的基本隊伍，首先是技術知識分子的骨幹。
這種發展從長遠的角度看無疑是積極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異表現為社會差異的局麵，有相當多的管理幹部以及人文知識分子主要來自當地居民，而在生產部門就業的工業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羅斯人或講俄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各社會群體之間利益上的任何差別都必然帶有民族色彩，而對生活方式驟變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進程影響）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具有抵製強製推行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以及目標明確的俄羅斯化的形式。
這方麵還有許多主觀因素。蘇聯從建立初起推行的雙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極的作用。一方麵，蘇聯宣布並且部分實行了按地理區域確定民族共同體獨特性的方針，這表現為劃分所謂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種自治共同體並賦予其許多準國家的配置，大力培訓民族文化和管理幹部，這種“民族—地區”構成體的存在促使“冠名民族”形成了渴望自我認同的民族感。而另一方麵，這種政策的內涵由於在政治和經濟決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權製、對民族地區特殊利益的忽視以及特意實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無意義。
此外，人為劃分的“民族—地區”構成體等級（其實質就是民族等級）已變成一種多層次的心理傷害體係，它使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俄羅斯民族，使自治共和國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加盟共和國的冠名民族，而使沒有形成本民族區域的少數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其他所有民族。直接違背所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則、公認的道德和國際法準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一個又一個民族的鎮壓，是國家煽動的反猶太人運動以及權力機關的其他類似行動。
經濟政策也產生了雙重作用。其重要的中心環節之一是有著自身根據的民族邊疆區優先發展工業化的政策定位，這種政策定位一方麵使民族邊疆區地方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活方式迅速遭到破壞（從而激起當地民族和族群對一切“外來”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麵也使俄羅斯“宗主邦”的利益受到損害，因為它為多民族共和國付出了巨大資源，因此相當多的俄羅斯居民都認為這些共和國是沉重的包袱，甩掉它會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
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在蘇聯時期形成並壯大的知識分子成了積聚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達者，他們對即將發生的改變應當是怎樣的抱有各自不同的認識，不僅涉及地方同中央的關係，而且涉及各加盟國之間和自治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認識在強大中央政權尚存時沒有彰顯出來，即便有所流露，也是採取比較和緩的形式，但它們對政權架構的潛在壓力卻越來越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3)
絕大多數群眾的不滿在這一時期還不明顯，其最突出的表現是已經指出的與政權的疏遠，大多數人不願意採取積極的抗議行動，但也不打算在“上級”遭到攻擊時出麵保護。其中那些活躍分子也沒有稍微明確一點的目標定位，人們已經認識到應該反對什麽，而要回答應該爭取什麽的問題則要複雜得多，但在此時已有最初的跡象表明，爭取改變蘇聯社會現狀的運動正分化為各具不同價值體係的思想流派，其中有革新社會主義派、傳統民族主義派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派。
這就是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出現在蘇聯大政治領域時所麵對的國內局勢。
目標
歷史證明，當大多數人渴望改變時，能夠發現並表達他們意願的領導人就會出現在社會政治生活的前台。戈巴契夫上台時的情況正是如此。
名氣不大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件事，從一開始便引起銳意改變的莫斯科輿論界的關注。對他的好感來自許多方麵，既有在眾多“克裏姆林宮長老”襯托下尤為突出的年輕優勢，也有在他所達到的層次上十分罕見的傑出才智，既有對周圍人的親切友善，也有他對樂於接受和思考的新信息的開放態度。米·謝·戈巴契夫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也對他有利。他出身“外省”，來自勞動基層，十分了解莫斯科環路以外的現實生活，他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歷過赫魯雪夫時期的蘇共二十大和“解凍”以後的動盪歲月的磨鍊，他在蘇共各級管理機構的工作經歷，使他切實了解這一機構的運行的機製與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