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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適用於範圍廣泛的社會運動、政黨和政府，而不僅僅是其中自稱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那一部分［5］，這一術語不像用於蘇聯和那些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主要核心的國家的術語——“共產主義的”那麽準確。不難把共產主義製度與“共產主義”即給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提供終極證明的無國家空想區別開來，因為按照列寧的論點，正是共產黨可以提供領導不太覺悟的公民走向和諧的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理論認識和組織基礎（我懷疑在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中是否有人真正相信這種未來的社會神話，然而也不能否認這一構想遺留的思想作用，它一直保留到20世紀80年代末，在普遍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浪潮中，這一思想甚至被當作一種理論概念拋棄）［6］，同時也不必擔心“現實社會主義”（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使用的術語）時期的共產主義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空想會混為一談。如果把同一個術語——“社會主義的”，比如說，用於法國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政府和改革前的蘇聯，這將是比把“共產主義的”這一術語用於後者更加明顯的概念上的牽強和對所存在差別的更加明顯的掩飾。
在改革的年代，蘇聯的共產主義製度已不復存在，關於俄國的共產主義直到鮑裏斯·葉爾欽的後蘇聯政權建立後才結束的觀點是無稽之談，蘇聯是在1991年12月終止其存在的，而蘇聯的共產主義早在1989年就已壽終正寢，僅從上麵列舉的共產主義製度基本特徵來分析就可證明這一點。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在法律上於1990年3月結束，當時對憲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蘇共的有保證的“領導和指導作用”，而獨立的政治組織和政黨的萌芽事實上在1989年就已經出現；其次，民主集中製從1986年開始就受到快速衝擊，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棄：堅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的共產黨員作為競選對手參加了大選前的鬥爭；第三，盡管生產資料國家所有製在改革時期是共產主義所有基本特徵中存在時間最長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創，因為這個法律比1986年的個體勞動法走得還遠，合作社很快就變成了稍微帶有隱蔽性的私營企業；第四，戈巴契夫及其盟友放棄了“建成共產主義”這一遙遠的思想目標，它已從蘇共的綱領性文件中消失；還有第五，1989年以後，蘇聯曾加入其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再存在，它已經沒有誰可領導了。
本文將要談到的五個基本轉型意味著蘇聯的共產主義製度被取消，但這些改變的實際意義更大，雖然這些轉型在政治實踐的層麵上緊密地相互交織在一起，但必須對它們逐個進行分析。這裏所說的是以下五個轉型：（1）取消指令式經濟；（2）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製度轉向政治多元化；（3）結束冷戰；（4）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5）蘇聯解體。我將依次來分析所有這些政治現象。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指令式經濟到不確定經濟
從指令式經濟到不確定經濟
顯而易見，那些斷言蘇聯不可能從內部發生改變、而且是激進改變的人是錯誤的。雖然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在不同時期進行過某些經濟改革，但激進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製度行為原則所決定的、在蘇聯則是因俄羅斯特有的一係列特殊情況而加劇的重大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a.達爾令人信服地證明，不僅指令式經濟與民主不相容，而且純粹的市場經濟也與民主不相容［7］，他寫道：“所有民主國家在歷史上都形成了一種混合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市場雖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國家的幹預下才能發生改變。”［8］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保護各種利益的組織行為的一種反應，因為這些利益在市場成為作出經濟方麵決定唯一標準的情況下可能受到過大損害。
然而，純粹的經濟模式隻存在於教科書中，經濟製度還是要以這種或那種模式為主。比如說，這是一種就實質來看可能是以資源集中配置為基礎的指令式經濟，但它同時也可能對供需規律作出讓步（例如，改革前的蘇聯存在私人補習教師職業）。市場經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國家調節，可是其運行邏輯又與指令式經濟不同。任何一種市場經濟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混合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製成分，比如國有鐵路或屬於地方政府所有的機場，而且國家通常要針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當大的幹預，如規定對菸草產品徵收高額稅費，以降低吸菸對健康的危害。
從指令式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畢竟是一大進步。“轉變”這一術語用在這種情況下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蘇聯存在著一個極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現行製度更好地發揮作用，而另一些人則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則之上的市場經濟取代這一製度，結果，戈巴契夫時期的大多數經濟法律，如1987年的國有企業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盡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圖製定的，帶來的卻是良好意圖以外的後果，在長期存在的蘇聯指令式經濟的條件下，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從一種製度向另一種製度轉變，後蘇聯的俄羅斯經歷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需要使大多數價格達到市場水平的時刻必然到來，改善舊的“行政指令體製”的嚐試也必然被向可調節的市場經濟的轉變所取代（盡管有人經常毫無根據地批評戈巴契夫利用了“市場經濟”前麵的“可調節的”這一形容詞）。
在改革的年代，蘇聯的共產主義製度已不復存在，關於俄國的共產主義直到鮑裏斯·葉爾欽的後蘇聯政權建立後才結束的觀點是無稽之談，蘇聯是在1991年12月終止其存在的，而蘇聯的共產主義早在1989年就已壽終正寢，僅從上麵列舉的共產主義製度基本特徵來分析就可證明這一點。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在法律上於1990年3月結束，當時對憲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蘇共的有保證的“領導和指導作用”，而獨立的政治組織和政黨的萌芽事實上在1989年就已經出現；其次，民主集中製從1986年開始就受到快速衝擊，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棄：堅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的共產黨員作為競選對手參加了大選前的鬥爭；第三，盡管生產資料國家所有製在改革時期是共產主義所有基本特徵中存在時間最長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創，因為這個法律比1986年的個體勞動法走得還遠，合作社很快就變成了稍微帶有隱蔽性的私營企業；第四，戈巴契夫及其盟友放棄了“建成共產主義”這一遙遠的思想目標，它已從蘇共的綱領性文件中消失；還有第五，1989年以後，蘇聯曾加入其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再存在，它已經沒有誰可領導了。
本文將要談到的五個基本轉型意味著蘇聯的共產主義製度被取消，但這些改變的實際意義更大，雖然這些轉型在政治實踐的層麵上緊密地相互交織在一起，但必須對它們逐個進行分析。這裏所說的是以下五個轉型：（1）取消指令式經濟；（2）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製度轉向政治多元化；（3）結束冷戰；（4）放棄蘇聯在東歐的主導權；（5）蘇聯解體。我將依次來分析所有這些政治現象。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從指令式經濟到不確定經濟
從指令式經濟到不確定經濟
顯而易見，那些斷言蘇聯不可能從內部發生改變、而且是激進改變的人是錯誤的。雖然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在不同時期進行過某些經濟改革，但激進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製度行為原則所決定的、在蘇聯則是因俄羅斯特有的一係列特殊情況而加劇的重大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a.達爾令人信服地證明，不僅指令式經濟與民主不相容，而且純粹的市場經濟也與民主不相容［7］，他寫道：“所有民主國家在歷史上都形成了一種混合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市場雖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國家的幹預下才能發生改變。”［8］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保護各種利益的組織行為的一種反應，因為這些利益在市場成為作出經濟方麵決定唯一標準的情況下可能受到過大損害。
然而，純粹的經濟模式隻存在於教科書中，經濟製度還是要以這種或那種模式為主。比如說，這是一種就實質來看可能是以資源集中配置為基礎的指令式經濟，但它同時也可能對供需規律作出讓步（例如，改革前的蘇聯存在私人補習教師職業）。市場經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國家調節，可是其運行邏輯又與指令式經濟不同。任何一種市場經濟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混合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製成分，比如國有鐵路或屬於地方政府所有的機場，而且國家通常要針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當大的幹預，如規定對菸草產品徵收高額稅費，以降低吸菸對健康的危害。
從指令式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畢竟是一大進步。“轉變”這一術語用在這種情況下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蘇聯存在著一個極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現行製度更好地發揮作用，而另一些人則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則之上的市場經濟取代這一製度，結果，戈巴契夫時期的大多數經濟法律，如1987年的國有企業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盡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圖製定的，帶來的卻是良好意圖以外的後果，在長期存在的蘇聯指令式經濟的條件下，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從一種製度向另一種製度轉變，後蘇聯的俄羅斯經歷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需要使大多數價格達到市場水平的時刻必然到來，改善舊的“行政指令體製”的嚐試也必然被向可調節的市場經濟的轉變所取代（盡管有人經常毫無根據地批評戈巴契夫利用了“市場經濟”前麵的“可調節的”這一形容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