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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大多數西方專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蘇聯製度的架構是極端威權主義，或者是為了能夠進行基本改革而按另一種方式安排的。實際上這一製度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性，因而它潛存著可改革性的因素，甚至已經具備了改革的條件。從表麵上看，它有著代議製民主的一切架構或近乎一切架構：規定了公民自由的憲法，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聯邦。但是，在其中每一個構成部分的內部都存在著、或者與所有這些部分並存著可以抵消它們的民主內容的“平衡裝置”，其中最主要的是蘇共的政治壟斷，沒有可選擇的投票選舉，書報檢查和警察鎮壓。開始民主改革進程所需要的全部東西——就是拆除這些“平衡裝置”的願望和能力。
當時，戈巴契夫及其親密助手都意識到了這種雙重性，他把這種雙重性形容為“口頭上的民主原則，實際上的極權統治”。他後來說，為了實現製度民主化，“什麽都沒有想”，用他的一位顧問的話說，隻想把民主的構成部分“從裝飾物變為現實”，這話適用於戈巴契夫的幾乎所有改革，不過，如他曾經指出的那樣，最出色的範例是“使權力從壟斷控製它的蘇共手中轉到根據憲法應當掌握它的人手中——轉給經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但是，蘇聯製度架構的雙重性不僅使它完全可以改革，而且如果沒有這種雙重性，甚至戈巴契夫時期的和平民主化和其他改造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它們不會取得如此迅速的發展並具有歷史意義。
最後這一點雖然值得關注，但無法在此進行分析。如果說本文中的論據足以令人信服，那麽它就使大多數常見的對蘇聯滅亡原因的解釋（都認為它是不可改革的）受到懷疑。不過，這是一個更加寬泛和有爭議的問題，隻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伊琳娜·達維江譯自英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與五個轉型
改革與五個轉型
［1］
阿爾奇·布朗
也許，歷史學家們將會就戈巴契夫的改革爭論幾百年，目前，對改變世界的這七年的討論已經引起種種誤解和分歧。在許多俄羅斯人意識中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帶來的就是失望，這種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後蘇聯的俄羅斯被稱為“民主製”的那個製度的弊端以及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暴富和赤貧現象所造成的。但是，發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已經不擔任國家官職了，所以，評價他們時要看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們的繼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開始的，它後來又變成了什麽。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是作為改善蘇聯製度的效用的一種嚐試而開始的，它的倡導者們（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渴望改善現行的蘇聯政治和經濟製度。“改革”這一術語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產黨改革派開始政治和經濟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後產生的，當時關於蘇聯需要“改良”這一點連想都不允許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論和實踐讓蘇聯領導人感到非常害怕，他們用坦克扼殺了“布拉格之春”。後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那些想對蘇聯製度進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變人隻能使用“進一步完善”蘇聯政治製度或國民經濟管理製度這類婉轉的詞語。
“改革”一詞的意識形態意味不如“改良”一詞重，在蘇聯的保守派看來，“改良”一詞具有改良主義或修正主義的隱含意義，所以在改革的“掩飾”下可以進行一切比較激進的改良。起初，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在政治上適合那些（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真正希望實行重大改良的人，在開始階段，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為當時每個人都給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義。
隨著改革的內容變得越來越激進，特別是當1988年夏季戈巴契夫製度及其盟友們從“製度改良”轉為“製度改造”後，這一術語的不確定性顯然已不再是優點了，產生了關於更加深入的改變製度架構的問題。這種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生，因為“公開性”已變為真正的“言論自由”並且一步步演變為出版自由，盡管覺醒了的社會上的政治論戰主要是進行總結概括，而不是談論具體的、應當實施的製度架構改造。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製度
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製度
在論述改革年代實行的五項改造之前，我想先區分一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區分，而是從進行比較政治學分析的角度來區分。可以將共產主義製度的五個基本特徵概括如下：（1）共產黨的壟斷權力；（2）民主集中製；（3）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製；（4）公開宣布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國家將消亡）為目標——這是最終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標；（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存在和對這一運動的歸屬感。［2］在未進行改革的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裏，共產黨領袖和思想家們稱自己的製度為“社會主義製度”，但這一事實恐怕不能成為效仿他們的理由。同樣是這些共產黨領袖和共產主義思想維護者也曾把自己的製度稱為“民主製度”。在改革前的蘇聯，“蘇聯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兩個詞語常常被作為幾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盡管把蘇聯的製度稱為社會主義製度並不像把它稱為民主製度那麽明顯荒謬，但蘇聯領導人——從列寧到契爾年科［3］——把蘇聯的製度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一事實並不能提供將這個定義作為有根據的分析術語的充足理由［4］。
當時，戈巴契夫及其親密助手都意識到了這種雙重性，他把這種雙重性形容為“口頭上的民主原則，實際上的極權統治”。他後來說，為了實現製度民主化，“什麽都沒有想”，用他的一位顧問的話說，隻想把民主的構成部分“從裝飾物變為現實”，這話適用於戈巴契夫的幾乎所有改革，不過，如他曾經指出的那樣，最出色的範例是“使權力從壟斷控製它的蘇共手中轉到根據憲法應當掌握它的人手中——轉給經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但是，蘇聯製度架構的雙重性不僅使它完全可以改革，而且如果沒有這種雙重性，甚至戈巴契夫時期的和平民主化和其他改造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它們不會取得如此迅速的發展並具有歷史意義。
最後這一點雖然值得關注，但無法在此進行分析。如果說本文中的論據足以令人信服，那麽它就使大多數常見的對蘇聯滅亡原因的解釋（都認為它是不可改革的）受到懷疑。不過，這是一個更加寬泛和有爭議的問題，隻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伊琳娜·達維江譯自英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與五個轉型
改革與五個轉型
［1］
阿爾奇·布朗
也許，歷史學家們將會就戈巴契夫的改革爭論幾百年，目前，對改變世界的這七年的討論已經引起種種誤解和分歧。在許多俄羅斯人意識中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帶來的就是失望，這種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後蘇聯的俄羅斯被稱為“民主製”的那個製度的弊端以及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暴富和赤貧現象所造成的。但是，發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已經不擔任國家官職了，所以，評價他們時要看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們的繼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開始的，它後來又變成了什麽。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是作為改善蘇聯製度的效用的一種嚐試而開始的，它的倡導者們（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渴望改善現行的蘇聯政治和經濟製度。“改革”這一術語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產黨改革派開始政治和經濟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後產生的，當時關於蘇聯需要“改良”這一點連想都不允許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論和實踐讓蘇聯領導人感到非常害怕，他們用坦克扼殺了“布拉格之春”。後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那些想對蘇聯製度進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變人隻能使用“進一步完善”蘇聯政治製度或國民經濟管理製度這類婉轉的詞語。
“改革”一詞的意識形態意味不如“改良”一詞重，在蘇聯的保守派看來，“改良”一詞具有改良主義或修正主義的隱含意義，所以在改革的“掩飾”下可以進行一切比較激進的改良。起初，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在政治上適合那些（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真正希望實行重大改良的人，在開始階段，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為當時每個人都給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義。
隨著改革的內容變得越來越激進，特別是當1988年夏季戈巴契夫製度及其盟友們從“製度改良”轉為“製度改造”後，這一術語的不確定性顯然已不再是優點了，產生了關於更加深入的改變製度架構的問題。這種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生，因為“公開性”已變為真正的“言論自由”並且一步步演變為出版自由，盡管覺醒了的社會上的政治論戰主要是進行總結概括，而不是談論具體的、應當實施的製度架構改造。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製度
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製度
在論述改革年代實行的五項改造之前，我想先區分一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區分，而是從進行比較政治學分析的角度來區分。可以將共產主義製度的五個基本特徵概括如下：（1）共產黨的壟斷權力；（2）民主集中製；（3）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製；（4）公開宣布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國家將消亡）為目標——這是最終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標；（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存在和對這一運動的歸屬感。［2］在未進行改革的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裏，共產黨領袖和思想家們稱自己的製度為“社會主義製度”，但這一事實恐怕不能成為效仿他們的理由。同樣是這些共產黨領袖和共產主義思想維護者也曾把自己的製度稱為“民主製度”。在改革前的蘇聯，“蘇聯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兩個詞語常常被作為幾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盡管把蘇聯的製度稱為社會主義製度並不像把它稱為民主製度那麽明顯荒謬，但蘇聯領導人——從列寧到契爾年科［3］——把蘇聯的製度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一事實並不能提供將這個定義作為有根據的分析術語的充足理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