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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到1990年，不斷加深的分裂具有了“區域—組織”形式，各地的黨的組織開始像“俄羅斯套娃”俄羅斯傳統木製工藝品。通常由三、五至十個大小不等、形態各異的人物套疊而成。——編者注一樣一個個從蘇聯共產黨中跳出來，其中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的共產黨退出了蘇共，打算在各自的越來越受本地民族主義影響的共和國內與其他政治力量展開競爭；與此同時，黨的機關和其他保守分子逼迫戈巴契夫成立俄羅斯共產黨——名義上屬於蘇共，實際上受他們控製。形式上擁有60%蘇共黨員的俄羅斯共產黨，在改革支持者成立了自己的競選組織——俄羅斯共產黨人民主黨後實際上也立刻分裂了。
此後各方都已明白，蘇共正“孕育著”多黨製，正在產生的政黨的政治聲譜逐漸擴展為“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君主主義者”，誰都不知道會出現多少個政黨（戈巴契夫認為，1991年甚至連412名中央委員中也分化為“兩個、三個或者四個”政黨），不過它們當中隻有兩個最大的黨有影響力，即以戈巴契夫為首的主張改革並與社會民主黨十分相近的蘇共激進改革派，以及否定改革並且依然抱定傳統的共產主義信念和準則不放的各種保守勢力和新史達林主義勢力的組合。
正式“劃清界線”和“分道揚鑣”的可能性在1990年就已經議論過，但當時任何一方都不願這樣做，保守派沒有一位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十分強有力的領袖，而且他們對在1990年年中退出蘇共後影響力不斷增加的葉爾欽深感不安，其程度差不多（但不是完全）與他們對戈巴契夫深惡痛絕是一樣的。當時戈巴契夫身邊的一些顧問攛掇他和他的支持者們一起退出蘇共，或者將反對派開除出黨並進而組建公開的社會民主運動，但是，蘇共的領袖猶豫不決，戈巴契夫像任何一位領袖一樣不願分裂自己的黨，害怕失去聯盟黨的機關同安全機關和自己的對手的聯繫，直到1991年夏季，雙方才為正式“分手”“做好準備”，“分手”本來應該在11—12月舉行的黨的非常代表大會上進行，卻成了八月叛亂的又一個犧牲品。
一個龐大的共產黨分裂為兩個反對黨，正如戈巴契夫的戰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就私下建議（他至今仍對此深信不移）的那樣，本應是在蘇聯建立多黨製（而且比21世紀初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實行的多黨製更加牢固）的最可靠和最快速的辦法，如果實現意味著在戈巴契夫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所確定的那些原則問題上可以投各種票的“文明分手”，雙方就會在分道揚鑣後仍保留有相當多的成員、地方組織、出版機關以及蘇共的其他“共同財產”，而且兩個黨馬上就會成為蘇聯最大的和無可比擬的全國政黨，其影響力也會大大超過一群在後來數年裏把俄羅斯的政治景色搞得烏煙瘴氣、大多未必離開過其賴以成立的莫斯科門戶的“矮子‘黨’”（戈巴契夫當時根據一項內部調查資料相信，至少會有500—700萬蘇共黨員跟隨他參加新的黨）。
毫無疑問，原蘇共中的兩派會成為兩個有威望的組織，能夠在後來的地方、地區乃至全國的選舉中得到相當多選民的支持，而且在大多數蘇聯公民都認為共產黨對過去和現在的種種不幸負有罪責的情況下，分離後的兩個部分可以通過相互推卸責任和相互指責來免除部分罪責，實際上當時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同時雙方可以繼承蘇共的選舉優勢，例如：組織經驗，訓練有素的幹部，利用大眾傳媒的經驗，財政資源，甚至還有選民的信任。根據1990年進行的一些調查的資料來看，盡管當時有56%的蘇聯公民不相信蘇共，而不相信其他政黨的人則達到81%，34%的人仍認為共產黨比其他所有的政黨都好，考慮到社會上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當時從蘇共派生出的兩個黨完全有機會擴大自己的選民數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4)
戈巴契夫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基礎，可以使要求政治自由，同時又喜歡保留蘇聯製度下公民已享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以及舊製度其他成分的混合式或可調節市場經濟的千百萬蘇聯公民聯合起來，其中主要包括職業階層和其他中產階層、熟練工人、具有親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總之是一切仍然為社會主義者，但同時又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選舉結果來看，共產黨人—民主派和原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組成的潛在核心，完全能夠組織選舉運動並贏得選舉。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的話，會有利於搞清可能的和現實的前景。戈巴契夫沒能造就出或從蘇共中分離出能夠成為總統黨的那部分政治力量，這也是他的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如果戈巴契夫能夠在1990年7月的已經分裂的（實際上是多黨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利用有利時機做到這一點，他就不會在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國家遭遇危機、他的聲望急劇下降時陷入政治上孤立的境地。
與西方的看法相反，當時戈巴契夫的反對者、正統的共產黨人也擁有相當大的選舉潛力，他們堅持“健康的保守主義”觀念，完全可能得到數百萬官員、工廠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具有反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以及抱怨和不滿戈巴契夫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拘泥傳統者的支持，隨著改革對社會保障和其他基礎的“銷蝕”，自1985年以來不斷增長的不滿者的數量必然會持續增長，而且蘇共保守派還有一張王牌，就是自史達林時期以來保守的共產主義所特有的國家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逐漸成為越來越強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俄羅斯。
此後各方都已明白，蘇共正“孕育著”多黨製，正在產生的政黨的政治聲譜逐漸擴展為“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君主主義者”，誰都不知道會出現多少個政黨（戈巴契夫認為，1991年甚至連412名中央委員中也分化為“兩個、三個或者四個”政黨），不過它們當中隻有兩個最大的黨有影響力，即以戈巴契夫為首的主張改革並與社會民主黨十分相近的蘇共激進改革派，以及否定改革並且依然抱定傳統的共產主義信念和準則不放的各種保守勢力和新史達林主義勢力的組合。
正式“劃清界線”和“分道揚鑣”的可能性在1990年就已經議論過，但當時任何一方都不願這樣做，保守派沒有一位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十分強有力的領袖，而且他們對在1990年年中退出蘇共後影響力不斷增加的葉爾欽深感不安，其程度差不多（但不是完全）與他們對戈巴契夫深惡痛絕是一樣的。當時戈巴契夫身邊的一些顧問攛掇他和他的支持者們一起退出蘇共，或者將反對派開除出黨並進而組建公開的社會民主運動，但是，蘇共的領袖猶豫不決，戈巴契夫像任何一位領袖一樣不願分裂自己的黨，害怕失去聯盟黨的機關同安全機關和自己的對手的聯繫，直到1991年夏季，雙方才為正式“分手”“做好準備”，“分手”本來應該在11—12月舉行的黨的非常代表大會上進行，卻成了八月叛亂的又一個犧牲品。
一個龐大的共產黨分裂為兩個反對黨，正如戈巴契夫的戰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就私下建議（他至今仍對此深信不移）的那樣，本應是在蘇聯建立多黨製（而且比21世紀初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實行的多黨製更加牢固）的最可靠和最快速的辦法，如果實現意味著在戈巴契夫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所確定的那些原則問題上可以投各種票的“文明分手”，雙方就會在分道揚鑣後仍保留有相當多的成員、地方組織、出版機關以及蘇共的其他“共同財產”，而且兩個黨馬上就會成為蘇聯最大的和無可比擬的全國政黨，其影響力也會大大超過一群在後來數年裏把俄羅斯的政治景色搞得烏煙瘴氣、大多未必離開過其賴以成立的莫斯科門戶的“矮子‘黨’”（戈巴契夫當時根據一項內部調查資料相信，至少會有500—700萬蘇共黨員跟隨他參加新的黨）。
毫無疑問，原蘇共中的兩派會成為兩個有威望的組織，能夠在後來的地方、地區乃至全國的選舉中得到相當多選民的支持，而且在大多數蘇聯公民都認為共產黨對過去和現在的種種不幸負有罪責的情況下，分離後的兩個部分可以通過相互推卸責任和相互指責來免除部分罪責，實際上當時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同時雙方可以繼承蘇共的選舉優勢，例如：組織經驗，訓練有素的幹部，利用大眾傳媒的經驗，財政資源，甚至還有選民的信任。根據1990年進行的一些調查的資料來看，盡管當時有56%的蘇聯公民不相信蘇共，而不相信其他政黨的人則達到81%，34%的人仍認為共產黨比其他所有的政黨都好，考慮到社會上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當時從蘇共派生出的兩個黨完全有機會擴大自己的選民數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4)
戈巴契夫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基礎，可以使要求政治自由，同時又喜歡保留蘇聯製度下公民已享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以及舊製度其他成分的混合式或可調節市場經濟的千百萬蘇聯公民聯合起來，其中主要包括職業階層和其他中產階層、熟練工人、具有親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總之是一切仍然為社會主義者，但同時又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選舉結果來看，共產黨人—民主派和原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組成的潛在核心，完全能夠組織選舉運動並贏得選舉。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的話，會有利於搞清可能的和現實的前景。戈巴契夫沒能造就出或從蘇共中分離出能夠成為總統黨的那部分政治力量，這也是他的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如果戈巴契夫能夠在1990年7月的已經分裂的（實際上是多黨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利用有利時機做到這一點，他就不會在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國家遭遇危機、他的聲望急劇下降時陷入政治上孤立的境地。
與西方的看法相反，當時戈巴契夫的反對者、正統的共產黨人也擁有相當大的選舉潛力，他們堅持“健康的保守主義”觀念，完全可能得到數百萬官員、工廠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具有反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以及抱怨和不滿戈巴契夫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拘泥傳統者的支持，隨著改革對社會保障和其他基礎的“銷蝕”，自1985年以來不斷增長的不滿者的數量必然會持續增長，而且蘇共保守派還有一張王牌，就是自史達林時期以來保守的共產主義所特有的國家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逐漸成為越來越強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