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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使思想心理定式以及政權的政治信用受到（不同）沖刷的是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事件：
關於史達林發起的“大規模恐怖行動”的材料在蘇共第二十大後開始廣為人知，當時曾用“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委婉詞句來加以掩飾，而後來在列·伊·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又試圖使這種“崇拜”復甦；
蘇聯出兵鎮壓1956年匈牙利起義和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蘇聯幹涉阿富汗內政，其結果是蘇聯軍隊長期在該國領土作戰；
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和鎮壓，其高峰期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
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廣大居民有機會將蘇聯生活條件與國外進行比較，並從中得出相應的結論；
龐大特權體係造就的管理階層（官員階層）與大多數居民在生活條件上的不平等日益加劇；
由於貨幣發行量超出商品流通所需貨幣量以及徒然使用行政手段遏製通貨膨脹，引起一些地區居民的肉類和奶製品供應中斷。
引起公眾意識上的極大反感的領導幹部更替滯緩，被解釋成必須保持政治方針的繼承性和穩定性，由此產生的執政上層老齡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權力機關變成了對國內和國際種種現實進程一無所知的“長老會議”。結果，相當多的居民對所選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道路是否正確、所實行的對內和對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則、執政階層是否有能力順利完成國家在新形勢下所麵臨的任務產生嚴重懷疑，作為對既成情況同時也是對官方觀點的一種反應，在社會上開始形成對外國（首先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理想化認識，認為這些國家沒有矛盾和問題，就像一片繁茂的綠洲，以它們為榜樣將保證會有幸福的未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2)
這種情緒由於公民的社會地位、職業、教育程度和生活條件的不同而表現各異，對現狀反應特別強烈的是知識分子。
在50—80年代，蘇聯知識分子占人口總量的比例不僅與西方最發達的工業國的知識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標上超過後者，蘇聯的知識分子和政權之間本來就很不簡單的關係也因此獲得新的強有力的推動。一方麵，知識分子對蘇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流動和職業自我實現機會給予積極的評價，而另一方麵，知識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創造積極性與管理機構日益低下的效率、專業知識缺乏、官僚主義以及被提升到蘇聯官方意識形態高度的反知識分子傾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令知識分子，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難以忍受的是，他們的社會地位被人為地降低，腦力勞動被鄙視為非生產性勞動，腦力勞動的報酬被有意降低，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受歧視等等。盡管蘇聯官方對需要其積極合作的某些知識分子群體給予優厚的物質收買，但其總的指導方針仍具有相當明確的反知識分子傾向，雖然不像製度建立初期那樣明顯，知識分子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的社會根源而受到嚴密監視，這些情況不能不引起相應的反應。同時，變得更加複雜的知識分子內部結構不能不導致利益的分化，並因此導致知識分子在社會立場、繼而是政治立場上的分化。
對於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起決定作用的價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對穩定地從事創造和職業活動，這種生活水平雖然不高、與勞動貢獻也不相符，卻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製度和具體政策上的明顯不足被視為某種次要的、附帶的和可以糾正的東西，對蘇聯政治製度及其架構和規範的批評沒有超出比較溫和的範圍，其實並不具有破壞性。然而，隨著蘇聯製度危機的加深及其內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起主導性影響。對於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蘇聯製度的消極性質已經具有決定作用，這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最為活躍，他們與政權體製、最終與蘇聯整個政治製度越來越疏遠。隨著非體力勞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作為製度安寧和穩定因素的意義越來越重要而權力機構對此越來越不重視，這種疏遠也日益加深。如果套用一句著名的經典表述，可以說，蘇聯政權在創造出新的知識分子、擴大其隊伍進而加強其在社會上的作用的同時，也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這一點在曾經保證蘇聯製度發揮作用的主要連接機製鬆動以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情緒的表達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後來被稱為“60年代知識分子”的流派，還有邊緣狀態的“持不同政見者”群體，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在蘇聯改革的最初階段成為改革思想的積極表達者。
這些年來，蘇聯的行政工作者、經濟工作者和黨的工作者這類有影響的人員中發生了複雜的變化，由於國家對所有生活領域實行全麵監督，此類人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其結構有了重大改變，被稱為黨的經濟工作骨幹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斷增大，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強，逐漸把純粹政治“演說家”排擠到第二位。
這一群體的代表的個人特徵上也發生了改變。由“上級”委派領導一切活動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員、專家的職位，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學歷的“講究實效的務實的專業人士”——“技術人員”所占據，這些專業技術管理幹部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但卻精通業務，他們看重有助於其社會升遷的權力，卻又不願意受到黨的機關的瑣屑監管，不滿意管理決策無謂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時，這一群體中的那種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職權並將其據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強。因此，即將發生的改變主要被解釋為能夠提高和鞏固他們已獲得的社會地位、又不破壞業已形成的權力關係基礎的一係列措施。
關於史達林發起的“大規模恐怖行動”的材料在蘇共第二十大後開始廣為人知，當時曾用“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委婉詞句來加以掩飾，而後來在列·伊·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又試圖使這種“崇拜”復甦；
蘇聯出兵鎮壓1956年匈牙利起義和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蘇聯幹涉阿富汗內政，其結果是蘇聯軍隊長期在該國領土作戰；
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和鎮壓，其高峰期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
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廣大居民有機會將蘇聯生活條件與國外進行比較，並從中得出相應的結論；
龐大特權體係造就的管理階層（官員階層）與大多數居民在生活條件上的不平等日益加劇；
由於貨幣發行量超出商品流通所需貨幣量以及徒然使用行政手段遏製通貨膨脹，引起一些地區居民的肉類和奶製品供應中斷。
引起公眾意識上的極大反感的領導幹部更替滯緩，被解釋成必須保持政治方針的繼承性和穩定性，由此產生的執政上層老齡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權力機關變成了對國內和國際種種現實進程一無所知的“長老會議”。結果，相當多的居民對所選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道路是否正確、所實行的對內和對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則、執政階層是否有能力順利完成國家在新形勢下所麵臨的任務產生嚴重懷疑，作為對既成情況同時也是對官方觀點的一種反應，在社會上開始形成對外國（首先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理想化認識，認為這些國家沒有矛盾和問題，就像一片繁茂的綠洲，以它們為榜樣將保證會有幸福的未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2)
這種情緒由於公民的社會地位、職業、教育程度和生活條件的不同而表現各異，對現狀反應特別強烈的是知識分子。
在50—80年代，蘇聯知識分子占人口總量的比例不僅與西方最發達的工業國的知識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標上超過後者，蘇聯的知識分子和政權之間本來就很不簡單的關係也因此獲得新的強有力的推動。一方麵，知識分子對蘇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流動和職業自我實現機會給予積極的評價，而另一方麵，知識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創造積極性與管理機構日益低下的效率、專業知識缺乏、官僚主義以及被提升到蘇聯官方意識形態高度的反知識分子傾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令知識分子，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難以忍受的是，他們的社會地位被人為地降低，腦力勞動被鄙視為非生產性勞動，腦力勞動的報酬被有意降低，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受歧視等等。盡管蘇聯官方對需要其積極合作的某些知識分子群體給予優厚的物質收買，但其總的指導方針仍具有相當明確的反知識分子傾向，雖然不像製度建立初期那樣明顯，知識分子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的社會根源而受到嚴密監視，這些情況不能不引起相應的反應。同時，變得更加複雜的知識分子內部結構不能不導致利益的分化，並因此導致知識分子在社會立場、繼而是政治立場上的分化。
對於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起決定作用的價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對穩定地從事創造和職業活動，這種生活水平雖然不高、與勞動貢獻也不相符，卻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製度和具體政策上的明顯不足被視為某種次要的、附帶的和可以糾正的東西，對蘇聯政治製度及其架構和規範的批評沒有超出比較溫和的範圍，其實並不具有破壞性。然而，隨著蘇聯製度危機的加深及其內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起主導性影響。對於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蘇聯製度的消極性質已經具有決定作用，這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最為活躍，他們與政權體製、最終與蘇聯整個政治製度越來越疏遠。隨著非體力勞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作為製度安寧和穩定因素的意義越來越重要而權力機構對此越來越不重視，這種疏遠也日益加深。如果套用一句著名的經典表述，可以說，蘇聯政權在創造出新的知識分子、擴大其隊伍進而加強其在社會上的作用的同時，也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這一點在曾經保證蘇聯製度發揮作用的主要連接機製鬆動以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情緒的表達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後來被稱為“60年代知識分子”的流派，還有邊緣狀態的“持不同政見者”群體，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在蘇聯改革的最初階段成為改革思想的積極表達者。
這些年來，蘇聯的行政工作者、經濟工作者和黨的工作者這類有影響的人員中發生了複雜的變化，由於國家對所有生活領域實行全麵監督，此類人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其結構有了重大改變，被稱為黨的經濟工作骨幹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斷增大，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強，逐漸把純粹政治“演說家”排擠到第二位。
這一群體的代表的個人特徵上也發生了改變。由“上級”委派領導一切活動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員、專家的職位，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學歷的“講究實效的務實的專業人士”——“技術人員”所占據，這些專業技術管理幹部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但卻精通業務，他們看重有助於其社會升遷的權力，卻又不願意受到黨的機關的瑣屑監管，不滿意管理決策無謂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時，這一群體中的那種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職權並將其據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強。因此，即將發生的改變主要被解釋為能夠提高和鞏固他們已獲得的社會地位、又不破壞業已形成的權力關係基礎的一係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