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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8］參看注14。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1)
戈巴契夫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
亞歷山大·加爾金
20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限，在此期間有關蘇聯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不同方麵的研究專著和論文專著成千上萬，一些隨行就市的評論已失去意義，而另一些卻留存下來，但對此還談不上已完全清楚，目前社會上仍在進行尖銳的、時而也是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主題是改革的原因、目的、進行方式，改革的結果及其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從各種情況來看，目前尚無法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同時，
對上麵所提出的問題作出怎樣的回答關係到許多方麵，首先關係到對俄羅斯近20年來所處形勢的理解，以及俄羅斯今後發展道路的選擇。
原因
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體製失去了當時所宣布的許多價值，並逐漸演變為以加速國家現代化取向的純粹動員型體製，盡管這一體製曾在發展出現危機條件下、在異常情況下（例如在蘇聯國內戰爭期間，在克服因沙皇政權倒台而引起的國家崩潰、實現工業化和抗擊法西斯侵略的過程中）顯示出其有效性，但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結束後不久，在隨後的和平發展進程中，這一有效性開始急劇降低。動員型體製的政治製度架構有悖於新的、更文明的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發展的需求，而其經濟體製則不能適應科技革命新階段的絕對指令。
早在20世紀50年代史達林剛剛去世時，國家統治集團內部就已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而且有了不止一次的對製度進行改革的嚐試，其中規模最大的改革嚐試與尼·謝·赫魯雪夫和阿·尼·柯西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倘若這些嚐試成功，那麽接下來的發展很可能會顯得比較平穩，而不致最終導致製度的徹底垮台。但這一時期的改革均半途而廢，社會的新老疾患沒有顯露出來，因此沒能得到醫治，疾患隱藏在深處，隻會加重病情。可見，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再次證明，對於一個國家的社會製度來說，忽視迫切問題或者由於準備不足（有時也是能力不足）而無法及時解決這些問題有多麽危險。
到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體製最初的隱性危機狀態已充分表現出來，尤·弗·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時就承認了這一點，不過這種承認是以謹慎的形式表述出來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們“並不了解所處的社會”。
蘇聯社會“下層”的各居民群體也已認識到蘇聯社會需要重大的改變。
專門出版物和政論作品中直到現在還保留一種觀點，認為促使國家領導層進行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是經濟上的困難。有人說，蘇聯經濟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瀕臨崩潰的邊緣，但往往把原因歸咎於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爭奪領先地位的軍備競賽造成的重負。俄羅斯境外反對派到現在還利用這一說法，其目的是使人相信外界形成的一種觀點——蘇聯與“西方世界”冷戰失敗的結果導致了改革，從而要求以相應的方式對待當今的俄羅斯。
確實，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經濟狀況客氣點說，是非同尋常的，國家在蕭條中進入新的十年，工業增長減慢，生產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能源消耗和資源消耗仍然很大，商品種類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商品質量仍舊很低，企業還是拒不進行科技革命所要求的創新，其結果是蘇聯越來越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
盡管如此，主要的生產機製還在保持起碼運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年後即21世紀初大約高出一倍，工業總產量也高出一倍，國內積蓄了巨大的科技儲備，從而為現代水平的經濟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盡管存在令人抱怨的多種商品短缺，但許多耐用品、特別是糧食產品的消費結構和消費量要好於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係雖有明顯不足，但總體上還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極度膨脹的軍事結構以及為保持與美國軍事均勢的開支給社會造成的負擔確實很大，但這還不是經濟所遭遇困難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體製的內部缺陷。當時蘇聯體製的潛力幾乎耗盡，它所賴以支撐的基座已不符合客觀需求並亟待更換，必須急劇削減軍費開支進而結束冷戰（暫時撇開問題的對外政策方麵不談），是改造經濟發展基礎的絕對指令所要求的。
同時，盡管蘇聯經濟在當時所擁有的儲備已極其緊張，但仍可在一段時間內應對日益加劇的緊張狀況，也許還能應對幾十年。如果沒有其他情況的話……
其中主要的是決定政治氣候的社會心理態勢，在戰後時期國內的實際情況與大多數公民期望之間出現巨大差距，而且這一差距在持續擴大。蘇聯政權幾十年來的政治信用建立在居民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固定信念上，即相信他們目前日復一日經歷的嚴重困難是暫時的，好日子為期不遠。這種信念依據的不僅是許諾和綱領性文件公開宣布的目標，還有社會政策上某些實際行動，它們被視為按既定方向前進的證明。
然而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預示著情況必將好轉的未來漸行漸遠，於是便產生失望，然後是疏遠政權，逐漸又轉化為敵視政權。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1)
戈巴契夫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
亞歷山大·加爾金
20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限，在此期間有關蘇聯戈巴契夫時期改革的不同方麵的研究專著和論文專著成千上萬，一些隨行就市的評論已失去意義，而另一些卻留存下來，但對此還談不上已完全清楚，目前社會上仍在進行尖銳的、時而也是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主題是改革的原因、目的、進行方式，改革的結果及其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從各種情況來看，目前尚無法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同時，
對上麵所提出的問題作出怎樣的回答關係到許多方麵，首先關係到對俄羅斯近20年來所處形勢的理解，以及俄羅斯今後發展道路的選擇。
原因
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體製失去了當時所宣布的許多價值，並逐漸演變為以加速國家現代化取向的純粹動員型體製，盡管這一體製曾在發展出現危機條件下、在異常情況下（例如在蘇聯國內戰爭期間，在克服因沙皇政權倒台而引起的國家崩潰、實現工業化和抗擊法西斯侵略的過程中）顯示出其有效性，但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結束後不久，在隨後的和平發展進程中，這一有效性開始急劇降低。動員型體製的政治製度架構有悖於新的、更文明的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發展的需求，而其經濟體製則不能適應科技革命新階段的絕對指令。
早在20世紀50年代史達林剛剛去世時，國家統治集團內部就已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而且有了不止一次的對製度進行改革的嚐試，其中規模最大的改革嚐試與尼·謝·赫魯雪夫和阿·尼·柯西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倘若這些嚐試成功，那麽接下來的發展很可能會顯得比較平穩，而不致最終導致製度的徹底垮台。但這一時期的改革均半途而廢，社會的新老疾患沒有顯露出來，因此沒能得到醫治，疾患隱藏在深處，隻會加重病情。可見，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再次證明，對於一個國家的社會製度來說，忽視迫切問題或者由於準備不足（有時也是能力不足）而無法及時解決這些問題有多麽危險。
到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體製最初的隱性危機狀態已充分表現出來，尤·弗·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時就承認了這一點，不過這種承認是以謹慎的形式表述出來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們“並不了解所處的社會”。
蘇聯社會“下層”的各居民群體也已認識到蘇聯社會需要重大的改變。
專門出版物和政論作品中直到現在還保留一種觀點，認為促使國家領導層進行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是經濟上的困難。有人說，蘇聯經濟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瀕臨崩潰的邊緣，但往往把原因歸咎於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爭奪領先地位的軍備競賽造成的重負。俄羅斯境外反對派到現在還利用這一說法，其目的是使人相信外界形成的一種觀點——蘇聯與“西方世界”冷戰失敗的結果導致了改革，從而要求以相應的方式對待當今的俄羅斯。
確實，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經濟狀況客氣點說，是非同尋常的，國家在蕭條中進入新的十年，工業增長減慢，生產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能源消耗和資源消耗仍然很大，商品種類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商品質量仍舊很低，企業還是拒不進行科技革命所要求的創新，其結果是蘇聯越來越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
盡管如此，主要的生產機製還在保持起碼運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年後即21世紀初大約高出一倍，工業總產量也高出一倍，國內積蓄了巨大的科技儲備，從而為現代水平的經濟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盡管存在令人抱怨的多種商品短缺，但許多耐用品、特別是糧食產品的消費結構和消費量要好於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係雖有明顯不足，但總體上還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極度膨脹的軍事結構以及為保持與美國軍事均勢的開支給社會造成的負擔確實很大，但這還不是經濟所遭遇困難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體製的內部缺陷。當時蘇聯體製的潛力幾乎耗盡，它所賴以支撐的基座已不符合客觀需求並亟待更換，必須急劇削減軍費開支進而結束冷戰（暫時撇開問題的對外政策方麵不談），是改造經濟發展基礎的絕對指令所要求的。
同時，盡管蘇聯經濟在當時所擁有的儲備已極其緊張，但仍可在一段時間內應對日益加劇的緊張狀況，也許還能應對幾十年。如果沒有其他情況的話……
其中主要的是決定政治氣候的社會心理態勢，在戰後時期國內的實際情況與大多數公民期望之間出現巨大差距，而且這一差距在持續擴大。蘇聯政權幾十年來的政治信用建立在居民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固定信念上，即相信他們目前日復一日經歷的嚴重困難是暫時的，好日子為期不遠。這種信念依據的不僅是許諾和綱領性文件公開宣布的目標，還有社會政策上某些實際行動，它們被視為按既定方向前進的證明。
然而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預示著情況必將好轉的未來漸行漸遠，於是便產生失望，然後是疏遠政權，逐漸又轉化為敵視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