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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即使如此，這些小共和國還是在蘇聯的周邊，它們的退出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因為留下的8—10個共和國仍占有原來聯盟90%的領土、人口和資源，這對於建立新的有生命力的蘇聯來說已經足夠了，甚至有聯合在俄羅斯周圍的幾個共和國就足夠了，正如一位曾在幾個月後參與取消蘇聯活動的民族領導人所說，新的聯盟可能“由4個共和國組成”。
無論絕大多數居民的意見多麽“親聯盟”，1990年春季以後各共和國的命運已經由它們各自的領袖和精英決定了，因為在舉行了地區選舉後，相當一部分權力從莫斯科轉到了各個地區，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希望保留聯盟，他們在戈巴契夫同9個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和土庫曼）領導人於1991年4月開始的新聯盟條約談判期間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以新奧加廖沃進程而著稱的這次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關於成立新的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的協議，所有9位共和國領導人都在擬於1991年8月20日正式簽署的條約上簽了名，其中包括幾個月後便取消了聯盟的3個人：鮑裏斯·葉爾欽、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戈巴契夫讓給各共和國的權力超出了他自己所願，但整個聯盟國家、當選的總統和議會以及武裝力量和經濟在條約中都保留下來。一切都考慮得很周到：舉行完條約簽訂儀式之後接著就要製定新憲法和進行選舉，甚至關於在條約簽訂儀式上誰應當坐在哪裏的爭執都得到很好的解決，還就條約文本專用紙張和紀念郵票達成了一致意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6)
這一切表明，關於拯救聯盟的新奧加廖沃嚐試的失敗證明聯盟不可改革這一常見的論據毫無意義。談判是有成效的：它與戈巴契夫的其他改革一樣在蘇聯製度範圍內進行，具有在三月全民公決中靠人民選擇獲得的合法地位和效力，並且是由國家大部分地區得到承認的多民族的領導者進行的，應當把當時的新奧加廖沃進程視為“精英共識”的變體，或者“協商實踐”的典範，許多政治學家認為，這種實踐是對政治製度進行有效的民主改革所必需的，就連葉爾欽身邊的一位著名民主政治家也預言說，條約的簽訂將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它必將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永世長存，成為革新後的聯盟極其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換句話說，後來條約沒有簽訂不是因為聯盟不可改革，而是因為莫斯科的一小撮高層官員在1991年8月19日組織了旨在阻撓對聯盟有效改革的武裝政變（而且武裝政變本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雖然政變很快就遭到挫敗，並且首先是因為其領導者不能堅決地使用已經集結到莫斯科的軍隊，但政變的後果使新奧加廖沃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這些後果大大削弱了戈巴契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葉爾欽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進一步膨脹，也使其他共和國領導人對莫斯科人的不可預料的行為產生了擔憂。
實際上，已經遭到失敗並且造成致命後果的八月叛亂既沒有平息人們旨在保留聯盟的政治衝動，也沒有消除蘇聯主要改革派維持並保留聯盟的希望。1991年9月初，12個加盟共和國的大約1900名代表重新參加了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在代表大會實際上自行解散後，9月5日全部政權轉給了國務委員會。——俄文編者注，10月簽署了關於新經濟聯盟的協議，葉爾欽在1991年11月還向公眾保證“聯盟必定存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7個共和國——如果不算已經獨立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話，應是大多數——繼續與戈巴契夫總統進行談判，10月25日似乎已就新聯盟條約達成協議，這一新聯盟條約與其說是聯邦條約，不如說是邦聯條約，不過還是保留了聯盟國家、總統製、議會、經濟和軍隊。但是兩周後，條約還是成了由少數陰謀家發動的、更加堅決而且順利的政變的犧牲品。
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關於蘇聯製度不可改革的論點既沒有概念根據（我們根本未找到），也沒有經驗根據。在這裏對歷史事件和事實的再次分析證明，到1991年時，蘇聯製度的大部分已經歷了深入的民主改造和市場改造的過程，當然，戈巴契夫時期蘇聯還沒有得到徹底改革，但它已處於“轉變”（這是一個經常被用來說明後蘇聯時期的術語）的狀態。關於蘇聯製度的“不可改革這一公理”所留下的全部東西就是一個武斷的結論：既然戈巴契夫的改革在所有人看來都是親蘇聯的和親社會主義的，那麽它不過就是一種“夢想”或“怪想”。這一意識形態偏見實際上與歷史分析毫無共同之處。
為什麽本文的結論與眾多專家多年來肯定的說法相反，認為這一製度顯然是可以改革的呢？在這方麵，是否如後來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寫的那樣，真的出現了“政治奇蹟”嗎？要說清這一點，就必須考慮到這樣一些相當重要的因素：源於20世紀20年代甚至1917年的反史達林主義思想的長期影響；尼基塔·赫魯雪夫的政治遺產，包括蘇共內部最早的改革派的產生；蘇聯精英對西方的日益坦誠的態度，對可選擇的發展道路（無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不斷擴展的認識；深刻的社會變化，蘇聯製度自下而上的非史達林主義化；引發官僚上層傾向改革情緒的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問題，最後是戈巴契夫在各方麵與眾不同的領導方法（這是不可低估的）。然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
無論絕大多數居民的意見多麽“親聯盟”，1990年春季以後各共和國的命運已經由它們各自的領袖和精英決定了，因為在舉行了地區選舉後，相當一部分權力從莫斯科轉到了各個地區，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希望保留聯盟，他們在戈巴契夫同9個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和土庫曼）領導人於1991年4月開始的新聯盟條約談判期間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以新奧加廖沃進程而著稱的這次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關於成立新的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的協議，所有9位共和國領導人都在擬於1991年8月20日正式簽署的條約上簽了名，其中包括幾個月後便取消了聯盟的3個人：鮑裏斯·葉爾欽、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戈巴契夫讓給各共和國的權力超出了他自己所願，但整個聯盟國家、當選的總統和議會以及武裝力量和經濟在條約中都保留下來。一切都考慮得很周到：舉行完條約簽訂儀式之後接著就要製定新憲法和進行選舉，甚至關於在條約簽訂儀式上誰應當坐在哪裏的爭執都得到很好的解決，還就條約文本專用紙張和紀念郵票達成了一致意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6)
這一切表明，關於拯救聯盟的新奧加廖沃嚐試的失敗證明聯盟不可改革這一常見的論據毫無意義。談判是有成效的：它與戈巴契夫的其他改革一樣在蘇聯製度範圍內進行，具有在三月全民公決中靠人民選擇獲得的合法地位和效力，並且是由國家大部分地區得到承認的多民族的領導者進行的，應當把當時的新奧加廖沃進程視為“精英共識”的變體，或者“協商實踐”的典範，許多政治學家認為，這種實踐是對政治製度進行有效的民主改革所必需的，就連葉爾欽身邊的一位著名民主政治家也預言說，條約的簽訂將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它必將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永世長存，成為革新後的聯盟極其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換句話說，後來條約沒有簽訂不是因為聯盟不可改革，而是因為莫斯科的一小撮高層官員在1991年8月19日組織了旨在阻撓對聯盟有效改革的武裝政變（而且武裝政變本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雖然政變很快就遭到挫敗，並且首先是因為其領導者不能堅決地使用已經集結到莫斯科的軍隊，但政變的後果使新奧加廖沃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這些後果大大削弱了戈巴契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葉爾欽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進一步膨脹，也使其他共和國領導人對莫斯科人的不可預料的行為產生了擔憂。
實際上，已經遭到失敗並且造成致命後果的八月叛亂既沒有平息人們旨在保留聯盟的政治衝動，也沒有消除蘇聯主要改革派維持並保留聯盟的希望。1991年9月初，12個加盟共和國的大約1900名代表重新參加了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在代表大會實際上自行解散後，9月5日全部政權轉給了國務委員會。——俄文編者注，10月簽署了關於新經濟聯盟的協議，葉爾欽在1991年11月還向公眾保證“聯盟必定存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7個共和國——如果不算已經獨立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話，應是大多數——繼續與戈巴契夫總統進行談判，10月25日似乎已就新聯盟條約達成協議，這一新聯盟條約與其說是聯邦條約，不如說是邦聯條約，不過還是保留了聯盟國家、總統製、議會、經濟和軍隊。但是兩周後，條約還是成了由少數陰謀家發動的、更加堅決而且順利的政變的犧牲品。
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關於蘇聯製度不可改革的論點既沒有概念根據（我們根本未找到），也沒有經驗根據。在這裏對歷史事件和事實的再次分析證明，到1991年時，蘇聯製度的大部分已經歷了深入的民主改造和市場改造的過程，當然，戈巴契夫時期蘇聯還沒有得到徹底改革，但它已處於“轉變”（這是一個經常被用來說明後蘇聯時期的術語）的狀態。關於蘇聯製度的“不可改革這一公理”所留下的全部東西就是一個武斷的結論：既然戈巴契夫的改革在所有人看來都是親蘇聯的和親社會主義的，那麽它不過就是一種“夢想”或“怪想”。這一意識形態偏見實際上與歷史分析毫無共同之處。
為什麽本文的結論與眾多專家多年來肯定的說法相反，認為這一製度顯然是可以改革的呢？在這方麵，是否如後來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寫的那樣，真的出現了“政治奇蹟”嗎？要說清這一點，就必須考慮到這樣一些相當重要的因素：源於20世紀20年代甚至1917年的反史達林主義思想的長期影響；尼基塔·赫魯雪夫的政治遺產，包括蘇共內部最早的改革派的產生；蘇聯精英對西方的日益坦誠的態度，對可選擇的發展道路（無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不斷擴展的認識；深刻的社會變化，蘇聯製度自下而上的非史達林主義化；引發官僚上層傾向改革情緒的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問題，最後是戈巴契夫在各方麵與眾不同的領導方法（這是不可低估的）。然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