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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雖然到1989年時戈巴契夫採取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方針，但國內當時存在（直到蘇聯解體為止）的經濟製度既不是指令式經濟製度，也不是市場經濟製度，國家經濟處於僵滯狀態：指令式經濟已經不起作用，而市場經濟尚未出現。由於改革，產生了一些在集中計劃的擁護者看來反常的刺激因素，但市場體製的基礎仍然薄弱，而對市場轉變有決定性作用的措施——放開大部分價格也遲遲沒有實行。從這個意義上看，那些說蘇聯經濟製度不可改革的人的論據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進行局部改革，當時也是這麽做的，但總的來說，製度的行為原則必然要麽是市場的，要麽是指令式的，確認這一非此即彼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存在作出這一選擇的簡單辦法。除了製度問題以外，俄羅斯的特點也使得蘇聯的經濟轉變比東歐和中歐國家困難得多。問題不僅僅在於俄羅斯的行政指令體製存在的時間更長，蘇聯的國家麵積和氣候條件，再加上蘇聯計劃管理的遺產，甚至給那些力求加快向市場轉變的政治家製造了（現在還在製造）很多困難，比如說，比匈牙利或捷克的困難還多。菲奧納·希爾和克利福德·加迪最近發表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因西伯利亞城市的粗放發展而產生的沉重經濟負擔）就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9］。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隻堅持市場經濟標準的話，那麽達爾關於不可抑製的（prohibitive）社會政治成本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確的［10］，不能簡單地把整座整座城市關閉了事，哪怕它們全都根本不可能變得有經濟生存能力。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到政治多元化
從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評論家跟在俄羅斯激進派後麵（成為激進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蘇聯由於戈巴契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見者之前一直是順從的國教徒的蘇聯公民）批評戈巴契夫，指責其主政時期蘇聯政治改革進展緩慢。實際上當時的變化特別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間。至於東歐各國政權的更迭就更不用說了，它發生得還要快——1989年就發生了，不過這沒有什麽可奇怪的。存在於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製度架構消失得非常快，因為那裏大多數居民都認為這些製度架構是從外部強加給他們的，它們隻能暫時得以維持，直到蘇聯領導人不再願意使用軍隊這一最後的手段來保護不受歡迎的製度和不受歡迎的領袖為止。但對有著革命前專製傳統和70年共產主義製度實踐的俄國來說，實現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來的種種選擇的轉變意味著完成一次極其迅猛的突破。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要求改變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對蘇聯製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1985年3月戈巴契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其他委員的觀點如今已經通過當時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憶錄廣為人知，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實行過哪怕與戈巴契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巴契夫自己的觀點也發生了迅速的變化，這表明他熱衷於改革和樂於接受新思想，說得客氣一點，這可不是政治局這一層次的人所具有的特點，對新思想的這種開放性是至關重要的，蘇聯任何一位領導人（而實際的選擇也非常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像戈巴契夫那樣取消對關於“多元化”的溢美之詞的禁忌［11］，而隻會使用他所控製的大量槓桿——從書報檢查製度和黨的紀律到動用強力部門——來製止激進的改變［12］。
戈巴契夫在1988年夏季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作出的一些重要決定直到1989年才變為政治現實，其中最根本的改變是對擁有實權的立法權力機關（1989年最高蘇維埃竟然否決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長人選的13%）［13］實行差額選舉。“改革”一詞並不能十分恰當地界定對蘇聯製度實行改造的意義。戈巴契夫把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看做轉折點是對的，按照他的說法，他在代表會議上的主要報告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和平、穩妥地從一種政治製度向另一種政治製度轉變”（黑體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製的範圍——民主化開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它不等於已經形成的民主。盡管無論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還是在其後俄羅斯繼承人執政時期，製度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製度，但它畢竟已成為一種政治上多元的、同共產主義製度有本質區別的製度。
應當指出的是，有利於把多元化原則引入蘇聯政治製度的主要決定是在鮑裏斯·葉爾欽在政治進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時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黨代會支持導致多元化決定時（順便說一下，當時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投贊成票的），葉爾欽雖然在形式上還是蘇共中央委員，但他的意見在黨內已經無足輕重，他在那場以通過了向代表會議提交的一些十分激進的文件而告終的爭論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則使他受益匪淺，而且在一段時間裏他還使這些原則補充了很多內容，在1989年的選舉中，葉爾欽取得了無可爭議的勝利，成為新的立法機構中來自整個莫斯科選區的代表，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不過，正如當時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所說，“更令我吃驚的不是葉爾欽取得勝利，而是選票的統計真實可靠”（黑體是馬特洛克用的）［15］。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到政治多元化
從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評論家跟在俄羅斯激進派後麵（成為激進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蘇聯由於戈巴契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見者之前一直是順從的國教徒的蘇聯公民）批評戈巴契夫，指責其主政時期蘇聯政治改革進展緩慢。實際上當時的變化特別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間。至於東歐各國政權的更迭就更不用說了，它發生得還要快——1989年就發生了，不過這沒有什麽可奇怪的。存在於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製度架構消失得非常快，因為那裏大多數居民都認為這些製度架構是從外部強加給他們的，它們隻能暫時得以維持，直到蘇聯領導人不再願意使用軍隊這一最後的手段來保護不受歡迎的製度和不受歡迎的領袖為止。但對有著革命前專製傳統和70年共產主義製度實踐的俄國來說，實現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製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來的種種選擇的轉變意味著完成一次極其迅猛的突破。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要求改變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對蘇聯製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1985年3月戈巴契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其他委員的觀點如今已經通過當時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憶錄廣為人知，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實行過哪怕與戈巴契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巴契夫自己的觀點也發生了迅速的變化，這表明他熱衷於改革和樂於接受新思想，說得客氣一點，這可不是政治局這一層次的人所具有的特點，對新思想的這種開放性是至關重要的，蘇聯任何一位領導人（而實際的選擇也非常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像戈巴契夫那樣取消對關於“多元化”的溢美之詞的禁忌［11］，而隻會使用他所控製的大量槓桿——從書報檢查製度和黨的紀律到動用強力部門——來製止激進的改變［12］。
戈巴契夫在1988年夏季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作出的一些重要決定直到1989年才變為政治現實，其中最根本的改變是對擁有實權的立法權力機關（1989年最高蘇維埃竟然否決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長人選的13%）［13］實行差額選舉。“改革”一詞並不能十分恰當地界定對蘇聯製度實行改造的意義。戈巴契夫把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看做轉折點是對的，按照他的說法，他在代表會議上的主要報告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和平、穩妥地從一種政治製度向另一種政治製度轉變”（黑體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製的範圍——民主化開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它不等於已經形成的民主。盡管無論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還是在其後俄羅斯繼承人執政時期，製度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製度，但它畢竟已成為一種政治上多元的、同共產主義製度有本質區別的製度。
應當指出的是，有利於把多元化原則引入蘇聯政治製度的主要決定是在鮑裏斯·葉爾欽在政治進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時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黨代會支持導致多元化決定時（順便說一下，當時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投贊成票的），葉爾欽雖然在形式上還是蘇共中央委員，但他的意見在黨內已經無足輕重，他在那場以通過了向代表會議提交的一些十分激進的文件而告終的爭論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則使他受益匪淺，而且在一段時間裏他還使這些原則補充了很多內容，在1989年的選舉中，葉爾欽取得了無可爭議的勝利，成為新的立法機構中來自整個莫斯科選區的代表，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不過，正如當時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所說，“更令我吃驚的不是葉爾欽取得勝利，而是選票的統計真實可靠”（黑體是馬特洛克用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