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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蘇共黨的機關——莫斯科中央機構中的大約1800名工作人員和黨的係統各級機構中的數十萬名工作人員——可改革還是不可改革？這一問題未必有意義，因為到1990年時，由於實行戈巴契夫的政策，黨的機關已經失去其大多數權利和特權（在這方麵非常能說明問題的是，葉戈爾·利加喬夫——黨的機關的主要代表、戈巴契夫過去的盟友越來越反對改革），作為這一機關的總指揮部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已停止工作，各部委黨委要麽解散，要麽失去作用，基層國家機關中，黨委的權力則轉到選舉出的蘇維埃手中；在外省，這一過程進行得相當緩慢，當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行使了幾十年的權力正式轉給新的蘇聯議會和總統後，這一過程有了推動力，因為它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了；黨的機關的控製力和影響力甚至在黨內也大大降低，1990年，黨的機關的首腦——過去由黨內寡頭秘密挑選的總書記首次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公開選舉。
也許戈巴契夫仍然害怕“這隻可惡的瘋狗”，但是這個機關其實已經變成了一隻紙老虎，遇到選舉改革後，它便處於“心理休克狀態”，“完全不知所措”。隨著這一機關在黨的係統中作用的減小和組織結構的瓦解，它的一些代表試圖採取某些步驟反對戈巴契夫，但這並未產生特別的效果，反對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主管經濟的各部、軍隊、克格勃，甚至在議會。1991年的事件非常可悲地表明了當時黨的機關的作用已經多麽微不足道，盡管它的大多數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員都支持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但是與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策劃政變的並不是這個機關，它甚至可能事先都不知道此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3)
與蘇共黨的機關不同的是，它所造就的共產黨官僚階層大多都比蘇聯活得長久，僅僅這一事實就比任何關於它的適應能力的簡單結論都有說服力。在全聯盟的數百萬進入官名錄的幹部中，許多人後來成了管理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其他職業精英的代表，也就是說，成了中產階級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蘇聯社會的這一巨大階層雖然名義上都是由共產黨員構成，並且因此都帶有相同的烙印，但它與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也有由特權、職業、年齡、教育、地理位置和政治觀點形成的內在區別。
因此，認為黨和國家官僚完全不可改革是毫無意義的，就連它的上層代表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反應也截然不同，並在各方麵都存有分歧。1990年，在政治聲譜的各個部分都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從左派到右派，其中許多人還成了反對改革的先鋒。不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蘇聯和後蘇聯的主要改革者幾乎都來自於這一官僚階層，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鮑裏斯·葉爾欽以及他們周圍的許多人。1991年以後，原蘇聯官員構成了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私有者精英的基礎，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甚至進入了今天被稱為“激進改革派”的人之列，而它的更為年輕一代的代表——弗拉基米爾·普京，後來則成為21世紀俄羅斯的第一位總統。
認為蘇共1900萬普通黨員“不可改革”就更沒有道理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來看，與未入黨的蘇聯公民沒有什麽區別，他們在改革年代的表現也各不相同，到1991年年中，約有400萬人退黨，主要是因為黨籍已失去任何意義，留下來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也有戈巴契夫政策的積極擁護者，他們從一開始就支持戈巴契夫並在各地開展反對黨的機關的鬥爭，其他許多人則成了黨內外反改革運動的社會基礎。
關於蘇共可否改革、關於戈巴契夫民主化政策的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能否從蘇共內部或者在其基礎上產生作為改革後的蘇聯製度一部分的、名副其實的、有競爭力的議會政黨。我們用“政黨”這一寬泛的概念來稱謂的那個東西，在其存在的80年歷史的各個時期曾具有不同的內容：沙皇俄國時期的地下活動；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選民支持、取得勝利的組織；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專製，但也存在圍繞政策和權力問題的公開派別鬥爭的因素；20世紀30年代在史達林統治下相當稀鬆、怯懦的官僚製度；戰爭年代與德國侵略者鬥爭的軍事化結構和工具；20世紀50—60年代在史達林去世後積聚力量的寡頭統治機關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官僚製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發生這一切形變之後，當時的戈巴契夫還需要一個形變：黨或者它的大部分成為能夠在“嚴格按民主程序進行的”選舉中獲勝的“正常的政治組織”。達到這一目的後產生了一些後果，他對這些後果可能沒有完全預見到，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它們。這意味著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戈巴契夫在1987年就開始這樣做了，當時他呼籲蘇共實行民主化，從而使蘇共內部其他政黨派別（可能是反對黨）的萌芽能夠產生和發展。這意味著蘇共“堅如磐石團結”的神話的破滅和進入“分裂時期”的危險，盡管如此，這一過程仍然迅猛地向前發展，直至因1991年年底的事件而突然打斷。
早在1988年年初，蘇共的分裂就已經相當嚴重，中央的兩個最有影響的定期出版物——《真理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之間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論戰，維護基本“原則”（包括新史達林主義“原則”）的《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強烈反對戈巴契夫改革的長篇文章，《真理報》則以更加堅決的回擊來捍衛反史達林主義的、民主的改革；在兩個月後舉行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相互之間進行了自20世紀20年代黨內爭論以來的首次公開爭論，此次中央會議變成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戰場”。1989年3月，蘇共全黨都在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當選證書而混爭，雖然87%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同一個黨的黨員，但他們的政治觀點卻大相逕庭，難怪當時戈巴契夫說，黨的統一路線再也不存在了。
也許戈巴契夫仍然害怕“這隻可惡的瘋狗”，但是這個機關其實已經變成了一隻紙老虎，遇到選舉改革後，它便處於“心理休克狀態”，“完全不知所措”。隨著這一機關在黨的係統中作用的減小和組織結構的瓦解，它的一些代表試圖採取某些步驟反對戈巴契夫，但這並未產生特別的效果，反對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主管經濟的各部、軍隊、克格勃，甚至在議會。1991年的事件非常可悲地表明了當時黨的機關的作用已經多麽微不足道，盡管它的大多數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員都支持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但是與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策劃政變的並不是這個機關，它甚至可能事先都不知道此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3)
與蘇共黨的機關不同的是，它所造就的共產黨官僚階層大多都比蘇聯活得長久，僅僅這一事實就比任何關於它的適應能力的簡單結論都有說服力。在全聯盟的數百萬進入官名錄的幹部中，許多人後來成了管理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其他職業精英的代表，也就是說，成了中產階級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蘇聯社會的這一巨大階層雖然名義上都是由共產黨員構成，並且因此都帶有相同的烙印，但它與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也有由特權、職業、年齡、教育、地理位置和政治觀點形成的內在區別。
因此，認為黨和國家官僚完全不可改革是毫無意義的，就連它的上層代表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反應也截然不同，並在各方麵都存有分歧。1990年，在政治聲譜的各個部分都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從左派到右派，其中許多人還成了反對改革的先鋒。不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蘇聯和後蘇聯的主要改革者幾乎都來自於這一官僚階層，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鮑裏斯·葉爾欽以及他們周圍的許多人。1991年以後，原蘇聯官員構成了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私有者精英的基礎，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甚至進入了今天被稱為“激進改革派”的人之列，而它的更為年輕一代的代表——弗拉基米爾·普京，後來則成為21世紀俄羅斯的第一位總統。
認為蘇共1900萬普通黨員“不可改革”就更沒有道理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來看，與未入黨的蘇聯公民沒有什麽區別，他們在改革年代的表現也各不相同，到1991年年中，約有400萬人退黨，主要是因為黨籍已失去任何意義，留下來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也有戈巴契夫政策的積極擁護者，他們從一開始就支持戈巴契夫並在各地開展反對黨的機關的鬥爭，其他許多人則成了黨內外反改革運動的社會基礎。
關於蘇共可否改革、關於戈巴契夫民主化政策的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能否從蘇共內部或者在其基礎上產生作為改革後的蘇聯製度一部分的、名副其實的、有競爭力的議會政黨。我們用“政黨”這一寬泛的概念來稱謂的那個東西，在其存在的80年歷史的各個時期曾具有不同的內容：沙皇俄國時期的地下活動；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選民支持、取得勝利的組織；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專製，但也存在圍繞政策和權力問題的公開派別鬥爭的因素；20世紀30年代在史達林統治下相當稀鬆、怯懦的官僚製度；戰爭年代與德國侵略者鬥爭的軍事化結構和工具；20世紀50—60年代在史達林去世後積聚力量的寡頭統治機關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官僚製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發生這一切形變之後，當時的戈巴契夫還需要一個形變：黨或者它的大部分成為能夠在“嚴格按民主程序進行的”選舉中獲勝的“正常的政治組織”。達到這一目的後產生了一些後果，他對這些後果可能沒有完全預見到，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它們。這意味著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戈巴契夫在1987年就開始這樣做了，當時他呼籲蘇共實行民主化，從而使蘇共內部其他政黨派別（可能是反對黨）的萌芽能夠產生和發展。這意味著蘇共“堅如磐石團結”的神話的破滅和進入“分裂時期”的危險，盡管如此，這一過程仍然迅猛地向前發展，直至因1991年年底的事件而突然打斷。
早在1988年年初，蘇共的分裂就已經相當嚴重，中央的兩個最有影響的定期出版物——《真理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之間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論戰，維護基本“原則”（包括新史達林主義“原則”）的《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強烈反對戈巴契夫改革的長篇文章，《真理報》則以更加堅決的回擊來捍衛反史達林主義的、民主的改革；在兩個月後舉行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相互之間進行了自20世紀20年代黨內爭論以來的首次公開爭論，此次中央會議變成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戰場”。1989年3月，蘇共全黨都在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當選證書而混爭，雖然87%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同一個黨的黨員，但他們的政治觀點卻大相逕庭，難怪當時戈巴契夫說，黨的統一路線再也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