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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舊的蘇聯製度的主要組成部分中究竟有哪些在戈巴契夫時期得到了改革呢？
首先從官方意識形態來說，這恐怕不會令人產生懷疑。到20世紀90年代初，占主導地位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史達林主義（其次是列寧主義）的僵化教條，基本上已讓位於社會民主主義和其他親西方的“包羅萬象的”觀念，這些觀念與自由主義民主觀念沒有什麽區別；從前被視為異端邪說的東西成了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得到了剛剛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甚至共產黨例行代表大會的贊同（盡管它在思想上還未完全轉變）；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意識形態在那些曾經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例如教育和共產黨的官方出版領域，已不再是強製性的；觀念的“多元化”，包括宗教觀念的“多元化”，從此成了時興的官方口號並越來越明顯地變為現實。
下一個更加重要的改革是取消蘇共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社會討論、選拔領導幹部和製定政策等方麵的壟斷。到1990年，由於實行戈巴契夫的政策，實際上取消了書報檢查製度，確定了自由選舉、政治組織自由並成立了真正的議會，所以這些民主變化的規模已經非常大，就連某些西方學者都把它們稱為製度內部的“革命”。在列寧時期形成的蘇共的專製以及蘇共官方代表在各級蘇維埃係統中所起的決定作用，70年來（除了由於不難理解的原因而出現的史達林恐怖時期）一直是蘇聯政治的基石，在遺留給戈巴契夫的“行政指令體製”中，蘇共的全國機關仍然是總指揮和擁有無限權力的行政首長，但是僅僅5年情況就發生了根本變化：製度已不再是列寧主義的，或者如某些人所說，不再是共產主義的。
然而，這一總的結論還需要更具體的說明。在這樣一個有著文化多樣性的大國中，始於莫斯科的政治改革必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結果——從俄羅斯各個中心城市和西部的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的快速民主化，到中亞各共和國黨的專製的不太明顯的變化；此外，即使在民主化已取得相當大成就的地方，蘇共也並未完全徹底地退出政治舞台，蘇共擁有數百萬黨員，幾乎在每一個機關和每一個企業都設有基層組織，具有長期控製軍隊和其他強力機構、巨大的財政資源以及對國民施加一貫影響的經驗，所以它仍然是國內的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雖然政治犯已獲得自由，人權已受到重視，各級安全機關已成為社會越來越集中關注的對象，但克格勃仍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實際上還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機關。
盡管如此，曾經長期屬於蘇共的權力在議會、新的總統機構和後來真正選舉產生的地方蘇維埃之間的再分配過程還是有了相當大的進展。戈巴契夫在1990年的蘇共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並未誇大其詞：“蘇共對權力和管理的壟斷已經結束”，非壟斷化過程還消除了蘇聯製度的一個陳舊特點——虛假的民主政治，從前被趕入地下的廣泛的、多種聲音的政治聲譜現在幾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組織起來的反對派，幾十個潛在的政黨，大規模的遊行、罷工，不受檢查的出版物——這一切在70年中受到壓製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並迅速向全國擴展，當時戈巴契夫已經距離真理不遠了，因為他驕傲地看到，蘇聯突然變成了“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社會”。
俄羅斯過去也有過深入的（命運攸關的——1917年的）政治化過程，但這一過程還從未得到過執政當局的支持或立憲政體的青睞。立憲製和合法性完全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特點。俄羅斯有過不少法律甚至憲法（無論是1917年以前還是以後），但它們實際上並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憲法秩序和受法律限製的權力，權力一貫集中在最高領導者手中並通過官僚主義的指令和決定來行使（據統計，1988年由各部作出的決定就有近100萬項）。
這就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獨特實質之所在，國家在把蘇共原有的無限權力與“社會主義的製衡製度”區分開來的基礎上從專製轉向尚未成熟的民主的整個過程，都是在現有的、逐漸完善的憲法程序範圍內進行的，盡管民主政體所需要的法律文化和政治傳統不可能一下子產生，但基礎已經奠定，例如，1990年9月，新建立的憲法法院撤消了戈巴契夫最初發布的一個總統令，而他也隻能服從。
為什麽在取得這些顯著成就的情況下，人們還總說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失敗了呢？通常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共產黨這個舊製度的支柱似乎是不可改革的，這一總的結論極不準確。第一，這一看法把蘇聯的製度完全等同於蘇聯共產黨，這樣一來，似乎前者離開後者就不可能存在；第二，這一看法把黨視為一個統一的均質體。
在20世紀80年代末，蘇共仍擁有巨大的統治範圍（vastrealm），它由四個相互聯繫但同時又有極大差別的共同體構成：相對來說不大的領導機構——以專製手段控製全黨（盡管控製力越來越小）、非常官僚化的聲名狼藉的國家機關；這個機關占據了蘇聯製度下一切重要崗位的眾多大小官員；大約1900萬普通黨員（其中許多人入黨是為了升官或者是出於隨波逐流的心理）；還有至少兩個隱藏在陰影下的秘密政黨——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堅如磐石的”一黨製的改革黨和保守黨。當然，蘇共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的反應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從官方意識形態來說，這恐怕不會令人產生懷疑。到20世紀90年代初，占主導地位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史達林主義（其次是列寧主義）的僵化教條，基本上已讓位於社會民主主義和其他親西方的“包羅萬象的”觀念，這些觀念與自由主義民主觀念沒有什麽區別；從前被視為異端邪說的東西成了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得到了剛剛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甚至共產黨例行代表大會的贊同（盡管它在思想上還未完全轉變）；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意識形態在那些曾經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例如教育和共產黨的官方出版領域，已不再是強製性的；觀念的“多元化”，包括宗教觀念的“多元化”，從此成了時興的官方口號並越來越明顯地變為現實。
下一個更加重要的改革是取消蘇共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社會討論、選拔領導幹部和製定政策等方麵的壟斷。到1990年，由於實行戈巴契夫的政策，實際上取消了書報檢查製度，確定了自由選舉、政治組織自由並成立了真正的議會，所以這些民主變化的規模已經非常大，就連某些西方學者都把它們稱為製度內部的“革命”。在列寧時期形成的蘇共的專製以及蘇共官方代表在各級蘇維埃係統中所起的決定作用，70年來（除了由於不難理解的原因而出現的史達林恐怖時期）一直是蘇聯政治的基石，在遺留給戈巴契夫的“行政指令體製”中，蘇共的全國機關仍然是總指揮和擁有無限權力的行政首長，但是僅僅5年情況就發生了根本變化：製度已不再是列寧主義的，或者如某些人所說，不再是共產主義的。
然而，這一總的結論還需要更具體的說明。在這樣一個有著文化多樣性的大國中，始於莫斯科的政治改革必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結果——從俄羅斯各個中心城市和西部的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的快速民主化，到中亞各共和國黨的專製的不太明顯的變化；此外，即使在民主化已取得相當大成就的地方，蘇共也並未完全徹底地退出政治舞台，蘇共擁有數百萬黨員，幾乎在每一個機關和每一個企業都設有基層組織，具有長期控製軍隊和其他強力機構、巨大的財政資源以及對國民施加一貫影響的經驗，所以它仍然是國內的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雖然政治犯已獲得自由，人權已受到重視，各級安全機關已成為社會越來越集中關注的對象，但克格勃仍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實際上還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機關。
盡管如此，曾經長期屬於蘇共的權力在議會、新的總統機構和後來真正選舉產生的地方蘇維埃之間的再分配過程還是有了相當大的進展。戈巴契夫在1990年的蘇共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並未誇大其詞：“蘇共對權力和管理的壟斷已經結束”，非壟斷化過程還消除了蘇聯製度的一個陳舊特點——虛假的民主政治，從前被趕入地下的廣泛的、多種聲音的政治聲譜現在幾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組織起來的反對派，幾十個潛在的政黨，大規模的遊行、罷工，不受檢查的出版物——這一切在70年中受到壓製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並迅速向全國擴展，當時戈巴契夫已經距離真理不遠了，因為他驕傲地看到，蘇聯突然變成了“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社會”。
俄羅斯過去也有過深入的（命運攸關的——1917年的）政治化過程，但這一過程還從未得到過執政當局的支持或立憲政體的青睞。立憲製和合法性完全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特點。俄羅斯有過不少法律甚至憲法（無論是1917年以前還是以後），但它們實際上並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憲法秩序和受法律限製的權力，權力一貫集中在最高領導者手中並通過官僚主義的指令和決定來行使（據統計，1988年由各部作出的決定就有近100萬項）。
這就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獨特實質之所在，國家在把蘇共原有的無限權力與“社會主義的製衡製度”區分開來的基礎上從專製轉向尚未成熟的民主的整個過程，都是在現有的、逐漸完善的憲法程序範圍內進行的，盡管民主政體所需要的法律文化和政治傳統不可能一下子產生，但基礎已經奠定，例如，1990年9月，新建立的憲法法院撤消了戈巴契夫最初發布的一個總統令，而他也隻能服從。
為什麽在取得這些顯著成就的情況下，人們還總說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失敗了呢？通常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共產黨這個舊製度的支柱似乎是不可改革的，這一總的結論極不準確。第一，這一看法把蘇聯的製度完全等同於蘇聯共產黨，這樣一來，似乎前者離開後者就不可能存在；第二，這一看法把黨視為一個統一的均質體。
在20世紀80年代末，蘇共仍擁有巨大的統治範圍（vastrealm），它由四個相互聯繫但同時又有極大差別的共同體構成：相對來說不大的領導機構——以專製手段控製全黨（盡管控製力越來越小）、非常官僚化的聲名狼藉的國家機關；這個機關占據了蘇聯製度下一切重要崗位的眾多大小官員；大約1900萬普通黨員（其中許多人入黨是為了升官或者是出於隨波逐流的心理）；還有至少兩個隱藏在陰影下的秘密政黨——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堅如磐石的”一黨製的改革黨和保守黨。當然，蘇共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的反應是各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