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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最重要的是，戈巴契夫的實際行動符合他所宣布的原則。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傳統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來為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們所說的世界上的兩種製度之間鬥爭中的主導權辯解的。戈巴契夫受到他讀的書和他的一些顧問的影響，而且有與外國領導人交往的親身經歷以及對其他文化和製度的直接了解，所以他認為，存在著超越國家間比較狹隘的利益和差別的全人類的價值和利益，這一堅定信念成了他的行為準則，或者善意的不作為的準則，例如在對待東歐問題上，這一點在下一部分將會談到。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
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
反駁喬治·舒爾茨關於冷戰在1988年年底結束的觀點的看法認為，在東歐各國人民能夠自行選擇各自政治和經濟製度之前，冷戰並未真正結束。1988年，戈巴契夫曾兩次公開談到東歐各國人民有“選擇的自由”——頭一次是1988年夏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上，後來是12月在聯合國發言中，1989年，他所說的話的真實性受到中歐和東歐各國發生的一係列事件的檢驗，蘇聯對這些事件未加幹預就是對冷戰結束的無可置疑的證明，冷戰的確結束了，因為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全人類利益和價值的新思想影響下，同時還由於對蘇聯在東歐謀求主導權（這受到東歐各國人民的反對）這一做法的利弊在認識上發生了改變，蘇聯領導人有意識地停止了對那些已經不再受到本國人民信任的政權的支持。
在俄羅斯，常常有人批評戈巴契夫是按照對自己國家不利的條件結束冷戰的，很多提出這種批評的人指的是不再支持東歐的共產主義“被保護人”和親蘇聯政權。請看戈巴契夫自己是如何寫的：
“有人還說，我們失去了東歐的盟友，把這些國家無償地‘拱手相讓’。但是，我們把它們‘拱手相讓’給了誰？給了它們的人民。給了在自由表達意誌的進程中自行選擇了符合其民族需要的發展道路的人民。
曾經存在於東歐和中歐各國的製度，如同在我國一樣，已經受到歷史判決。它本身早已衰老，也使人民受到壓製。拯救和保護這種製度就意味著進一步削弱我們自己國家的地位，使其在本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眼中聲譽掃地。”［19］
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當政者們仍然以為，對於莫斯科來說，蘇聯對東歐的主導權問題是不容討論的；中歐和東歐各國自己所能指望的或認為可以實現的至多是一定程度的放鬆和自由（就像在卡達爾執政時的匈牙利逐步做到的那樣），而絕不是完全的獨立和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及蘇聯控製的徹底結束。
放棄保持蘇聯對東歐各國的主導權的努力恰恰是戈巴契夫及其親密同事的一個政治選擇，而不是外交部或蘇共中央國際部（1988年又增設了中央社會主義國家部）製定的一項政策。的確，1989年東歐發生的變化比戈巴契夫和他的東歐問題總顧問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所預測的要快（而且給共產黨人改革者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直接影響，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因其政黨贊同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社會主義而重返政治舞台），盡管如此，關於動用軍隊來延緩或防止東歐各國共產主義政權垮台的問題，當時戈巴契夫及其蘇共中央甚至都沒有研究過，這也表明了同過去的徹底決裂。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關於蘇聯解體問題
關於蘇聯解體問題
有些人堅持說，“民主化的蘇聯”這一概念包含著難以消除的“術語上的矛盾”，盡管這種說法可以接受，不過要附加許多補充說明。如果這種說法是指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盟，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對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這是一個特殊情況，而且（不管莫斯科的領導人多麽難以承認這一點）要是當時能這樣看待這些共和國就好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是在不太遙遠的過去即1940年被迫加入蘇聯，所以不出所料，三國人民終於表達出對國家獨立的要求，而當時提出這樣要求的風險已不太大，如果考慮到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一直希望像自己的近鄰斯堪地那維亞各國那樣，在充分民主條件下富裕地生活，就會相信，他們的政治追求根本不同於蘇聯中亞各民族的追求。
然而，當時也存在保留自願聯盟的可能性，盡管這一聯盟的版圖要比蘇聯小一些。此外，沒有理由認為，蘇聯解體、進而在曾為一個國家的土地上成立15個獨立國家這樣的結果比保留由9個乃至12個共和國組成的聯盟更為民主（如今，這些國家中有的已變得比蘇聯時期的最後幾年更具極權主義色彩）。如果一個包括各個民族在內的、較大的政治共同體能夠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存在，那麽它作為民主的政治機體可能絲毫不遜於以某個單一民族組建獨立國家的要求為基礎的國家。關於每個民族都擁有建立自己國家的絕對權利的觀點所引發的問題並不比它能夠解決的問題少，在每個有潛在可能性的“民族國家”中都存在較小的民族族群，這些族群長期聚居在相對集中於某一區域性的飛地上，在較大的政治共同體解體後，在這些飛地聚居的族群（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那樣）也可能提出成立各自“民族國家”要求的理由。於是便產生了分裂為越來越小的國家的可能性，產生了國內戰爭和種族清洗的幽靈。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
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
反駁喬治·舒爾茨關於冷戰在1988年年底結束的觀點的看法認為，在東歐各國人民能夠自行選擇各自政治和經濟製度之前，冷戰並未真正結束。1988年，戈巴契夫曾兩次公開談到東歐各國人民有“選擇的自由”——頭一次是1988年夏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上，後來是12月在聯合國發言中，1989年，他所說的話的真實性受到中歐和東歐各國發生的一係列事件的檢驗，蘇聯對這些事件未加幹預就是對冷戰結束的無可置疑的證明，冷戰的確結束了，因為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全人類利益和價值的新思想影響下，同時還由於對蘇聯在東歐謀求主導權（這受到東歐各國人民的反對）這一做法的利弊在認識上發生了改變，蘇聯領導人有意識地停止了對那些已經不再受到本國人民信任的政權的支持。
在俄羅斯，常常有人批評戈巴契夫是按照對自己國家不利的條件結束冷戰的，很多提出這種批評的人指的是不再支持東歐的共產主義“被保護人”和親蘇聯政權。請看戈巴契夫自己是如何寫的：
“有人還說，我們失去了東歐的盟友，把這些國家無償地‘拱手相讓’。但是，我們把它們‘拱手相讓’給了誰？給了它們的人民。給了在自由表達意誌的進程中自行選擇了符合其民族需要的發展道路的人民。
曾經存在於東歐和中歐各國的製度，如同在我國一樣，已經受到歷史判決。它本身早已衰老，也使人民受到壓製。拯救和保護這種製度就意味著進一步削弱我們自己國家的地位，使其在本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眼中聲譽掃地。”［19］
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當政者們仍然以為，對於莫斯科來說，蘇聯對東歐的主導權問題是不容討論的；中歐和東歐各國自己所能指望的或認為可以實現的至多是一定程度的放鬆和自由（就像在卡達爾執政時的匈牙利逐步做到的那樣），而絕不是完全的獨立和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及蘇聯控製的徹底結束。
放棄保持蘇聯對東歐各國的主導權的努力恰恰是戈巴契夫及其親密同事的一個政治選擇，而不是外交部或蘇共中央國際部（1988年又增設了中央社會主義國家部）製定的一項政策。的確，1989年東歐發生的變化比戈巴契夫和他的東歐問題總顧問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所預測的要快（而且給共產黨人改革者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直接影響，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因其政黨贊同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社會主義而重返政治舞台），盡管如此，關於動用軍隊來延緩或防止東歐各國共產主義政權垮台的問題，當時戈巴契夫及其蘇共中央甚至都沒有研究過，這也表明了同過去的徹底決裂。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關於蘇聯解體問題
關於蘇聯解體問題
有些人堅持說，“民主化的蘇聯”這一概念包含著難以消除的“術語上的矛盾”，盡管這種說法可以接受，不過要附加許多補充說明。如果這種說法是指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盟，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對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這是一個特殊情況，而且（不管莫斯科的領導人多麽難以承認這一點）要是當時能這樣看待這些共和國就好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是在不太遙遠的過去即1940年被迫加入蘇聯，所以不出所料，三國人民終於表達出對國家獨立的要求，而當時提出這樣要求的風險已不太大，如果考慮到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一直希望像自己的近鄰斯堪地那維亞各國那樣，在充分民主條件下富裕地生活，就會相信，他們的政治追求根本不同於蘇聯中亞各民族的追求。
然而，當時也存在保留自願聯盟的可能性，盡管這一聯盟的版圖要比蘇聯小一些。此外，沒有理由認為，蘇聯解體、進而在曾為一個國家的土地上成立15個獨立國家這樣的結果比保留由9個乃至12個共和國組成的聯盟更為民主（如今，這些國家中有的已變得比蘇聯時期的最後幾年更具極權主義色彩）。如果一個包括各個民族在內的、較大的政治共同體能夠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存在，那麽它作為民主的政治機體可能絲毫不遜於以某個單一民族組建獨立國家的要求為基礎的國家。關於每個民族都擁有建立自己國家的絕對權利的觀點所引發的問題並不比它能夠解決的問題少，在每個有潛在可能性的“民族國家”中都存在較小的民族族群，這些族群長期聚居在相對集中於某一區域性的飛地上，在較大的政治共同體解體後，在這些飛地聚居的族群（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那樣）也可能提出成立各自“民族國家”要求的理由。於是便產生了分裂為越來越小的國家的可能性，產生了國內戰爭和種族清洗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