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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雖然蘇聯製度中多元化的確立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但也應當指出，無論在蘇聯，還是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沒有實現。如果我們不再解釋事實，而是作出一種假設——“這本來可以發生，實際上卻沒有發生”，就有理由這樣來推測（不過，當然沒有充分的說服力）：要是在兩個具體情況下戈巴契夫採取另一種立場的話，國內就可能產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製度架構。第一個致命的錯誤決定是1990年3月通過最高蘇維埃投票、而不是通過直接全民選舉來推選蘇聯總統的決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進行直接選舉（不僅僅是所說的未來的總統選舉）的決定的話，那麽從把大多數共和國留在革新後的自願聯盟中的角度來看，這會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決定（下麵將詳細談到這一點）。
第二個決定是戈巴契夫關於共產黨暫緩公開分裂的決定，從建立可以鞏固聯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國的政治架構的角度看，這是個重要的決定，而從進一步加強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眾所周知，戈巴契夫在一些談話中曾認為可以實行政黨競爭。1985年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個人名義致信戈巴契夫，信中建議把蘇共分為兩個黨，從而使政治製度成為競爭性製度，戈巴契夫並沒有把這視為對黨的神聖的統一原則的蓄意破壞，他隻是說這一想法“為時過早”［16］。顯而易見，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這一想法的確為時過早，剛剛當選的總書記戈巴契夫，身處由持有正統觀點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讓黨分裂，尤其不能忘記，列寧主義政黨一向對分裂分子深惡痛絕。
戈巴契夫可以大膽嚐試使黨分裂的最合適時機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這次代表大會是最佳時機。當時可能會有幾百萬共產黨員和戈巴契夫一起走並成立社會民主黨，而剩下的“真正的共產黨員”也可以組成一個大黨。此外，蘇共內部還可能分出一個自由主義政黨，因為在這個思想上不一致的組織中有一些像葉戈爾·蓋達爾這樣的人，有許多積極鼓吹市場經濟的人，這是建立使各政黨得以相互競爭、獲得廣泛支持和堅實的財政基礎（如果蘇共的財產能夠在蘇共派生出的各個黨之間分配的話）的製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後一個假設不能不引起疑問：能在相互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如此公開地按照西方模式轉向政黨競爭嗎？
“殘餘的”共產黨內的主要力量也許是黨的機關工作人員，他們當時大都對戈巴契夫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抱有十分懷疑的態度。難道他們不能同軍隊和克格勃結成統一陣線來防止分裂嗎？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話，叛亂（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領導政變的那些人不會遇到他們在1991年8月麵臨的問題——他們宣稱代表全體人民，而在此之前兩個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國人民，至少也是俄羅斯人民）已經選舉一個觀點完全不同的人——鮑裏斯·葉爾欽為總統。1990年夏季葉爾欽還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隻有在1990年春季通過全民選舉當選蘇聯總統，才能獲得這種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關於直接選舉蘇聯總統的假設是非常重要的（在論述第五個轉型即蘇聯解體那部分將談到這一點）。不過，如果戈巴契夫真的冒險帶頭去分裂共產黨的話，保持黨的形式上統一的風險性總的看來會更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束冷戰
結束冷戰
關於西方、特別是裏根政府在停止冷戰方麵起了什麽作用的爭論至今仍未平息。［17］然而有兩點是很清楚的。第一，在裏根總統期間，正值蘇聯三位總書記先後主政，這一時期尚未出現冷戰結束的任何跡象，相反，冷戰變得越來越“冷”。1985年3月戈巴契夫入主克裏姆林宮之後，東西方之間關係才發生根本變化。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後兩年，在尤裏·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處於政權最高層的短暫時期內，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外交部長安·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德·烏斯季諾夫負責，他們沒有表現出靈活性，而是以傳統方式來回應美國軍費開支的增長。啟動新的思維、製定新的行為準則並在莫斯科提拔了新的外交班子的人是戈巴契夫。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冷戰是在戈巴契夫主政期間結束的，他的繼任者鮑裏斯·葉爾欽對這一轉型沒有起任何作用，葉爾欽甚至在蘇聯存在的最後幾年裏也沒有提出一條有別於戈巴契夫的外交路線，而且根本就很少談及這方麵的事情，在東西方之間關係發生變化的那些年裏，他對作出種種外交決策的進程沒有絲毫貢獻，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到1988年年底，也就是他去職時，冷戰已經結束［18］，此前裏根和戈巴契夫簽署了一係列削減軍備的重要條約，裏根還去莫斯科進行了友好訪問，在訪問中他說，蘇聯不再是“邪惡帝國”。
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不同，他對包括國際關係思想在內的各種思想真正感興趣，他認為，這些思想不應受到像強權政治一樣的意識形態偏見的束縛；早在擔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書記時他就讀過很多書，其中包括黨的幹部通常不該讀的書，由於具有知識分子的求知慾，他在當時以及後來所感興趣的東西遠遠超出了正統蘇聯觀念的範圍。他還任命像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和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這樣一些學識淵博的人為助手，撤換了外交部領導並加快提拔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黨內職務，從而進一步拓寬了自己的視野，他支持各研究所的學者努力“思考不可思議的事情”和提出新思想。
第二個決定是戈巴契夫關於共產黨暫緩公開分裂的決定，從建立可以鞏固聯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國的政治架構的角度看，這是個重要的決定，而從進一步加強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眾所周知，戈巴契夫在一些談話中曾認為可以實行政黨競爭。1985年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個人名義致信戈巴契夫，信中建議把蘇共分為兩個黨，從而使政治製度成為競爭性製度，戈巴契夫並沒有把這視為對黨的神聖的統一原則的蓄意破壞，他隻是說這一想法“為時過早”［16］。顯而易見，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這一想法的確為時過早，剛剛當選的總書記戈巴契夫，身處由持有正統觀點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讓黨分裂，尤其不能忘記，列寧主義政黨一向對分裂分子深惡痛絕。
戈巴契夫可以大膽嚐試使黨分裂的最合適時機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這次代表大會是最佳時機。當時可能會有幾百萬共產黨員和戈巴契夫一起走並成立社會民主黨，而剩下的“真正的共產黨員”也可以組成一個大黨。此外，蘇共內部還可能分出一個自由主義政黨，因為在這個思想上不一致的組織中有一些像葉戈爾·蓋達爾這樣的人，有許多積極鼓吹市場經濟的人，這是建立使各政黨得以相互競爭、獲得廣泛支持和堅實的財政基礎（如果蘇共的財產能夠在蘇共派生出的各個黨之間分配的話）的製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後一個假設不能不引起疑問：能在相互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如此公開地按照西方模式轉向政黨競爭嗎？
“殘餘的”共產黨內的主要力量也許是黨的機關工作人員，他們當時大都對戈巴契夫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抱有十分懷疑的態度。難道他們不能同軍隊和克格勃結成統一陣線來防止分裂嗎？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話，叛亂（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領導政變的那些人不會遇到他們在1991年8月麵臨的問題——他們宣稱代表全體人民，而在此之前兩個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國人民，至少也是俄羅斯人民）已經選舉一個觀點完全不同的人——鮑裏斯·葉爾欽為總統。1990年夏季葉爾欽還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隻有在1990年春季通過全民選舉當選蘇聯總統，才能獲得這種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關於直接選舉蘇聯總統的假設是非常重要的（在論述第五個轉型即蘇聯解體那部分將談到這一點）。不過，如果戈巴契夫真的冒險帶頭去分裂共產黨的話，保持黨的形式上統一的風險性總的看來會更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束冷戰
結束冷戰
關於西方、特別是裏根政府在停止冷戰方麵起了什麽作用的爭論至今仍未平息。［17］然而有兩點是很清楚的。第一，在裏根總統期間，正值蘇聯三位總書記先後主政，這一時期尚未出現冷戰結束的任何跡象，相反，冷戰變得越來越“冷”。1985年3月戈巴契夫入主克裏姆林宮之後，東西方之間關係才發生根本變化。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後兩年，在尤裏·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處於政權最高層的短暫時期內，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外交部長安·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德·烏斯季諾夫負責，他們沒有表現出靈活性，而是以傳統方式來回應美國軍費開支的增長。啟動新的思維、製定新的行為準則並在莫斯科提拔了新的外交班子的人是戈巴契夫。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冷戰是在戈巴契夫主政期間結束的，他的繼任者鮑裏斯·葉爾欽對這一轉型沒有起任何作用，葉爾欽甚至在蘇聯存在的最後幾年裏也沒有提出一條有別於戈巴契夫的外交路線，而且根本就很少談及這方麵的事情，在東西方之間關係發生變化的那些年裏，他對作出種種外交決策的進程沒有絲毫貢獻，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到1988年年底，也就是他去職時，冷戰已經結束［18］，此前裏根和戈巴契夫簽署了一係列削減軍備的重要條約，裏根還去莫斯科進行了友好訪問，在訪問中他說，蘇聯不再是“邪惡帝國”。
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不同，他對包括國際關係思想在內的各種思想真正感興趣，他認為，這些思想不應受到像強權政治一樣的意識形態偏見的束縛；早在擔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書記時他就讀過很多書，其中包括黨的幹部通常不該讀的書，由於具有知識分子的求知慾，他在當時以及後來所感興趣的東西遠遠超出了正統蘇聯觀念的範圍。他還任命像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和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這樣一些學識淵博的人為助手，撤換了外交部領導並加快提拔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黨內職務，從而進一步拓寬了自己的視野，他支持各研究所的學者努力“思考不可思議的事情”和提出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