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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這些過程應當予以特別關注，因為今天人們幾乎總是把這些變化同葉爾欽和後蘇聯的俄羅斯聯繫在一起。到1990年時，被稱為合作社的私營企業數量已達到20萬，其中的就業者將近500萬人，而這些企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為5%—6%，這一變化無論結果如何，畢竟進行了進入官名錄的官員和其他私人對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過程；許多城市中開設了商業銀行；出現了首批交易所；在市場機構建立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商業和金融精英，包括後來的“年輕富豪俱樂部”；為此一位美國記者在1991年年中撰寫並發表了一係列關於“蘇聯資本主義”的報導。西方專家可以認為戈巴契夫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治標辦法，但某些俄羅斯經濟學家在幾年後確認，“正是在他主政時期產生了後蘇聯的俄羅斯經濟活動的所有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一切正是產生於蘇聯經濟內部的轉型，證明蘇聯經濟是可以改革的。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5)
最後一個問題涉及舊的蘇聯製度最大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聯盟，或者確切地說多民族國家問題。戈巴契夫當時並未立刻意識到，他的政治和經濟改造可能對莫斯科同時控製15個加盟共和國的能力產生負麵影響，但到1990年他已相信，他的所有改革的結果以及他自己的命運都將取決於聯盟的命運；在執政的最後兩年裏，他變成了一個像林肯一樣的人物：他仍然充滿“保留聯盟”的決心，但他不是用強力手段、而是通過談判力求使已經聲名狼藉的“過於集中的單一製國家”變為真正自願的聯邦，當1991年12月蘇維埃聯盟壽終正寢，加入這一聯盟的各共和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時，這也意味著戈巴契夫的名為“改革”的漸進性改造已經完結。
能不能像戈巴契夫以及許多俄羅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1991年前後所說的那樣改革聯盟呢？有關這一“關鍵問題”的西方出版物受到兩種先入為主的觀點的影響。大多數西方人的評價，尤其是美國人的評價所特有的反蘇主義使他們確信（無論其“熱衷於種種過時論斷”的程度如何），蘇聯作為一個國家是註定要滅亡的；另一個先入為主的觀點也許並非有意的，而且它同語言或者表述有關，幾乎總能聽到（也許暗含著與1917年沙皇俄國滅亡的對比）聯盟已經“垮台”或者“瓦解”這樣一些術語，其意思是，存在著必然導致這種結果，因而實際上使蘇維埃國家不可能改革的內在原因。但是，如果以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聯盟怎樣和為什麽被取消、被解散或者幹脆不再存在，我們就會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偶然事件或某些客觀因素，因而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西方流行的關於聯盟不能改革的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一個嚴重的錯誤認識得出的。這一認識就是：蘇共的全國機關（以及它的垂直組織機構和下級機關無條件服從上級機關的原則）“僅靠自己就能保持住整個聯盟”。既然這個專製的黨由於戈巴契夫的改革失去了根基，也就不再存在能夠抵製離心力量的團結因素，所以“蘇聯的解體是不可避免的”。簡單地說，“沒有蘇共就沒有聯盟”。
當然用不著低估蘇共的作用，不過還有另外一些維護聯盟統一的因素，其中包括設在莫斯科並且在全國、在方方麵麵都有分支機構的聯盟中央主管經濟的各部委，這些部委也同蘇共一樣是維護聯盟統一的重要組織因素，也不應當低估有著自己的紀律和同化方法的全聯盟軍事機構的聯合作用，以及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的是全聯盟經濟本身，數十年來，15個加盟共和國的經濟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統一體，因為它們共同利用和依賴於同樣的自然資源、燃料和能源網、交通運輸體係，同樣的供貨者、生產者、消費者和資金來源，總之，“統一的蘇聯經濟空間”已經形成是人所公認的。
人的因素也不應當忽視，將“蘇聯人民”讚譽為統一民族的官方口號有些言過其實，但是，正如一些重要的消息人士所證實的那樣，它們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人工產物”，蘇聯包含數十或上百個民族群體，數百萬人組成混合婚姻，大約7500萬公民（人口的近1/3）居住在本民族區域之外，其中2500萬是俄羅斯人；共同的歷史經歷，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或者按莫斯科的說法，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共同經歷的慘重損失和勝利的喜悅，也是一種聯合因素；蘇聯60%以上的非俄羅斯居民能夠流利地講俄語，而其餘的人由於受到統一的教育體係的培養和聯盟大眾傳媒的影響，大多也對俄羅斯語言和文化有所了解。
如果改革的政策正確，再加上其他一些必要情況以及這些人數眾多、在1917年前後就已形成與俄羅斯共同生活習慣的一體化分子的存在，就算沒有蘇共的集中統治，也足以使聯盟的大部分保持統一；即使不考慮其他後果，僅聯盟的解體也使數千萬蘇聯公民失去很多東西，理解這一點無疑有助於解釋1991年3月全民公決的結果，按照一位美國專家的說法，那是一次“絕大多數人都贊成聯盟的投票”。
應當承認，戈巴契夫提出的取代蘇聯的自願聯邦不大可能把14個非俄羅斯共和國都聯合起來，戈巴契夫希望會是另一種情況，但他又承認事態可能如此發展，1990年4月通過的關於退出蘇聯的法律就證實了這一點。1940年被史達林紅軍兼併的波羅的海沿岸小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幾乎肯定願意恢復獨立，西部的摩爾達維亞希望重新與羅馬尼亞聯合（當然，1991年以後它改變了自己的決定），三個外高加索共和國中也可能有一兩個退出——這取決於一向敵對的亞美尼亞或亞塞拜然是否會向俄羅斯尋求保護，喬治亞是否需要莫斯科幫助它保持其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5)
最後一個問題涉及舊的蘇聯製度最大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聯盟，或者確切地說多民族國家問題。戈巴契夫當時並未立刻意識到，他的政治和經濟改造可能對莫斯科同時控製15個加盟共和國的能力產生負麵影響，但到1990年他已相信，他的所有改革的結果以及他自己的命運都將取決於聯盟的命運；在執政的最後兩年裏，他變成了一個像林肯一樣的人物：他仍然充滿“保留聯盟”的決心，但他不是用強力手段、而是通過談判力求使已經聲名狼藉的“過於集中的單一製國家”變為真正自願的聯邦，當1991年12月蘇維埃聯盟壽終正寢，加入這一聯盟的各共和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時，這也意味著戈巴契夫的名為“改革”的漸進性改造已經完結。
能不能像戈巴契夫以及許多俄羅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1991年前後所說的那樣改革聯盟呢？有關這一“關鍵問題”的西方出版物受到兩種先入為主的觀點的影響。大多數西方人的評價，尤其是美國人的評價所特有的反蘇主義使他們確信（無論其“熱衷於種種過時論斷”的程度如何），蘇聯作為一個國家是註定要滅亡的；另一個先入為主的觀點也許並非有意的，而且它同語言或者表述有關，幾乎總能聽到（也許暗含著與1917年沙皇俄國滅亡的對比）聯盟已經“垮台”或者“瓦解”這樣一些術語，其意思是，存在著必然導致這種結果，因而實際上使蘇維埃國家不可能改革的內在原因。但是，如果以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聯盟怎樣和為什麽被取消、被解散或者幹脆不再存在，我們就會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偶然事件或某些客觀因素，因而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西方流行的關於聯盟不能改革的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一個嚴重的錯誤認識得出的。這一認識就是：蘇共的全國機關（以及它的垂直組織機構和下級機關無條件服從上級機關的原則）“僅靠自己就能保持住整個聯盟”。既然這個專製的黨由於戈巴契夫的改革失去了根基，也就不再存在能夠抵製離心力量的團結因素，所以“蘇聯的解體是不可避免的”。簡單地說，“沒有蘇共就沒有聯盟”。
當然用不著低估蘇共的作用，不過還有另外一些維護聯盟統一的因素，其中包括設在莫斯科並且在全國、在方方麵麵都有分支機構的聯盟中央主管經濟的各部委，這些部委也同蘇共一樣是維護聯盟統一的重要組織因素，也不應當低估有著自己的紀律和同化方法的全聯盟軍事機構的聯合作用，以及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的是全聯盟經濟本身，數十年來，15個加盟共和國的經濟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統一體，因為它們共同利用和依賴於同樣的自然資源、燃料和能源網、交通運輸體係，同樣的供貨者、生產者、消費者和資金來源，總之，“統一的蘇聯經濟空間”已經形成是人所公認的。
人的因素也不應當忽視，將“蘇聯人民”讚譽為統一民族的官方口號有些言過其實，但是，正如一些重要的消息人士所證實的那樣，它們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人工產物”，蘇聯包含數十或上百個民族群體，數百萬人組成混合婚姻，大約7500萬公民（人口的近1/3）居住在本民族區域之外，其中2500萬是俄羅斯人；共同的歷史經歷，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或者按莫斯科的說法，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共同經歷的慘重損失和勝利的喜悅，也是一種聯合因素；蘇聯60%以上的非俄羅斯居民能夠流利地講俄語，而其餘的人由於受到統一的教育體係的培養和聯盟大眾傳媒的影響，大多也對俄羅斯語言和文化有所了解。
如果改革的政策正確，再加上其他一些必要情況以及這些人數眾多、在1917年前後就已形成與俄羅斯共同生活習慣的一體化分子的存在，就算沒有蘇共的集中統治，也足以使聯盟的大部分保持統一；即使不考慮其他後果，僅聯盟的解體也使數千萬蘇聯公民失去很多東西，理解這一點無疑有助於解釋1991年3月全民公決的結果，按照一位美國專家的說法，那是一次“絕大多數人都贊成聯盟的投票”。
應當承認，戈巴契夫提出的取代蘇聯的自願聯邦不大可能把14個非俄羅斯共和國都聯合起來，戈巴契夫希望會是另一種情況，但他又承認事態可能如此發展，1990年4月通過的關於退出蘇聯的法律就證實了這一點。1940年被史達林紅軍兼併的波羅的海沿岸小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幾乎肯定願意恢復獨立，西部的摩爾達維亞希望重新與羅馬尼亞聯合（當然，1991年以後它改變了自己的決定），三個外高加索共和國中也可能有一兩個退出——這取決於一向敵對的亞美尼亞或亞塞拜然是否會向俄羅斯尋求保護，喬治亞是否需要莫斯科幫助它保持其多民族國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