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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們普遍認為，改革不是一種簡單的改變，而是通常通過擴大人們的政治自由或經濟自由的範圍（或者同時擴大這兩方麵的自由範圍）使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這不是對現有秩序的革命或全麵改變，而是在廣泛的歷史、製度架構和文化維度上逐漸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製度。在蘇聯問題研究者的著作中常常可以見到關於“真正的改革”應當迅速而又全麵的論點，按照這種論點來看，諸如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在幾十年過程中逐步實現的英國和美國選舉權利、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擴大以及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新政”都不是“真正的改革”。還應當記住，盡管現在越來越多地出現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場化，但是改革並非總是、並非必然意味著民主化和市場化。
這種認識中有一種歷史上形成的錯誤觀點，蘇聯製度是不可改革的，它經歷的隻有“不成功的改革嚐試”。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明顯擴大了蘇聯大多數公民的經濟自由，並在較小程度上擴大了他們的政治自由；而赫魯雪夫的政策也帶來了20世紀50—60年代一係列積極的、長久的改變，許多西方專家顯然認為這是蘇聯改革的可能性的極限，他們指出，戈巴契夫提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與維護蘇聯製度的反民主的歷史聖像——十月革命和列寧是不能並存的。
但是，這一觀點缺乏比較透視。法國人和美國人已逐漸改變了各自的民族革命的方式，為的是使其符合當代的價值觀，為什麽民主的俄羅斯民族卻不能逐漸原諒雖然壓製過民主、但畢竟還擁護民主的列寧和蘇聯製度的其他創始人呢？應當原諒這些由於在1914年以前尚無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力而出現的時代造就的人物，要知道，就連美國人都原諒了他們的奴隸製創始人（奴隸主總統曾領導美國近50年，沒有奴隸但擁護奴隸製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間更長，美國甚至在建造國會大廈和白宮時都曾使用過奴隸勞動）。實際上，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作用的這種重新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經在全國流行，即成為更加廣泛的“懺悔”過程的一部分。
如同對待改革一樣，為了準確地給“蘇聯的製度”這一概念下一個定義，首先需要摒棄一切臆斷的和不確切的東西，其中最常見的是將蘇聯的製度同“共產主義”混為一談，例如“共產主義是不可能改革的”這一著名公理，這裏提到的共產主義是一個無法理解、毫無意義的空洞的分析概念。從來沒有一位蘇聯領導人公開說過這種共產主義曾經在自己的國家或其他什麽地方存在，他們說的隻是社會主義——而蘇聯的最後一位領導人甚至對這一點都產生了懷疑。“共產主義的”其實就是賦予官方意識形態、執政黨和所宣布目標的一個名稱，這一術語的意義取決於具體的領導者並且經常發生很大變化，實際上什麽都可以表示，例如，戈巴契夫在1990年下過定論，認為“共產主義”這一概念表明“循序漸進地走向民主和提出高於一切的共同價值”。西方觀察家可能不了解抽象的“共產主義”與現實的蘇聯製度即“蘇維埃製度”的全部生活之間的差別，但蘇聯（後來是俄羅斯）的公民明白，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戈巴契夫是一致的，“共產主義不等於蘇維埃聯盟”。
為了給蘇聯的製度一個準確的定義和評價，就要和分析其他任何製度一樣，從它的各個運行部分、特別是基本製度架構和實際情況的角度來分析它，而不能把它視為抽象概念和意識形態的人為產物。在西方的蘇聯問題出版物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這類概念和人為產物有六種：官方的不可違背的意識形態；極端極權主義的執政蘇共；黨藉助政治警察在同政治有關的一切方麵實行的專政；假民主的蘇維埃的全國金字塔權力體係；國家對經濟和全部重要財產的壟斷性控製；實際上是受莫斯科控製的單一製國家的多民族共和國聯邦（或聯盟）。
要是問蘇聯的製度能否改革，那就等於問它的這些基礎部分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能否改革。如果像某些人那樣沒有考慮到這一製度是一整塊不可分割的“巨石”，或者沒有考慮到蘇共是它主要的和基本的構成部分，就會愚蠢地認為某些部分的變形或改變可使這一製度不再是蘇聯式的，這種邏輯方法沒有被用來看待其他製度的改革，蘇聯的歷史也沒有為它提供根據，這一製度的基原即1917年式的蘇維埃是由人民、多黨製機構選舉產生的，隻是後來才變為某種別的東西，1930年以前，經濟中並沒有壟斷性控製，而且存在著市場，曾在25年中一直是蘇聯製度基本特徵的史達林時期大規模恐怖行動在20世紀50年代結束時，誰都不懷疑蘇聯製度仍然是蘇聯式的。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2)
蘇聯在1990年以前出現的關於進行製度內部必要和可行的改革的構想是多種多樣的，但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許多支持者卻堅持認為，這些構想可以而且應當包含多黨製民主、擁有混合形式的所有製——國家所有製和私人所有製的市場經濟以及真正的共和國聯邦。這些當代的觀點和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表明，要使改革後的製度仍然是蘇聯式的或者被視為蘇聯式的，就必須在製度內以某種形式保留四種主要因素：國家的（盡管不一定已經明確形成和被所有人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它會使人繼續緬懷1917年的事件和人物以及在1918年以前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由來已久的列寧運動；體現政治主權的架構延續性和憲法根源的蘇維埃製度；與市場經濟中的私人所有製相結合的國家所有製形式以及一係列社會權利和保障——這些權利和保障非常多，足以使經濟稱得上社會主義經濟並且與西方所說的福利國家（welfarestate）不相上下；俄羅斯起碼與幾個蘇維埃共和國（原本是4個，後來逐漸增加到15個）結成的聯盟。
這種認識中有一種歷史上形成的錯誤觀點，蘇聯製度是不可改革的，它經歷的隻有“不成功的改革嚐試”。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明顯擴大了蘇聯大多數公民的經濟自由，並在較小程度上擴大了他們的政治自由；而赫魯雪夫的政策也帶來了20世紀50—60年代一係列積極的、長久的改變，許多西方專家顯然認為這是蘇聯改革的可能性的極限，他們指出，戈巴契夫提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與維護蘇聯製度的反民主的歷史聖像——十月革命和列寧是不能並存的。
但是，這一觀點缺乏比較透視。法國人和美國人已逐漸改變了各自的民族革命的方式，為的是使其符合當代的價值觀，為什麽民主的俄羅斯民族卻不能逐漸原諒雖然壓製過民主、但畢竟還擁護民主的列寧和蘇聯製度的其他創始人呢？應當原諒這些由於在1914年以前尚無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力而出現的時代造就的人物，要知道，就連美國人都原諒了他們的奴隸製創始人（奴隸主總統曾領導美國近50年，沒有奴隸但擁護奴隸製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間更長，美國甚至在建造國會大廈和白宮時都曾使用過奴隸勞動）。實際上，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作用的這種重新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經在全國流行，即成為更加廣泛的“懺悔”過程的一部分。
如同對待改革一樣，為了準確地給“蘇聯的製度”這一概念下一個定義，首先需要摒棄一切臆斷的和不確切的東西，其中最常見的是將蘇聯的製度同“共產主義”混為一談，例如“共產主義是不可能改革的”這一著名公理，這裏提到的共產主義是一個無法理解、毫無意義的空洞的分析概念。從來沒有一位蘇聯領導人公開說過這種共產主義曾經在自己的國家或其他什麽地方存在，他們說的隻是社會主義——而蘇聯的最後一位領導人甚至對這一點都產生了懷疑。“共產主義的”其實就是賦予官方意識形態、執政黨和所宣布目標的一個名稱，這一術語的意義取決於具體的領導者並且經常發生很大變化，實際上什麽都可以表示，例如，戈巴契夫在1990年下過定論，認為“共產主義”這一概念表明“循序漸進地走向民主和提出高於一切的共同價值”。西方觀察家可能不了解抽象的“共產主義”與現實的蘇聯製度即“蘇維埃製度”的全部生活之間的差別，但蘇聯（後來是俄羅斯）的公民明白，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戈巴契夫是一致的，“共產主義不等於蘇維埃聯盟”。
為了給蘇聯的製度一個準確的定義和評價，就要和分析其他任何製度一樣，從它的各個運行部分、特別是基本製度架構和實際情況的角度來分析它，而不能把它視為抽象概念和意識形態的人為產物。在西方的蘇聯問題出版物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這類概念和人為產物有六種：官方的不可違背的意識形態；極端極權主義的執政蘇共；黨藉助政治警察在同政治有關的一切方麵實行的專政；假民主的蘇維埃的全國金字塔權力體係；國家對經濟和全部重要財產的壟斷性控製；實際上是受莫斯科控製的單一製國家的多民族共和國聯邦（或聯盟）。
要是問蘇聯的製度能否改革，那就等於問它的這些基礎部分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能否改革。如果像某些人那樣沒有考慮到這一製度是一整塊不可分割的“巨石”，或者沒有考慮到蘇共是它主要的和基本的構成部分，就會愚蠢地認為某些部分的變形或改變可使這一製度不再是蘇聯式的，這種邏輯方法沒有被用來看待其他製度的改革，蘇聯的歷史也沒有為它提供根據，這一製度的基原即1917年式的蘇維埃是由人民、多黨製機構選舉產生的，隻是後來才變為某種別的東西，1930年以前，經濟中並沒有壟斷性控製，而且存在著市場，曾在25年中一直是蘇聯製度基本特徵的史達林時期大規模恐怖行動在20世紀50年代結束時，誰都不懷疑蘇聯製度仍然是蘇聯式的。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聯的製度能不能改革？(2)
蘇聯在1990年以前出現的關於進行製度內部必要和可行的改革的構想是多種多樣的，但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許多支持者卻堅持認為，這些構想可以而且應當包含多黨製民主、擁有混合形式的所有製——國家所有製和私人所有製的市場經濟以及真正的共和國聯邦。這些當代的觀點和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表明，要使改革後的製度仍然是蘇聯式的或者被視為蘇聯式的，就必須在製度內以某種形式保留四種主要因素：國家的（盡管不一定已經明確形成和被所有人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它會使人繼續緬懷1917年的事件和人物以及在1918年以前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由來已久的列寧運動；體現政治主權的架構延續性和憲法根源的蘇維埃製度；與市場經濟中的私人所有製相結合的國家所有製形式以及一係列社會權利和保障——這些權利和保障非常多，足以使經濟稱得上社會主義經濟並且與西方所說的福利國家（welfarestate）不相上下；俄羅斯起碼與幾個蘇維埃共和國（原本是4個，後來逐漸增加到15個）結成的聯盟。