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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 論(2)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過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頁。
［14］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95頁。
［15］傑克·馬特洛克《為一個帝國驗屍：美國大使對蘇聯垮台的看法》（紐約：藍登書屋1995年版）第210頁。
［16］亞·雅科夫列夫《暮靄》第383頁。
［17］極力論證裏根在這方麵作用的是原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不過，他同時也完全承認戈巴契夫的關鍵作用。參看：傑克·f.馬特洛克《裏根與戈巴契夫：冷戰是如何結束的》（紐約：藍登書屋2004年版）。
［18］喬治·舒爾茨《混亂與凱旋：我的國務卿歲月》（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頁。
［1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我的國家與世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9版）。另見：瓦季姆·梅德韋傑夫《解體》（莫斯科：“國際關係”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遠見、神話還是背叛？論改革的意識形態問題》（莫斯科：“歐亞大陸”出版社1998年版）；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在戈巴契夫身邊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自由的代價：戈巴契夫助手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莫斯科：“俄羅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還有對戈巴契夫所實行的對外政策的更加惡毒的說法：瓦·米·法林《真實情況：政治回憶錄》（莫斯科：“共和國”出版社1999年版）。
［20］對於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人民來說，東歐各國成為完全獨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範例是非常重要的，東歐國家的做法給了他們從蘇聯範圍內更多的獨立轉而要求完全的獨立的勇氣。見：阿爾奇·布朗《共產主義轉型的轉型後果》，載於《後蘇聯事務》，第16冊，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頁。
［21］通過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可靠調查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巴契夫執政的最後一年半時間裏，他的聲望實際上急劇下降。然而，與根據選擇性記憶進行的回憶不同，當時的統計表明，戈巴契夫在其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俄羅斯和全蘇聯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鮑裏斯·杜賓指出，根據調查資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兩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領袖”——起初是戈巴契夫，然後是葉爾欽。見：鮑·杜賓《史達林與其他人。當代俄羅斯社會輿論對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的看法》，載於《社會輿論調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頁。除了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以外，由社會科學院進行的認真的社會調查也表明，1989年戈巴契夫的聲望雖然比前幾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見：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遠見、神話還是背叛？》第213頁。
［22］胡安·林茨和艾爾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巴爾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頁。
［23］葉爾欽的勝利完全不是預先註定的。如果實行國家總統全民選舉的話，就會給戈巴契夫日益下降的聲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贏得幾分，因為他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繼承了巨大權力而又情願把這一權力交給人民支配的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終帶來的也正是這一結果，但是，如果蘇聯總統直接選舉能夠進行（當時戈巴契夫還在猶豫不決），這一點會更加明顯。
［24］參看：羅傑斯·布魯貝克《改良的民族主義：新歐洲的民族和民族主義》（英國劍橋1966年版）；瓦萊麗·邦斯《顛覆性機構：社會主義與國家的設計和建造》（英國劍橋1999年版）；另見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尤其是第19章。
［25］參看：馬修·懷曼《蘇聯垮台中的俄羅斯人與非俄羅斯人》（雖然書名中提到的是俄羅斯，但該書論述的不僅是蘇聯後期的情況，還有後蘇聯時期的情況），收錄在他的《對後共產主義俄羅斯的一般看法》（倫敦1997年版）第149—173頁。
［26］1990年5月，葉爾欽堅持認為聯盟法律不應當與俄羅斯法律相牴觸，而俄羅斯法律可以與聯盟法律不一致。參看：利昂·阿倫《鮑裏斯·葉爾欽：革命的一生》（倫敦2000年版）第377頁。對於葉爾欽以及他身邊那些貪圖功名的人來說，聯盟的命運與爭奪權力的鬥爭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關於必須“安撫強硬路線的支持者”這一政治轉型時期的普遍問題，參看：古耶爾莫·奧唐納和菲利普·c.施密特《從威權主義統治轉型：對不確定民主的初步結論》（巴爾的摩1986年版）第44頁。或者如安德烈·格拉喬夫（戈巴契夫擔任總統期間的最後一任新聞秘書）所說：“人們很少提出關於戈巴契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時間裏避免了多少次政變這一問題。任何一次這種潛在的政變都可能發生，因為當時的情況相當不利，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處於與他所領導的黨幾乎隔離的境地。”參看：安德烈·綏拉菲莫維奇·格拉喬夫《最後的日子：蘇聯垮台的內幕》（博爾德1995年版）第101頁。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過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頁。
［14］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第1卷第395頁。
［15］傑克·馬特洛克《為一個帝國驗屍：美國大使對蘇聯垮台的看法》（紐約：藍登書屋1995年版）第210頁。
［16］亞·雅科夫列夫《暮靄》第383頁。
［17］極力論證裏根在這方麵作用的是原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不過，他同時也完全承認戈巴契夫的關鍵作用。參看：傑克·f.馬特洛克《裏根與戈巴契夫：冷戰是如何結束的》（紐約：藍登書屋2004年版）。
［18］喬治·舒爾茨《混亂與凱旋：我的國務卿歲月》（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頁。
［1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我的國家與世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9版）。另見：瓦季姆·梅德韋傑夫《解體》（莫斯科：“國際關係”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遠見、神話還是背叛？論改革的意識形態問題》（莫斯科：“歐亞大陸”出版社1998年版）；阿·謝·切爾尼亞耶夫《在戈巴契夫身邊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自由的代價：戈巴契夫助手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莫斯科：“俄羅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還有對戈巴契夫所實行的對外政策的更加惡毒的說法：瓦·米·法林《真實情況：政治回憶錄》（莫斯科：“共和國”出版社1999年版）。
［20］對於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人民來說，東歐各國成為完全獨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範例是非常重要的，東歐國家的做法給了他們從蘇聯範圍內更多的獨立轉而要求完全的獨立的勇氣。見：阿爾奇·布朗《共產主義轉型的轉型後果》，載於《後蘇聯事務》，第16冊，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頁。
［21］通過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可靠調查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巴契夫執政的最後一年半時間裏，他的聲望實際上急劇下降。然而，與根據選擇性記憶進行的回憶不同，當時的統計表明，戈巴契夫在其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俄羅斯和全蘇聯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鮑裏斯·杜賓指出，根據調查資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兩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領袖”——起初是戈巴契夫，然後是葉爾欽。見：鮑·杜賓《史達林與其他人。當代俄羅斯社會輿論對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的看法》，載於《社會輿論調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頁。除了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以外，由社會科學院進行的認真的社會調查也表明，1989年戈巴契夫的聲望雖然比前幾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見：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遠見、神話還是背叛？》第213頁。
［22］胡安·林茨和艾爾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巴爾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頁。
［23］葉爾欽的勝利完全不是預先註定的。如果實行國家總統全民選舉的話，就會給戈巴契夫日益下降的聲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贏得幾分，因為他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繼承了巨大權力而又情願把這一權力交給人民支配的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終帶來的也正是這一結果，但是，如果蘇聯總統直接選舉能夠進行（當時戈巴契夫還在猶豫不決），這一點會更加明顯。
［24］參看：羅傑斯·布魯貝克《改良的民族主義：新歐洲的民族和民族主義》（英國劍橋1966年版）；瓦萊麗·邦斯《顛覆性機構：社會主義與國家的設計和建造》（英國劍橋1999年版）；另見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尤其是第19章。
［25］參看：馬修·懷曼《蘇聯垮台中的俄羅斯人與非俄羅斯人》（雖然書名中提到的是俄羅斯，但該書論述的不僅是蘇聯後期的情況，還有後蘇聯時期的情況），收錄在他的《對後共產主義俄羅斯的一般看法》（倫敦1997年版）第149—173頁。
［26］1990年5月，葉爾欽堅持認為聯盟法律不應當與俄羅斯法律相牴觸，而俄羅斯法律可以與聯盟法律不一致。參看：利昂·阿倫《鮑裏斯·葉爾欽：革命的一生》（倫敦2000年版）第377頁。對於葉爾欽以及他身邊那些貪圖功名的人來說，聯盟的命運與爭奪權力的鬥爭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關於必須“安撫強硬路線的支持者”這一政治轉型時期的普遍問題，參看：古耶爾莫·奧唐納和菲利普·c.施密特《從威權主義統治轉型：對不確定民主的初步結論》（巴爾的摩1986年版）第44頁。或者如安德烈·格拉喬夫（戈巴契夫擔任總統期間的最後一任新聞秘書）所說：“人們很少提出關於戈巴契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時間裏避免了多少次政變這一問題。任何一次這種潛在的政變都可能發生，因為當時的情況相當不利，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處於與他所領導的黨幾乎隔離的境地。”參看：安德烈·綏拉菲莫維奇·格拉喬夫《最後的日子：蘇聯垮台的內幕》（博爾德1995年版）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