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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巴契夫的巨大壓力來自各個方麵：有在黨的機關、安全機關和軍工綜合體中占據強有力地位的蘇共黨內保守派；有其民族國家獨立要求得到群眾支持，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獲得強硬支持的民族精英；有已經能夠對短缺經濟和社會問題久拖不決表示不滿的高度政治化的俄羅斯社會，盡管如此，到20世紀80年代末，俄羅斯和蘇聯還是從體製改革轉變為製度轉型，這並非是玩文字遊戲，戈巴契夫在1988年承認必須“從一種政治製度向另一種政治製度轉變”［28］的事實就表明了這一點，盡管戈巴契夫和他的盟友有過策略上退卻或動搖（其中有些帶來了與願望相反的結果），但他們還是逐步走向剷除他們所繼承的製度的戰略目標，他們力求建立一種嶄新的政治和經濟製度——它將大大優於他們從蘇聯繼承的製度，並爭取在政治上取得比在經濟上大得多的成就。


    注釋


    ［1］雖然這篇文章專門為本書所寫，但其中還是引用了《戈巴契夫、葉爾欽和普京：蘇聯轉型期的政治領導》文集（阿·布朗、利·舍夫佐娃合編，華盛頓特區2001年版）中我的幾篇文章和我的《蘇聯：製度改革還是製度性轉型》(載於《斯拉夫評論》，第63卷，2004年第3期)一文中的某些片段。


    ［2］這幾點詳見阿爾奇·布朗的《共產主義》（munism》）一文（載於《世界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百科》，n.j.施梅爾瑟、保羅·b.巴爾特斯合編，牛津2001年版，第2323—2325頁）以及他的《戈巴契夫因素》一書（牛津1996年版，第309—315頁）。


    ［3］戈巴契夫在擔任總書記初期曾認為製度是社會主義的，隻是不夠完善，需要加以改革。後來他接受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構想，於是他得出結論：蘇聯從來都不存在社會主義。戈巴契夫的立場是逐漸發生改變的。他在同一位老朋友談話時就表明：“不過，我隻是在1983年以後才否定關於蘇聯製度等同於社會主義、體現出社會主義優越性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茲德涅克·姆利納日《關於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會主義的對話》，紐約2002年版，第65頁）。戈巴契夫還說：“……在1985年以及後來的一段時間裏，我們曾想對製度加以改善，因為它不是社會主義的……然而更大的成就在於，我們已經不打算再去建立種種理想模式並將社會生活納入其中，我們消除了威權主義的權力，允許自由選舉，實行多元化民主，而這些是與民主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東西”（同上，第200頁）。


    ［4］所以，盡管我非常尊重已經去世的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但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在自己的書（在他去世後出版）中稱讚了我對蘇聯和俄羅斯政治的分析，卻又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詞的意思不同於蘇聯時期的通常看法而批評我。參看：格·霍·沙赫納紮羅夫《當代文明與俄羅斯》一書（莫斯科2003年版），尤其是《個性因素與民主之外的選擇》一節（第176—191頁）。


    ［5］應當指出，對於西歐社會黨來說，社會主義一詞的含義也已改變。在參加社會黨國際的各主要政黨的領導者中，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可以建成能稱之為社會主義的特殊社會經濟製度。“社會主義”一詞，如果僅就他們對這一術語繼續使用的情況來看（如今英國工黨領導人對這一概念的使用比歐洲大陸國家參加社會黨國際的朋友們少），已經意味著其他價值觀和取向，而不是一種十分確定的製度。


    ［6］參看：阿爾奇·布朗（主編）《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俄國的終結》（倫敦2004年版）和羅伯特·d.英格利希《俄羅斯與西方思想:戈巴契夫、知識分子和冷戰的結束》（紐約2000年版）。


    ［7］羅伯特·a.達爾《為何一切民主國家都是混合經濟》，收入約翰·w.查普曼和伊恩·夏皮羅合編《民主社會》（紐約1993年版）一書，第259—282頁。


    ［8］同上，第259頁。


    ［9］菲奧納·希爾和克利福德·加迪《西伯利亞災禍論：共產主義規劃者如何冷落俄羅斯》（華盛頓2003年版）。


    ［10］羅伯特·a.達爾，前引書。


    ［11］參看1987年7月15日《真理報》第1—2版；1987年9月30日《真理報》第1版。


    ［12］關於尼古拉·吉洪諾夫和維克托·格裏申等人1984年阻止戈巴契夫地位上升的企圖和手段見：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憶錄》（莫斯科1995年版）第1卷第248—262頁。通過維克托·格裏申的《從赫魯雪夫到戈巴契夫：五位總書記和阿·尼·柯西金的政治肖像》一書（莫斯科1996年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他的共產黨人保守派的觀點。據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證實，格裏申不僅僅是有當總書記的想法——康斯坦丁·契爾年科身邊的人“已經起草好了講話稿和政治綱領”，這是專門供格裏申當上總書記後用的。見：亞·雅科夫列夫《暮靄》（莫斯科2003年版）第459頁。當契爾年科於1985年3月10日去世、戈巴契夫決定當天晚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格裏申明白，什麽都得不到了。戈巴契夫的戰友們也在為權力的平穩移交打基礎。例如，與安德烈·葛羅米柯達成了協議，見：亞·雅科夫列夫《暮靄》第459—463頁；阿納托利·葛羅米柯《安德烈·葛羅米柯。在克裏姆林宮的迷宮中：兒子的回憶與思考》（莫斯科1997年版）第94—95頁。阿納托利·葛羅米柯推測說，格裏戈裏·羅曼諾夫比維·格裏申更渴望當上總書記（同上書，第96—98頁）。按照當時的一個可能的方案：先由年邁的格裏申出任一段領導，然後再讓羅曼諾夫這個年紀較輕而又有著同樣保守觀點的人擔任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