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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全民選舉蘇聯總統能有多麽重要呢？如果戈巴契夫在1990年初支持直接選舉蘇聯總統的主張，大多數蘇共中央委員就會極為不滿，因為當時國內的反共情緒由於經濟問題的產生、“民族問題”的加劇以及東歐事件的示範效應（這一點不可小視）而越來越強烈，在過去一年裏，由於剛剛獲得的自由，蘇聯人民得以在自己的電視屏幕上看到共產黨領導人如何在人民不滿情緒的浪潮中被要求回答問題和被解除權力［20］，此外，根據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資料（這些資料在當時是最可靠的），這一時期國內最受歡迎的兩位政治活動家是戈巴契夫和葉爾欽，1990年3月戈巴契夫還勝過葉爾欽，當年5—6月，戈巴契夫聲望開始下降，而葉爾欽的聲望則開始上升——他們的地位逐漸發生變換［21］。
如果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聯盟直接選舉中獲勝會讓黨內的保守派很不高興，一旦得到全民選舉委任，他就不會再像擔任非直選總統那樣總是受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壓力的影響。如果在選舉中獲勝的是葉爾欽（考慮到他的聲望不斷上升，他無疑會當選），這當然是對機關更大的打擊。不管怎麽說，當時戈巴契夫如果要求黨作出總統全民選舉決定，就像他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提出競爭選舉新的、真正的議會令全黨吃驚的建議一樣，他很可能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林茨和艾爾弗雷德·斯捷潘認為，把聯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為新的、自願的聯邦保留下來的可能性已經不大，因為各個共和國的競選在全聯盟的選舉之前就已結束［22］。總的說來，他們更看重於選舉程序，不過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總統選舉，而不適用於他們集中論證的議會選舉，1989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1990年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間，其實並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寫的那麽明顯的質的差別。此外，俄羅斯的第一次多黨選舉在1993年才進行,這次選舉恐怕還不能被視為“奠基性選舉”，因為在1989—2004年這一時期內參加投票的選民數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羅斯公民回想起葉爾欽在解散原議會時所採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厭惡，1993年和1989年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首次差額選舉帶有妥協的性質，但仍引發了高漲的熱情（三分之一的議席留給了社會組織的代表）。如果蘇聯總統選舉在1990年即各共和國總統選舉前舉行，這會是一個具有巨大政治意義的事件，將使獲勝者以及革新後的聯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從保留由9個或更多共和國組成的聯盟的角度來看，可以肯定地說，假如葉爾欽獲勝會具有特殊意義［23］。盡管許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後的、較為寬容的蘇聯範圍內決定爭取主權，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會有相當大的製度資源可以動員［24］，但葉爾欽本人對蘇聯瓦解還是起了重要的、也許是關鍵的作用。在葉爾欽關於俄羅斯脫離聯盟而“獨立”的聲明中有某種令人費解的東西，從一定意義上說，聯盟就是“大俄羅斯”，而且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贊成保留蘇聯——在它瓦解前後都是如此（隻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時間除外）［25］。所以，葉爾欽關於俄羅斯法律高於聯盟法律、俄羅斯必須追求“獨立”［26］的聲明未必符合俄羅斯的長遠利益，當時他之所以需要這樣做，是因為他急於要占據戈巴契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位置，這一任務對他來說比保留大聯盟更重要。顯而易見，要是葉爾欽在1990年當選蘇聯總統的話，他就無需一再堅持俄羅斯獨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蘇聯迅速解體的是種種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巴契夫，從這個意義上說，戈巴契夫為這一結局創造了前提條件，但他的行為造成國家解體的後果是他沒有料到的，隻有那些認為最好不改革蘇聯政治製度，讓這種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權製度連同無效經濟一同保留下來的人才會指責戈巴契夫，說他使過去——在稍稍流露一點分立主義情緒便會遭到嚴厲製裁條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實現的可能；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除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要求獨立的分離作用外，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即葉爾欽決定打俄羅斯牌來對抗聯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亂行動，盡管這些叛亂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賦予各共和國廣泛權力的聯盟條約的簽署，但由於考慮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結局提前出現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 論(1)
結論
盡管差額選舉所體現出的寬鬆氣氛和相當程度的民主化客觀上給聯盟製造了諸多困難，但還沒有排除從虛假的聯邦向真正的（盡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數蘇聯加盟共和國在新的、自願的聯盟條約基礎上組成聯邦轉變的可能性，盡管縮小的聯盟也許得以保留，但蘇聯製度未必能經受得住改革的過程，改革使製度的矛盾、無效性和不公正性凸顯出來，並很快使領導改革過程的人麵臨選擇：要麽恢復人們所熟悉的舊製度的準則，要麽按照改革年代的製度多元化的邏輯行事。戈巴契夫的作用在於，他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能夠在蘇聯牢固存在的共產主義製度下向多元的政治製度和平轉變的唯一途徑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因為改革變得越來越激進，在已經覺醒的社會上甚至可以公開討論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過程的一定階段不可避免地脫離上層領導者的控製。這使得戈巴契夫所宣布的“以漸進方式實行革命性改變”這一原本不錯的目標越來越難以實現。此外，在對蘇聯指令式經濟體製進行改革時，不可能不發現改革這種體製存在種種局限，因此必須向按照其他原則運行的經濟製度轉變，當然，從一種製度向另一種製度轉變必然會先使情況變得糟糕，然後才使情況好轉，盡管如此，也必須實現這種轉變。對指令式政治機體的改革比較平穩地轉變為製度的轉型，不過這要求戈巴契夫有出色的政治靈活性和應變能力，以便“安撫強硬路線的支持者”，從而避免重走老路，因為他的政敵要做到這一點極其簡單——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投票撤消戈巴契夫總書記職務並用自己人取代他［27］。
如果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聯盟直接選舉中獲勝會讓黨內的保守派很不高興，一旦得到全民選舉委任，他就不會再像擔任非直選總統那樣總是受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壓力的影響。如果在選舉中獲勝的是葉爾欽（考慮到他的聲望不斷上升，他無疑會當選），這當然是對機關更大的打擊。不管怎麽說，當時戈巴契夫如果要求黨作出總統全民選舉決定，就像他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提出競爭選舉新的、真正的議會令全黨吃驚的建議一樣，他很可能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林茨和艾爾弗雷德·斯捷潘認為，把聯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為新的、自願的聯邦保留下來的可能性已經不大，因為各個共和國的競選在全聯盟的選舉之前就已結束［22］。總的說來，他們更看重於選舉程序，不過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總統選舉，而不適用於他們集中論證的議會選舉，1989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1990年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間，其實並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寫的那麽明顯的質的差別。此外，俄羅斯的第一次多黨選舉在1993年才進行,這次選舉恐怕還不能被視為“奠基性選舉”，因為在1989—2004年這一時期內參加投票的選民數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羅斯公民回想起葉爾欽在解散原議會時所採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厭惡，1993年和1989年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首次差額選舉帶有妥協的性質，但仍引發了高漲的熱情（三分之一的議席留給了社會組織的代表）。如果蘇聯總統選舉在1990年即各共和國總統選舉前舉行，這會是一個具有巨大政治意義的事件，將使獲勝者以及革新後的聯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從保留由9個或更多共和國組成的聯盟的角度來看，可以肯定地說，假如葉爾欽獲勝會具有特殊意義［23］。盡管許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後的、較為寬容的蘇聯範圍內決定爭取主權，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會有相當大的製度資源可以動員［24］，但葉爾欽本人對蘇聯瓦解還是起了重要的、也許是關鍵的作用。在葉爾欽關於俄羅斯脫離聯盟而“獨立”的聲明中有某種令人費解的東西，從一定意義上說，聯盟就是“大俄羅斯”，而且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贊成保留蘇聯——在它瓦解前後都是如此（隻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時間除外）［25］。所以，葉爾欽關於俄羅斯法律高於聯盟法律、俄羅斯必須追求“獨立”［26］的聲明未必符合俄羅斯的長遠利益，當時他之所以需要這樣做，是因為他急於要占據戈巴契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位置，這一任務對他來說比保留大聯盟更重要。顯而易見，要是葉爾欽在1990年當選蘇聯總統的話，他就無需一再堅持俄羅斯獨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蘇聯迅速解體的是種種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巴契夫，從這個意義上說，戈巴契夫為這一結局創造了前提條件，但他的行為造成國家解體的後果是他沒有料到的，隻有那些認為最好不改革蘇聯政治製度，讓這種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權製度連同無效經濟一同保留下來的人才會指責戈巴契夫，說他使過去——在稍稍流露一點分立主義情緒便會遭到嚴厲製裁條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實現的可能；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除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要求獨立的分離作用外，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即葉爾欽決定打俄羅斯牌來對抗聯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亂行動，盡管這些叛亂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賦予各共和國廣泛權力的聯盟條約的簽署，但由於考慮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結局提前出現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 論(1)
結論
盡管差額選舉所體現出的寬鬆氣氛和相當程度的民主化客觀上給聯盟製造了諸多困難，但還沒有排除從虛假的聯邦向真正的（盡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數蘇聯加盟共和國在新的、自願的聯盟條約基礎上組成聯邦轉變的可能性，盡管縮小的聯盟也許得以保留，但蘇聯製度未必能經受得住改革的過程，改革使製度的矛盾、無效性和不公正性凸顯出來，並很快使領導改革過程的人麵臨選擇：要麽恢復人們所熟悉的舊製度的準則，要麽按照改革年代的製度多元化的邏輯行事。戈巴契夫的作用在於，他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能夠在蘇聯牢固存在的共產主義製度下向多元的政治製度和平轉變的唯一途徑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因為改革變得越來越激進，在已經覺醒的社會上甚至可以公開討論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過程的一定階段不可避免地脫離上層領導者的控製。這使得戈巴契夫所宣布的“以漸進方式實行革命性改變”這一原本不錯的目標越來越難以實現。此外，在對蘇聯指令式經濟體製進行改革時，不可能不發現改革這種體製存在種種局限，因此必須向按照其他原則運行的經濟製度轉變，當然，從一種製度向另一種製度轉變必然會先使情況變得糟糕，然後才使情況好轉，盡管如此，也必須實現這種轉變。對指令式政治機體的改革比較平穩地轉變為製度的轉型，不過這要求戈巴契夫有出色的政治靈活性和應變能力，以便“安撫強硬路線的支持者”，從而避免重走老路，因為他的政敵要做到這一點極其簡單——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投票撤消戈巴契夫總書記職務並用自己人取代他［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